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看了電影《金錢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裡面有個角色叫契斯（Chase），是一位退役的CIA特工，總是穿著非常有品味的西裝。

他奉命幫女主找到被綁架的孩子，剛見面的時候女主問他：「身上是不是隨時帶著槍？」

契斯回答：「不帶，那會破壞西裝的線條。」還補充道：「只有沒有錢的人才需要槍。」

最近某位藝人的孩子，在美國買了幾把槍跟上千發子彈，並且對學校做出攻擊宣言，因而被逮捕。

是否只有沒有錢的人才有槍呢？我想槍可能更重要的象徵是「安全感」。

一個對自己很有自信，內在安全感源源不絕的人，不太需要外在的安全感，比如通過槍，或是金錢。

◎對你來說，錢是負擔，還是財富？

我想起前幾天聽了德國心理醫師烏薩梅爾（Bertold Ulsamer）的演講，在一個談賺錢與投資的活動。

烏薩梅爾很有趣，他開場就說不知道主辦單位為什麼找他來，他說自己一生基本沒有為錢煩惱過。

倒不是說他生來就像王思聰，或者爸爸是李嘉誠，而是對他來說錢不是負擔。

他提到對某些人來說，錢是負擔。

沒錢，痛苦；有錢，也痛苦。

沒錢的時候想著這也不能幹，那也不能幹，感覺自己什麼都不行。有錢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花，花了又怕失去這個、失去那個，或者害怕失去錢。

如果內心恐懼，不管有沒有槍，恐懼感都不會消失。

我想通過他的看法，很好的說明了某些現代人的焦慮。好比最近台灣有個新聞，一些民眾認為月收入要有十萬台幣（約兩萬人民幣）才能生孩子。或者像我在上海，身邊不少人為了買房種種花費苦惱。

然而，到底要多少錢才夠？

如果內心沒有自發性的安全感，那麼即使有了錢、買了房，要擔心的事情還是沒完沒了。

就像養孩子，月收入十萬的兩倍、三倍，真的就能免除養育孩子的各種煩惱嗎？

回過頭來說，烏薩梅爾要聽眾好好檢視生命歷程中，自己和錢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關係，「為什麼錢會成為負擔，而不是為我們生活所用的一種工具？」

可能我們會發現，錢不是問題，問題可能是我們內心的某種貪婪、自卑，或是某種不安全感。

好比有種心理效應叫「冒牌者效應」，有些學歷很高、資歷很好的人，卻感覺自己其實沒有別人看起來那麼有實力，在公眾背後，深深的為自己的「無能」不安，感覺自己天天都在演戲欺騙別人。

實際上這樣的人可能確實很有實力，但他感受不到，也無法轉化為真正的自信。

◎總是渴望擁抱力量的人，很可能是因為內在缺乏力量

我記得在007電影《明日帝國》中，龐德的某個前任問他：「是不是跟過去一樣，帶著槍睡覺？」

龐德真的無堅不摧嗎？如果按照這位前任的說法，龐德其實是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確實他的工作也使他活在隨時可能被傷害、失去生命的恐懼之中。

這部份在換了角色，007電影去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化之後，自《皇家夜總會》系列後，確實把這部份人性的一面拍進戲裡，我們看見龐德非常沙文主義，好掩蓋心底的迷茫和害怕失去的依戀恐懼。

在電影《神鬼無間》中，也是如此，詐欺犯法蘭克變換機場、律師、醫生等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一方面是方便騙取金錢，另一方面也顯現他害怕扮演真實自己的恐懼。

當他把這些角色演得越好，離自己就越遠，也越不敢跟心愛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現實生活中何嘗不是如此，隨便一場酒會，只見琳瑯滿目的頭銜，但有多少人真正擁有充分的自信？

即使脫下華麗的晚禮服、卸下裝容、扔掉名車，拋去各種頭銜的自我介紹，依然能夠自在且快樂的享受當下呢？

回頭來說，我以為過去多數的童話故事，某種意義上都反應了社會對於女性的打壓。

白雪公主、灰姑娘、長髮公主、睡美人，哪一個不是「養」望著王子，看見王子的頭銜就徹底獻身了呢？

到了現代，即使不是公主，獨立自主的女性也能抗拒王子的誘惑。因為她們有充分的能力、視野與信心去過好自己的生活，而追求理想生活也無須依靠男人才能達到。

描述推進近代波蘭性解放女作家薇斯洛卡（Michaliny Wisłockiej）的電影《波蘭愛經》（Sztuka kochania），或許就是一個例子。

薇斯洛卡就像《性史》作者張竟生（當年從里昂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到北大教書，年紀比胡適還輕）。

他們都用自己的生命，實地的「活」給所有人看，告訴大家性並不羞恥，羞恥的是「利用性去滿足權力，或是不尊重他人，只為滿足自己的性觀念」。

◎欲望就像一面鏡子，總能照見我們的不安

越是有信心的人，越能將安全感的來源尋求自自己內在，而不是過度流連在外在價值上，以致最終迷失於金錢、權力、關係或物質的洪流之中。

從這個角度，我想起佛洛伊德曾說，戲劇的動力離不開兩者，一個是「野心的欲望」，一個是「性的欲望」。

兩者欲望可能都是一種不安全感的顯現：因為對生存沒有安全感，所以必須掌握權力，控制身邊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因為對情感交流欠缺安全感，不相信自己能夠被愛，所以通過性的力量，以此來支配關係的生死。

可悲的是，兩者都使他人無法做自己，也使自己無法做自己。

◎阻礙別人正視自我，是一種最沒有安全感的暴力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就是從創傷與復原的心理研究，來談安全感與自我接納，乃至於接納他人之間的關係。

研究背叛創傷的心理學家弗雷德（Jennifer Freyd）就談到：當一個人欠缺獨立生活的勇氣和信心時，他會對背叛產生「盲視」（betrayal blindness）。

所以在心理諮詢中，要幫助來談者看見自己被背叛的事實，無論是一位女子面對父母長年重男輕女、壓榨自己的青春和金錢去寵溺自己的弟弟；或是一位學生，面對老師多年來的性侵；或是一位妻子，明明身邊的人都看見她的丈夫出軌，她自己卻總是視若無睹……

更進一步，弗雷德談到機構、社會、國家與國家的背叛盲視。

譬如二戰時期，德國民眾為何讓納粹殘殺猶太人。因為當時納粹控制輿論，讓人民對統治者產生過度的依賴，就像嬰兒依賴父母的狀態，那麼當人民受到暴力對待，也會產生背叛盲視，對暴行視而不見。因為正視暴行，會讓他們恐懼，恐懼生活失去依靠該怎麼辦。

或者以前陣子的 “Me too”譴責性侵與性騷擾的運動為例，為什麼某些老闆能夠在性騷擾下屬多年？往往是因為其他同事礙於生活，於是下意識的對老闆的舉動產生盲視。簡單說就是睜隻眼，閉隻眼。

因此，按弗雷德的研究，盲視來自「少了對方，就無法獨自生活」的心理狀態，好以此保護自己的心靈不要繼續受傷，給自己一個繼續依賴加害者的理由。

唯有當來談者逐漸的找回獨立生活的勇氣，看見自己具有放下這段關係，仍能好好活下去的希望，他才能夠接受「確實『那個人』不斷傷害他」的事實。

以婚姻諮詢為例，在她的個案中，當受家暴的妻子不再是家庭主婦，逃離先生身邊，開始一點一滴的找回獨立生活的節奏，她往往就能夠正視丈夫的暴行，接受自己受虐的事實，這才能夠進入面對真相，處理真相的自癒階段。

◎看見自己到看見彼此

儘管許多心理學家、諮詢師都談我們需要內在的安全感，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像座孤島，遺世獨立的活著。

就像電影《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中的薩曼莎，她臉上有個紅色胎記，當她和伍茲在現實中相遇，她有意的用瀏海遮蓋胎記。

伍茲告訴薩曼莎，他並不在意她臉上的胎記，對她的感受從未改變。

乍看好像是伍茲在引領薩曼莎接納自己，但我們不要忘記，在他這麼做之前，是薩曼莎題醒他，「走出虛擬世界，直面真實生活」。

促使伍茲不再逃進虛擬世界，麻木自己的感受，兩人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建立真實的連結。

因此當我們欠缺安全感，我們需要回到自身去尋找，但我們依舊需要與外部保持連結，只是我們需要與那些不好的，壓榨我們的，把我們採取暴力的連結切斷。

換成互相尊重，彼此能夠健康的信賴、依靠的對象，如此便能在互動中，增進雙方的安全感。

傳統的依戀理論，好像孩子的安全感都來自父母。實際上，父母的安全感也來自孩子。

所以健康的親子關係不只是父母照看孩子，孩子只需要被動的被關注。健康的親子關係，如同其他關係，是雙方互相真誠關注的結果。

相反地，某些父母無法割斷對孩子的掌控，造就媽寶，需要父母自己去探問內心安全感的缺失，何以無法接受孩子的獨立，甚至害怕被孩子遺棄。

有些父母被孩子施暴，往往就在於他們反過來在老年時依賴孩子，無法獨立。

健康的親子關係，孩子離家，父母仍能很好的過自己的日子。這不意味著親子斷了連結，而是大家各自都有信心過好自己的生活，同時也相信對方能夠妥善的照顧自己。

◎結語：吶喊！讓我們都聽見你

最後，如同弗雷德所說，當我們深陷不安全感之中，甚至出現盲視的被害者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揭露」這個真相，她引述治療師舒馬赫（William Schumacher）的話：

当我在诊所看到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揭露创伤具有的治愈作用有多大，这让我异常震惊。我有一些病人通过揭露创伤，突然减轻了不少痛苦。

我們越是不想承認，我們就越會避開要處理的問題，同時也使自己與解救不安與恐懼的對象越來越遠。無疑地，那象徵著對自己的逃離，逃離真實的我們，逃離有希望的我們，以至於有天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我們其實有選擇保護自己的能力。

就像伍茲、薇斯洛卡、張竟生、魏則西、紅黃藍、“Me too”運動等人物與事件，當你在無能為力的時候吶喊，你會發現，你並不是活在傷痛中的唯一一人。

這時，我們就有機會看見內心的光明處，始終都有一塊應許之地，不假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