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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6/04 05:03:31瀏覽22｜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葉嘉瑩的《迦陵雜文集》-1 書名：迦陵雜文集 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3/11 本書匯集作者多年來所寫的各類散文，這些隨筆記錄在字裡行間，流露出真摯情感和精神樣貌。本書從尋根之旅回溯探源，印證葉先生對於古典詩詞之深刻體會，感受其生活交遊、為人治學的生命情懷。 【Excerpt】 〈紀念影響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一位前輩學者李霽野先生〉 李霽野先生是屬於我師長一代的前輩學人。當我於一九四一年考入當年北平的輔仁大學時，李先生正在輔大西語系任教，而我則只不過是一個才考入學校的國文系的新生。我雖然早就讀過李先生所翻譯的《簡愛》等小說，但卻從來也沒想到要去拜望這一位前輩教授。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因要赴南方結婚離開北平時，與李先生也未曾有一面之緣。而誰料到相隔三十年後，李先生竟成了影響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一位關鍵性的人物。 談到我與李先生相識的機緣，就不得不推原到我的老師顧隨羨季先生。顧先生當年在輔大擔任我們的唐宋詩和《詩經》等課程，同時還在中國大學擔任詞曲選等課程。顧先生講課一任神行；他所講的完全是詩歌中一種興發感動的生命本質，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和啟迪，與一些舊傳統老先生們的講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後來我才知道顧先生原來乃是老北大外文系畢業的，而他幼年所受的舊學教育則根柢極深，所以在講課時方能做出結合古今中外的淋漓盡致的發揮。因此他與當日輔大西語系的一些教授都常有往來。李霽野先生就是顧先生的一位好友。我到南方結婚後，與顧先生仍常有書信往來。及至一九四八年冬季，當解放軍要渡江的前夕，外子服務的國民黨政府的機關即將遷往台灣。我遂倉促地給顧先生寫了一封信，把即將赴台的消息向老師奉告。老師也即刻給了我一封回信，信中提及他的幾位好友如李霽野、鄭騫諸位先生都已經去了台灣，囑我到達台灣後向諸位先生致候。但外子工作的地點在台灣南部的高雄左營，諸位先生則都在台北的台灣大學任教，當時台灣的交通並不像今日的便利，而外子與我初抵台灣，很多瑣事，諸待安置，所以一直遲到第二年三月我才有機會去拜望諸位先生。記得那是一天上午，我在台灣大學中文系的辦公室中，不僅見到了李霽野和鄭騫兩位先生，還見到了當日的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更巧的是我還見到了曾在輔仁大學教過我大一國文的一位老師戴君仁先生，還有曾經租住過北平我家老宅外院、也曾在輔大任教過的許世瑛先生。那時我已經懷孕，而且在台灣中部的彰化女中也已經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所以並未在台北久留。誰知此次與李先生相見不久後，台灣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李先生乃於倉促間離開台灣返回了大陸。而外子則於此年十二月——我生下的女兒還不滿四個月時，因思想問題被他所任職的海軍方面所拘捕。次年六月，我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還有六位教師也同時被捕，我帶著未滿遇歲的吃奶的女兒，也被關押了起來。其後我雖先獲釋放，但卻成了一個無家無業無以為生之人。其間艱苦備嘗。直到四年後外子被釋放出來，我轉到台北二女中任教後，才有機會再見到台北的諸位老師，而那時李先生則已返回大陸多年，與台北的友人們早已斷絕了音信。等到我再次見到李先生，那已經是一九七九年我回國教書以後的事情，那時距離我於一九四九年在台北與李先生初見，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了。 關於我回國教書的動機和經過，在一九九九年南開大學八十年校慶的特刊上，我曾經發表過一篇題名為《詩歌譜寫的情誼——我與南開二十年》的文稿，對此曾有頗為詳細的敘述。總之，自從我於一九六九年定居加拿大，為全家生計因而接受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書，而不得不擔任了一班必須用英語教學的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程後，每當我必須要用我笨拙的英語來解說我所深愛的那些中國詩詞時，我就感到極大的痛苦。而那時的中國則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連給大陸親友通一封信都不敢，當然更不敢奢望回國去教書了。及至一九七三年加拿大與中國正式建立了邦交，我於是立即申請回國探親。一九七四年獲得批准，我才敢於在去國離家二十五年之久後第一次重返故鄉。既與祖國建立了聯繫，所以一九七六年「文革」一結束，我就於一九七八年提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一九七九年蒙國家答覆，安排我去北大教書。而也就在此時期，我在報刊上看到了李霽野先生於「文革」後復出，目前在南開大學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當時極感興奮，就給李先生寫了一封信，敘述了自台北晤別後三十年來的種種變化，並告知了我已被國家批准回國教書的事。李先生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北大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開則在「文革」的衝擊後，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所以很熱情地邀我去南開講學。李先生既是我的師長一輩，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後來在台北台灣大學的種種因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李先生的邀請。於是在北大講了一段課後，就由南開把我從北京接到了天津。那時學校還沒有專家樓，我就臨時住進了天津一家飯店。原擬稍加安頓後次日去拜望李先生，誰知第二天一早就有校方通知我說李先生現在就要來看我了。我只好留在飯店恭候。那年李先生已是七十五歲高齡，較之三十年前我在台北初見時只有四十餘歲的李先生，當然顯得蒼老了許多。但精神仍極為矍鑠，對人之誠摯熱情依舊，一見面就殷殷詢問我的生活情況，對我在南開的講課時間與交通往返等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繼之李先生就向我詢問起台北一些老友的近況。我遂告知李先生說當年在台灣大學中文系辦公室一同聚首相晤的友人中，已有兩位相繼下世。那就是早已於一九七二年以心疾突發而去世的許世瑛先生，還有不久前於一九七八年逝世的戴君仁先生。至於鄭騫先生則雖仍健在，但卻已有龍鍾之態、不良於行。李先生聽到這些消息後，自然不勝今昔之感。而唯一值得欣慰的則是他所最關心的朋友臺靜農先生則不僅依然健在，而且精神身體之矍鑠似較之李先生猶有過之。李先生聞此消息自然極感欣慰。原來李先生與臺先生本是安徽霍邱縣葉集鎮的小同鄉。據李先生說當他們還是嬰兒時期，被分別抱在父母懷中相見時，彼此就已經有了「相視而笑」的情誼了。其後葉集鎮創辦了明強小學，他們二人就同時從私塾轉入了明強小學的第一班。後來他們都來到了北京，一同去拜見過魯迅先生，又與魯迅先生一同辦起了未名社。李先生致力於外國名著的譯介，臺先生則致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其後未名社被查封，李先生與臺先生也同時被捕，一起被關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們二人不僅有同鄉之誼，更有童稚之親，而且還是患難之友。在敘說著這些往事時，我從李先生貌似平靜而深蘊激情的語調中，不僅體會了他們的友情之深厚，也深深地領會了他們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當時我曾經寄了兩首七絕送給李先生，詩是這樣寫的： 欲把高標擬古松，幾經冰雪與霜風。平生不改堅貞意，步履猶強未是翁。 話到當年語有神，未名結社憶前塵。白頭不盡滄桑感，台海雲天想故人。 於是我在感動之餘，便主動地擔任了替他們兩位老友傳遞消息的任務。不過我自從一九七四年回大陸探親後，就被台灣當局列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士，連文稿也被禁止在台灣的書報上刊登，當然無法親自到台灣去。我只能通過臺先生在美國的兩個女兒純懿和純行，以及在台灣的學生施淑，替他們兩位老人輾轉傳遞書信。其中以施淑傳遞的信息最多。直至今日在她手中還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還有幾篇她曾代李先生在台灣報刊上發表過的李先生的文稿的手跡。從這些文字看來，李先生實在是一位風格極為純樸懇摯的性情中人。 而更可注意的則是李先生不僅寫作白話的詩文，同時還寫作舊詩。就在我把前面所寫的那兩首贈詩寄給他以後不久，他就也寄了兩首回贈給我的七言絕句，他的詩是這樣寫的： 贈葉嘉瑩教授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開園裡重相見，促膝長談疑夢遊。 詩人風度詞人心，傳播風騷海外欽。桃李滿園齊讚頌，終生難忘繞梁音。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李先生的舊體詩。當時我原以為李先生只不過因為我是個研讀舊詩的人，所以特地也寫了兩首舊詩來送給我。其後我雖曾又讀過一些李先生寫贈臺先生的詩，我仍想那是因為臺先生定居台北以後常寫一些舊詩，所以李先生才也寫舊詩贈給臺先生。直到不久前我因為要寫這篇紀念文字，與李先生的孫女李正虹女士取得了聯繫，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寫舊詩的事，才聽她告訴我說李先生原來一直都是常寫舊詩的，如今還留有多年來所寫的舊詩共四集。計為《鄉愁集》收錄有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國瑞集》收錄有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集》收錄有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各體詩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還有未標年月的《露晞集》一冊收五七絕小詩四十首。一共加起來，李先生所留存下來的舊體詩作竟然共有六百十餘首以上。這使我不禁想起了遠在台灣的他的老友臺靜農先生。他們原來都是倡導新文學而不欲以舊詩示人的新派人物。後來臺先生逝世以後，據施淑所寫的《臺靜農老師的文學思想》一文的敘述，就曾提及他最早寫的一篇詩作，乃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所發表的一篇題為《寶刀》的新詩。其主要內容所寫的乃是一個年輕人「面對軍閥混戰和人民的苦難，決心以寶刀剷除戰爭罪惡」的一種理想和熱情。而且當時的臺先生還曾參加過一個叫做「明天社」的先進的文學社團。在「明天社」的宣言裡，臺先生曾公開提出過「反對舊詩和舊小說」的主張。而據李先生所寫的一篇題名為《從童顏到鶴髮》的文章中的記述，原來他與臺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具有極強烈的革命的新思想，他們曾一同參加過許多如同「剪辦子和砸佛像」的行為。這正是何以他們在未名社中一個從事於西方文學之譯介，一個從事於新小說之寫作的原因。誰知數十年後，我們竟然發現他們二人原來都對寫作舊詩有極濃厚的興趣。臺先生留下的新詩寥寥無幾，而其所寫的舊詩則現在已由香港翰墨軒主人許禮平先生將之編注出版為一冊極精美的《臺靜農詩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詩也不多，據他的家人說只有薄薄的一小冊，而舊詩的數量則超過其新詩有數倍之多。我自己作為一個終身從事舊體詩詞之教研的工作者，對此種情形不免引起了許多感想，從國內這數十年詩歌界的現象來看，舊體詩的詩詞學會和詩詞刊物，可謂已遍及全國之各省市，而新詩的作者和刊物的數量在相形之下則相差甚遠。對於此種現象，我也曾做過一些反思。私意以為舊詩之所以易於流傳的主要原因，大約有以下兩點：其一是舊詩大多有一定的格式和韻律，這種格式和韻律，雖然似乎是一種限制和約束，但其所以形成此種格式和韻律，卻原來與中國語言之單音獨體的特質以及呼吸聲吻的生理自然之韻律，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二是舊詩注重直接的興發感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作者既可由直接感發而出口成章，讀者也可以由直接感發而聲入心通。而新詩則不然。新詩如果純任口語之自然，則大白話的敘寫就不免失去了詩的韻味，所以新詩的敘寫，為了避免其過於俗自，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以使其有隱約含蓄之致。台灣當年之所以出現晦澀的現代詩，大陸前些年之所以出現隱晦的朦朧詩，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在。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於所謂現代詩與朦朧詩的佳作，也都極為欣賞。但此種詩作一則不免遠離大眾，再則又不易記誦。所以一般說來，凡是略有舊學修養的人，縱然在思想上屬於革命先進之人士，但偶有感發，仍習慣於以舊體詩來抒發一己的情懷。不僅李霽野與臺靜農兩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們兩人所追隨崇敬的魯迅先生也是如此的。關於這些新派文人的舊體詩作，本來也是一個大可討論的話題，不過那就不免超越本文的範圍了。現在我們懂就李先生的舊體詩作而言，私意以為李先生之作真可以說詩如其人，真誠無偽而且樸質無華。我們如果按照其寫作年代順序讀下來，則李先生數十年來之生活經歷，以及其時代與社會之背景，真可說是歷歷在目。無論於國於家於友，甚至於其所聞見之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說對之莫不有一份真切之關懷。 回想一九七九年我初抵南開大學時，李先生對我之生活起居以及課業與交通之種種垂顧和安排，不僅曾使我深懷感激，而且也感動和影響了當時南開大學負責接待我的許多位教師和工作人員。因此當我來到南開大學以後，遂油然產生了一種極為親切的恍如遊子歸家的感覺。所以就在這一年暑期，當舍侄言材報考大學時，我就建議他要以南開大學為第一志願而考入了南開大學，他入學後曾蒙受到諸位師長的親如子侄的關懷和教誨。及至一九九〇年當我從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時，那時我自一九七九年開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已有十年以上之久。綜計我所曾訪問講學過的學校也已有十餘所以上之多，當時有幾所大學都曾詢問過我退休後是否願回國來長期任教的事，我對他們的熱情都極為感謝，但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南開大學。我想這主要就是因為從一九七九年我初來南開大學講學時，在李先生的誠樸真切的性格與為人之影響下，南開的整體給了我一種親如家人之感覺的緣故。 如今，我在南開大學任教前後已有將近二十五年之久，而且自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更在校方熱心的推動下成立了一個研究所。目前我所指導的有博士生五人，碩士生二人，還有一個博士後的研讀者。因此我每年都要從加拿大回到南開來，每次至少要停留半年之久。學校也給我安排了長久的住所。自從我北京租居的老宅被拆毀夷平後，南開大學就成了我在祖國的唯一的「家」了。如我在前文所言，自從二十五年前在以李先生為首的南開的接待中，就使我對南開有了極為親切的感情，這種感情一直延續到今日，文學院的領導和同事有不少都是當年的舊識，他們都隨時給予我極為親切的關懷。而一些聽過我講課的同學們，無論是二十多年前的舊學生，或是近年才考入的新的研究生，更是對我有如家人親長一般的照顧，而他們彼此之間也有著如同姊弟兄妹一般的情誼。 記得早在一九七八年當我正在考慮想要回國教書時，曾經寫過三首小詩： 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跡可尋。漫向天涯悲老大，餘生何地惜餘陰。 海外空能懷故國，人間何處有知音。他年若遂還鄉願，驥老猶存萬里心。 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 如今我不僅有了餘生可以託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師友同學，可以一同從事於詩騷李杜的欣賞和研讀，則人間幸事何過於此。而這一切實在都源於當年李先生發自南開的對我一聲呼召。我對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終身不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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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