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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6/07 05:37:37瀏覽20｜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葉嘉瑩的《漢魏六朝詩講錄》-1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操，《短歌行》 書名：漢魏六朝詩講錄 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2/12 詩歌之發展，乃是從古朴轉入繁復與修飾，律詩的形成為其重要的分水嶺。本書所講述之漢魏六朝詩即可稱之為我們常常說的「古詩」。作者在對其詩歌講述之要旨作一詳細講解之後，對漢魏六朝詩風和各重要詩人作了一一論述，涉及的詩歌與詩人即有：古詩十九首，建安時期詩人代表曹操、曹丕、曹植，正始時期詩歌代表阮籍、嵇康，等等。 這是對漢魏六朝詩歌作出的一次全面的大檢閱。全書由緒論（主要談論詩歌的感發特質及中國詩體的演變）、古詩十九首、建安詩歌、正始詩歌、太康詩歌、時代風氣以外的兩位詩人（傅玄和陶淵明）、永嘉詩歌、元嘉詩歌九章連綴而成。其以緊緊把握時代發展之脈搏，行文流暢淋漓、深入淺出、旁征博引為特點，特別適合大中學生及其他古典詩詞愛好者閱讀。 【Excerpt】 〈第三章 建安詩歌〉 第一節 概論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詩歌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建安時代。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獻帝的皇位並非正式繼承而來，而是董卓趁朝延大亂之際擅行廢立而致，所以漢獻帝從當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個傀儡。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做皇帝的野心，於是各地方的軍政長官就紛紛起來討伐董卓。董卓失敗之後，獻帝又落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曹操同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先自封為魏公，又自封為魏王，但卻始終沒做天子，是他的兒子曹丕篡漢之後才追尊他為魏武帝的。曹操在世時，天下已形成三分的局面。據說當時人人都認為他有當皇帝的野心，可是曹操說：我是絕不會篡位的，倘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周文王本來是商朝紂王手下的一個諸侯，他的兒子周武王打敗紂王，自己做了天子，追尊父親為文王，而曹操的兒子曹丕後來果然也就做了皇帝。這就是建安前後政治上的情形。 由於大動亂的現實給了詩人們以強大的刺激和感動，因此建安詩歌在風格和內容上都明顯地具有不同於以往的特色。在風格上，我們可以和《古詩十九首》相比較來看。我曾經說《古詩十九首》一定是建安以前的作品，其原因之一就是風格問題。《古詩十九首》寫得含蓄溫厚，像上節講過的「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深情之中帶有一種收斂之意。可是建安詩歌就不同。建安詩歌都帶有一種激昂和發揚的精神。而這種激昂發揚的精神又有著三個不同層次的發展，這三個層次在曹氏父子身上表現得相當清楚。曹操的詩是古詩向建安詩風轉變較早的一個層次，表現為激昂發揚而又十分古樸；曹丕的詩介於文質之間，一方面保持著古代的質樸，一方面開始有一些文采；曹植的詩就整個兒是文采華麗了。產生這些不同並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因為詩歌本身是有生命的，這些不同的發展層次正好說明詩歌是處於不停頓的演進與生長之中。 在內容上，建安詩歌的特點是寫實色彩非常濃厚，這一點也可以同《古詩十九首》作一比較。《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所生活的東漢社會雖然也黑暗，詩人們雖然也失望，也不得意，也有悲慨，但他們畢竟沒有親身經歷過建安詩人所經歷的那些變亂，所以也就不可能像建安詩人那樣普遍地具有如此濃厚的寫實色彩。建安時代社會動亂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王粲的《七哀詩》、蔡琰的《悲價詩》都有很真實的敘寫，但這兩首詩我們留到後面再講。現在我們看曹植的一首《送應氏》——這首詩只是作為建安詩歌反映現實民生疾苦的一個簡單介紹的實例，至於曹植其他的詩，後面將有專題介紹。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這是建安十六年曹植在洛陽送別應瑒、應璩兄弟所寫的詩，一共有兩首，這是第一首。洛本是東漢首都。董卓欲行篡逆，引起了各地方軍政官員的反抗，袁紹、曹操等人起兵討伐董卓。董卓害怕了，於是就脅迫漢獻帝從洛陽搬到長安。臨走時他做了一件大失民心的壞事——把洛陽整個焚毀了。那是在漢獻帝的初平元年，距離曹植寫詩的時候已超過二十年，而過了這麽多年以後洛陽還是這副荒涼的樣子，由此也可以看出老百姓在戰亂中是怎樣地流離失所了。北邙山，就在洛陽的北邊，那兒有洛陽貴族的墓地。作者説：我登上北邙山，遙望著洛陽周圍的山峰，這一帶是多麼荒涼！當年那些富麗堂皇的宮殿早就都被燒毀了。 這裡，我們也可以和《古詩十九首》結合起來看。《古詩十九首》的《青青陵上柏》說：「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說是洛陽城内南北兩宮遙遙相對，宮門樓高聳入雲。那是洛陽沒被焚燒前的壯麗景象。而如今呢？他說是「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房屋經過大火都倒塌了，野生植物肆無忌憚地長得到處都是。當年的住戶有的死了，有的逃走了，現在所能見到的都是些新來的年輕人。田園都已荒蕪，遍地雜草叫人找不到一個立腳的地方。當你從遠方回來的時候，你根本就認不出家鄉的路了。想起當年居住在洛陽時的往事，使人覺得胸中鬱塞，氣悶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東漢的都城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你看，這就是東漢末年那個動亂时代的社會現實，建安詩人都把它們記錄下來了。 建安時代的大詩人主要有「三祖」、「陳王」和「建安七子」。「三祖」指的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陳王」指曹植，因為他的封地在陳，死後諡思，也稱陳思王。「建安七子」是當時七位有名的作者：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在這些詩人中，曹氏父子對建安詩歌的繁榮所起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鍾燦《詩品序》中有一段話就談到了當時文壇的這種局勢。他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這裡面「曹公父子」和「平原兄弟」兩句略有重複。因為曹植曾被封為平原侯，所以「平原兄弟」其實也就是指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鍾嶸說，他們都是文壇的棟樑。在建安七子中，劉楨和王粲是依附和追隨在曹氏父子左右的人物，所以鍾嶸說他們「為其羽翼」。 此外還有希望攀附有權有勢者的那些人，由於曹氏父子喜愛詩文，所以大家也都喜愛詩文，他們追隨在曹氏父子的車後，希望得到知賞。可見，當時的文風之盛和曹氏父子的愛好與提倡是分不開的。提起曹氏父子，那也真是了不起，他們有多方面的才能。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又很有詩人氣質。因此，他的詩有一種慷慨激昂的雄傑之氣。他寫的詩，多半是樂府詩，「被之管絃，皆能歌詠」。曹丕雖然也是政治家，但這個人的感覺非常敏銳，此外還具有一種反省思考的能力。所以他是感性和理性結合的，不但是詩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批評家。他寫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現在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一篇文學批評的論文。 說到文學批評，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是建安時代的詩歌觀念，這是中國詩歌發展轉變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也就是說，建安時代是一個文學開始自覺和反省的時代，從建安時代起，文學就有了自己獨立的價值。 …… 而現在，到了建安時期，文學開始有了獨立的價值和地位。這對文學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我實在要說，詩人有詩人的好處，也有詩人的壞處。舞文弄墨、咬文嚼字，這就是詩人的壞處。有的時候，他的感情並不充足，卻也能寫一篇漂漂亮亮的詩，這就是舞文弄墨。這種舞文弄墨也是從建安時代才開始的。從建安時代，就開始有酬贈的詩。大家你送給我一首，我送給你一首，《贈徐幹》、《贈王粲》什麼的。當然，酬贈的詩也有好詩，像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劇談憐逸，嗜酒見天真」，寫得有多麼好！碰到這麼好的朋友，引起你心中這麼衝動的感情，你當然應該寫一首詩，甚至寫一首都不夠。可是後來那些文人，他們根本就沒有這麼深的感情，寫酬贈詩只是一種虛偽的應酬，這種詩就難免令人反感了，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人能於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 既然建安時期文學開始有了獨立的價值，那麼對這個價值就要有一種自覺的反省和衡量，在這方面，當時最好的一篇作品就是剛才提到過的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篇獨立的、完整的文學批評論文。以前的作品，像《毛詩．大序》，當然也講到很多文學上的問題，但它對文學的衡量都是依附在道德的價值上面，而不是單純只考慮文學的價值。《論語》裡也有很多地方談到文學，但那只是單獨的一個章節或者單獨的幾句話，並非一篇獨立完整的作品，所以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作品。曹丕在《典論．論文》裡提出了有關文學的好幾個重要論點。例如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屬於文學內部的質素；又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屬於文學外表的形式。從本質到體式，這完全是從文學本身來衡量的，不再依附於道德的價值。這在文學的發展史上是一大進步。 文學有了獨立的價值和意義，還表現在對文字作用的注意上。中國文字是獨體單音，英語說「Flower」，我們說「花」。「花」只有一個音節，只是一個文字。因此，中國文字的這個特色就特別容易形成對偶的美。比如「紅花」就可以對「綠葉」，詞性相同，聲音的平仄相反，形成一種形式美和聲調美。對偶的發展也有幾個層次，建安時代還只是一個開始。就是說，詩人們已經開始注重對偶，但還不普遍，也還沒有建立一個很嚴密很具體的對偶規則。建安詩人注重對偶，最好的例證就是曹植。 曹植在文學史上屬於開新的一派人物，在三曹之中，他是對後世詩人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他的詩，是很注意雕琢與修飾的。我們且看他的《美女篇》中的句子：「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你看他用的「素手」、「金環」、「金爵釵」、「翠琅玕」、「明珠」、「珊瑚」，都是多麼漂亮的詞！他的對偶不是很平衡的，因為這時候對偶還是一種開新的嘗試，還不像後來要求得那麼工整，那麼死板。他只是掌握一種大體上的詞性相稱。如後邊的「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還有《白馬篇》中的「仰手接飛揉，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等等，都是如此。而且，還不僅是對偶。你看他的鋪排，他的雕飾，雖然還不是很仔細很著意的，但他顯然是注意到了，是開了這樣一個頭。這種傾向，不管它對後代的影響是好是壞，總之都是文學有了獨立的價值、有了反省和自覺之後的必然結果，是中國詩歌文學的一個發展。 也許有人會問：詩不是很早就有對偶了嗎？《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磊磊潤中石」不就是對偶嗎？一點兒也不錯。其實，還可以推到更早，《詩．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也是對偶呀。而且《易．乾．文言》的「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不也是對偶嗎？在中國最早的古書裡邊，就已經有了對偶的現象，這正好證明了中國文字本身的特色就容易形成對偶。 可是你要注意，古代那些作者，他們使用對偶都是自然的、無意的。他們只是覺得這樣說比較方便順口，就這樣說了，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地方我一定要用對偶，或者是用了對偶就會怎麼樣。曹子建就不同了，他整個一首詩用了很多對偶，用了很多漂亮的詞語，他是有心那樣用的。雖然他的對偶嚴格說起來還不是完全相對，只是大體上的相稱，但他已經注意到這個了。這就是詩在形式上的一個發展的開端。後來到晉宋之間又出了一個謝靈運，謝詩裡用的對偶就更多，形式上也更加嚴密。所以，注重對偶是中國文字特色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是從曹子建到謝靈運，他們的對偶還只是注重詞性的相稱。就是說，名詞要對名詞，動詞要對動詞，或者是使兩句之間的分量差不多，大體上可以相稱。可是到了齊梁時代，對偶就又有了新的發展，因為那時候佛教傳入了中國。詞的發展與佛教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中國近體詩的形成，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係。佛教其實在東漢就已傳入我國，但那時候並沒有十分盛行。到了魏晉以後， 有很多印度佛教的大師到中國來傳法，於是中國信佛教的人越來越多。齊梁之間，佛教非常興盛，杜牧之曾說，「南朝四百八十寺」（《江南春》），可見那時到處都是佛教的寺院。佛經不要講，還要用梵語來唱誦，於是就要學習外來的梵文。由於學習外來的梵文，就注意到了字的發音問題，注意到每一個字都是由聲母和韻母結合而成的，同時還注意到漢字有平上去入的四種聲調。因此，就產生了所謂「四聲八病」之說，在詩的格律上就有了更嚴格的要求。對偶時，詞性一定要相同，平一定要相反。由此發展下去，最後才產生了唐代的格律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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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