自由，包含「選擇的權力」。這個詮釋是否完美，也許就在我們對自由的反問中有了答案，「如果自由是選擇，那麼選擇少，或者沒有選擇是否意味著失去自由？」

看得見與看不見

婁燁的作品《推拿》，讓我想起兩部作品，一個是電影《盲流感》（Blindness），世界流行一種傳染病，得到的人都會失明，女主角本身因體質特殊，所以她依舊保有正常人的視覺。但為了融入社會，她選擇隱藏自己「正常」，但不合群的能力，直到和一些值得信賴，不以利用她為目的的朋友相遇，以及面對部份企圖剝奪他人權益，滿足私利的失明者迫害，她才對少部份人坦承自己的特殊性。

另一部作品是則日本作家的短篇小說，內容描述一位橄欖球選手受傷住院，但因為一些醫院方面的問題，他和一群弱智住在同個病房。有天夜裡，他發現護士會幫這些弱智者打手槍，將之是為工作的一部分。橄欖球選手鼓舞這些弱智者，要他們活得更有尊嚴，拒絕護士幫自己手淫。後來弱智者們響應他的理念，直到有天橄欖球選手出院，他們失去了意見領袖，意志日漸軟弱。慢慢地，一切又恢復往常，幾個夜裡，護士會幫這些弱智者打手槍。

自由的辯證

在《推拿》中，婁燁描述的，正是一群被剝奪者。

盲人，有些是先天失去視力，有些是後天造成。無論先天或後天，相較正常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權力的被剝奪者。多數人都能看得到，看得到是正常，失去權力，等於失去正常。失去正常，意味著失去人的本質，變得不像人，變成一種獨特的存在。但這種獨特不是令人稱羨的，而是在這個「正常人」充斥的社會，活得綁手綁腳。

部份的自由被剝奪，有時比完整的自由被剝奪更讓人痛苦，就像介於生與死之間，就像貧窮的程度接近可以領取低收入戶補助，卻還差那麼一點悲哀，以至於活在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帶中，最接近下線的區塊。那是最痛苦的區塊，而部份盲人就活在這個區塊。在盲人推拿院中，沙復明等人都有謀生能力，可能日子還活得比某些幹保潔的民工強，但他們的失明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就像都紅的美是一個永遠無法被看見，只能在沙復明腦海中的模糊想像；就像愛情對於金嫣，婚姻對於泰和；就像挑動小馬情慾的嫂子；就像王大夫在家中，做為一位身有殘疾卻深黯事理，挺身照顧全家，幫軟弱的父母照顧游手好閒的弟弟，微弱而不公的親情。那些東西都隨著眼前的黑暗，成為摸不著也看不見的東西。

失去，還是交換

有些東西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的人佔了少數，自己正巧屬於少數。盲人用觸覺去感受一個人的輪廓，用聽覺去理解一個人的話語。通過話語我們試著理解一個人，但在觸覺與聽覺之外，埋藏在黑暗中的人心是那麼的不可解，而最可怕的就在於有時我們理解了一個人，看見了那個人的缺陷，我們卻無法與之分別。當有人抗議伙食費被阿姨坑了，多數人選擇沉默，這一個事實，早就是按摩院大夥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事實。這是一種選擇，選擇用部份的黑暗換取光明——用部份的退讓，換取在生活上能得到正常人的照顧。

已經失去的不可能回得來，無論是不是盲人，我們在生活中通過進行各種交換，好得到當下我們最需要的事物。這使得「失去」可以變成一種「獲得」的途徑，「被剝奪」能夠轉化為一種「交換」，取得選擇的正當性。這個正當性，被某些人視為人性的一部分，性交易的合法與否，同樣也是一個「交換」的倫理議題：贊成性交易合法的人，認為用肉體「交換」金錢符合人性；反對性交易合法的人，認為「犧牲」肉體獲得金錢是一種人性的墮落。

但即使是最反對出賣靈肉的人，在面對必非為了名牌包和富裕生活，而是真的因為生活困頓，沒有其它選擇的性公工作者，也不得不給予其投身賣淫的同情。當反對者只能給予同情，卻無法給予解決之道，反倒使得其反對的立場在生存面前失去正當性。

反過頭，盲人怎麼看待自己的盲？至少「失去視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在這個事實之上，對於生活中不的不進行的妥協，那是否是他們探問幸福的一種交換？就像張一光看著幾乎快對嫂子犯罪的小馬，帶他去嫖妓，這是幫助小馬找回心靈的平靜，回歸正常生活，還是推其入坑的損友行為？

不盲的人，生活安逸的人，是否有權力因為自己在人數和能力上佔優，而去界定一個標準，用自己的世界觀去規約他者的自由？

畢飛宇通過盲人按摩院的故事，婁燁又通過畢飛宇的故事，他們共同訴說著盲人的生活，指涉著自由的課題。最終我發現無論我們怎麼給自由下定義，都無法用自己的自由觀去批判他人的自由觀。

結語

王大夫和小孔做愛，小孔問他：「我們是幾個人？」王大夫說：「一個。」

有些被剝奪是看不見的，有些是看得見的，若自由是選擇，選擇造成失去與獲得。對某些人來說，他們起初的選擇就比其他人少，他們在更多的失去與獲得之間，選擇通過交換的方式，讓自己即使得不到更多，至少不要有更多的失去。

明眼的小蠻和盲眼的小馬之間的愛情，在充實心靈的交往中，他們跳脫了盲者的失去，在彼此的靈魂看見不足與豐滿，進而相愛。

誰不是這麼活著？

誰真的比王大夫活的自由？

「我們都有部份的盲，且有部份的自己活在黑暗中」，我只知道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