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約翰．拉．馬休（John Le Marchant）和新時代的英國騎兵

1788年以前英國騎兵團的裝備只是取決於他們部隊長一時心血來潮的選擇。總的說來各個重騎兵團所裝備的刀劍比較相似，而輕騎兵團卻使用著各種各樣在刀身長度和其他方面都不盡相同的武器。到了1788年這種情況有所改觀。當年亨利．賽門．康威將軍（Henry Seymour Conway）組建了一個騎兵軍官委員會仔細考察了現役各種形制的軍刀，最後選中了其中兩種式樣，一種裝備重騎兵團，另一種裝備輕騎兵團。雖然之後的事實證明這兩種式樣的軍刀遠稱不上完美，而且這次考察的方法也遠稱不上嚴謹，但這畢竟使英國騎兵能在革命戰爭（Revolutionary War）中使用統一的武器作戰（獨立戰爭是從1775年到1784年，此處可能指法蘭西大革命時期的干涉戰爭──譯註）。戰爭中在約克公爵（the Duke of York）指揮下的低地國家戰役給了驗証這些騎兵軍刀有效性的一個好機會，但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這兩種軍刀，尤其是重騎兵式軍刀在戰鬥中存在嚴重的缺陷。特別是當與他們的奧地利同盟軍騎兵所使用的精良武器相比時，這種缺陷就更加明顯了。它們的刀身太長（重騎兵的直劍長38英吋，輕騎兵的也有36英吋）、笨重、平衡性不好，當與敵人兵刃相格時容易在手中打滑甚至將刀身折斷。事實上，當時的重騎兵軍刀是如此之笨拙以致於騎兵在使用中經常會弄傷自己。

一位曾在第2近衛龍騎兵團服役的騎兵軍官見証了這些武器的缺陷，他的名字叫做約翰．蓋斯帕．拉．馬休（John Gaspard Le Marchant），一個格恩西島（Guernsey）人。他是個聰明而有才幹的戰士，儘管革命戰爭時期他還只是個上尉，但他即將對英國騎兵部隊的發展，進而對今後整個英國軍隊的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我想我們有必要解釋一下這個下級騎兵軍官（他於1795年才晉升為少校）是如何擁有這樣巨大的影響力的。公正地說，他的這種影響力是依靠保護人制，一種在當時的英國軍隊人事工作中起很大作用的制度而實現的。儘管保護人制由於把一些無用之人提拔到重要的職位上而飽受批評，但它同時也使得諸如威靈頓公爵這樣的天才在軍隊中得到迅速的升遷。尤其對於拉馬休來說，他的保護人還是英國最尊貴的人。1789年當他還是第6龍騎兵團的一個中尉的時候，他和他的團隊負責護送喬治三世國王，國王當時就注意到了這位氣度不凡而又志向高遠的軍官，並和他建立了友誼。同時這位前途遠大的軍官還有另一個地位很高的保護人，那就是當時英國傑出的政治家和內閣大臣喬治．楊爵士（Sir George Yonge）[9]。

在低地國家戰役期間，拉馬休在對英國騎兵的失敗做出評估的同時，也認真記錄下了同盟軍隊中奧地利騎兵的訓練和裝備情況，還畫了許多草圖。對這些至少是在裝備和訓練上都明顯更優越的奧地利騎兵的觀察在他心中激發了要改進英國現役的騎兵部隊的渴望。天遂人願，甫一回到英國，他就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來把他的理想變為現實。現下他是第16輕龍騎兵團的少校，並且再一次擔任了護送皇室成員的任務，如此也就有了接近喬治國王的機會。經過他的一番努力，喬治國王對他宏偉的設想和細致的觀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並答應給他以前所無法想像的支持。

看起來拉馬休對於騎兵部隊應該裝備什麼樣性能的軍刀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在戰鬥時一場正式的衝鋒中，士兵手中的武器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東西應該是他們的座騎、士氣、紀律和騎術水準。他並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人，腓特烈大帝優秀的騎兵將領和教官馮．塞德裡茨將軍（General von Seydlitz）就和他所見略同[10]。既然他認為武器在一場成功的衝鋒中只是個次要的原素，那麼他也就自然會傾向於給騎兵部隊裝備那種適於進行接下來的混戰的弧刃馬刀了。拉馬休在設計新的騎兵軍刀時並沒有閉門造車，由英國馬刀的形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來自東歐和來自更遠東方的血統。奧地利驃騎兵使用的那種寬刃馬刀可能對他的設計有一些影響，但英國的新型馬刀顯然有著不同的刀身弧線。奧地利1768年式馬刀的弧線從刀尖到刀柄都是均勻的，而英國馬刀靠刀柄的前半部分刀身只帶有平坦的弧線，到了末梢那半段刀身弧線的曲率才開始明顯增加，這種形式的設計在許多印度彎刀和其他的東方刀劍上都可以看到。新型馬刀另外一些顯著的特徵，比如在靠近刀尖的地方刀身變寬，和東方的土耳其彎刀（kilic）的刀刃（yelman）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事實上記錄表明，當時拉馬休參考過“土耳其式的、馬木魯克式的、摩爾式的、匈牙利式的……總之精益求精”。來自東方的血統也可以從整個十九世紀中英國馬刀在印度騎兵中所受到的歡迎程度中略見一二[11]。事實上，印度士兵經常把他們手中的英國馬刀重新配上當地風格的刀柄和刀鞘，以使得手中的馬刀看起來像是他們從前曾經使用過的那些武器一樣[12]。

不管這種馬刀的設計靈感得自那裡，它的原型是在一位名叫亨利．奧斯本（Henry Osborn）的伯明翰刀匠的協助下完成的。為了製造出一把比先前的型號更輕更稱手的刀，他們可說是煞費苦心，刀柄上所有多餘的重量全部都被去掉了。1796年一個由一些將軍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審核決定採用這種新式馬刀，並給其定名為1796年式輕騎兵軍刀，其長度從原型的31.5英吋增加到了32.5-33英吋。不過拉馬休還是有一點不滿意，因為他所設計的軍刀並沒有被所有的英國騎兵團統一採用，那些將軍們似乎並不情願讓重騎兵也使用這種武器，他們堅持認為重騎兵團應該裝備直劍，於是重騎兵團只好換裝了另一種直刃軍刀。儘管如此，在這種以奧地利1769-1775年間使用的重騎兵軍刀為藍本的武器中還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拉馬休的影響的[13]︰它雖然擁有筆直的刀身，但卻是專門設計來進行砍切的，有著35英吋長的沉重刀身和圓盤狀護手。這就是著名的，也是飽受嘲弄的1796年式重騎兵軍刀。這種軍刀和它鈍的平頭刀尖簡直就是一場時代的錯誤。即使刺擊並不是被推薦的攻擊模式，但作為一把直劍它卻無法提供一個可以用來刺擊的刀尖，難怪會令人無法接受。不過稍後軍隊中對這種武器還是進行了非統一的修改，把刀尖弄得更尖銳以使它適合於進行刺擊[14]。

1796年式輕騎兵軍刀刀柄

這兩種式樣的軍刀由不同的刀具商製造，其中幾家甚至擔保他們製造的刀身“永不折斷”。當然這種擔保是有所誇大的，但總體來說這時製造的刀身的質量比1788年時進步了許多，這主要應歸功於在武器正式列裝前引進了更嚴格的檢驗和測試制度。

這兩種軍刀在英國以外也有廣泛的應用，有些國家直接從英國進口，也有些國家根據相同式樣在本國仿製，也有些國家兩者兼有。這些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普魯士、瑞典和美國。

[9]喬治．楊爵士（1731-1812），1766-1770年間擔任海軍大臣（lord of the Admiralty），1782-1794年間擔任戰爭部部長（Secretary at War），1794-1799年間擔任鑄幣大臣（Master of the Mint）。

[10]馮．賽德裡茨將軍曾規定他的騎兵在衝鋒中“要在心中保持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去用你戰馬的胸博把敵人撞倒。”

[11]1796年式輕騎兵軍刀在印度軍隊中有很長的使用歷史。儘管正式上它在1821年被一種新式的型號所取代了，但保存下來的照片表明它在那之後仍然在被使用著，甚至一些歐洲士兵也在平定1857-58年間印度叛亂的戰鬥中繼續使用它。

[12]諾蘭．劉易斯，《騎兵︰歷史與戰術》（Nolan, Louis.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波斯沃斯（Bosworth）出版社1853年出版，帕拉斯．艾曼達（Pallas Armata）出版社1995年重新出版摹製本。該書的作者是一個英國騎兵軍官，克里米亞戰爭中在聞名於世的“輕騎兵旅的衝鋒”中陣亡。在這本書中他描述了一些由海德拉巴的尼贊（Nizam of Hyderabad，海德拉巴為印度王國，尼贊是君主的稱號。當時海德拉巴王國是英軍的同盟──譯註）手下的印度騎兵使用的重新磨光的1796式輕騎兵軍刀所造成的可怕傷口，包括斷開的頭顱和分離的四肢。

[13]兩種1796年式軍刀確切的採用順序很難確定。但是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當時拉馬休堅持認為英國所有的騎兵團都應該裝備他設計的弧刃馬刀。考慮到他先前的經歷，當他這方面的努力遭到挫折以後我們可以自然而然地料想到他會推出奧地利式的重騎兵軍刀作為一個折衷方案。在拉馬休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案︰這是一把專門用來砍切的軍刀，同時又是一把直刃的軍刀。委員會曾經考慮過給重騎兵裝備法蘭西傳統的那種有著更長更狹窄刀身的刺劍，但重騎兵團對此並不熱心。

[14]關於1796年式重騎兵軍刀平頭刀尖的改進有很多種說法存在，有一種認為這種改進在團一級進行。但是保存下來的實物和同時代鄧尼斯．迪頓（Denis Dighton，1792-1827，皇家藝術學院的軍事題材畫家，《尼爾森之死》的作者──譯註）所作的描繪滑鐵盧戰役中蘇格蘭灰龍騎兵奪取法軍鷹旗的油畫（英王室藏品）都顯示當時平頭和尖頭兩種刀尖同時在被使用。由此可以推斷這種修改也許只是在更低的建制水準中進行，甚至根本就是由士兵們各人自己改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