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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1 05:58:51瀏覽202|回應0|推薦5 | |
Excerpt:李懷宇的《知人論世:旅美十二家》 去年讀過《余英時談話錄》以及《余英時訪問記》,都是李懷宇負責口述紀錄,我相信他應該是深得余英時先生信賴,本書的首篇訪談文章,拜訪對象就是余英時先生,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知人論世:旅美十二家 作者:李懷宇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2/0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40061 內容簡介 上個世紀的中國,歷經一波波戰火的蹂躪與政治的動盪,許多華人被迫遠渡重洋,在異鄉找尋避風港。尤其美國東岸,不僅是政治中心與財經重鎮,更是常春藤名校雲集的人文薈萃之所,一向吸引許多華人菁英在此處落腳。他們之中不乏舉國聞名的學者、權傾一時的政客,以及名門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廬的學子。因緣際會下,他們打破階級的藩籬,譜出一段段患難中的情誼,也共同在他鄉為自己留下歷史的告白,在異國的土壤播撒故國文化的種子,在海外耕耘出一片成果豐碩的文化園地。本書作者特別遠赴美東,走訪十二位海外名家,倘佯於哈佛等名校優美的景致中,在平易近人的笑談中,傾聽他們暢談人生與創作生涯,並藉由他們的親身經歷,評點過往的風雲人物、雅事趣談,細數一頁頁風捲殘雲的如煙往事。 【Excerpt】 〈余英時:知人論世〉 一、未成小隱聊中隱 如果人間真有世外桃源,對我而言,夢裏桃源便是普林斯頓。 二〇○七年秋天,當我準備美國之行時,設想的第一訪問對象是余英時。中秋節下午,我給余先生家發了一份傅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門外。中秋之夜,我給余先生家打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是余師母陳淑平女士,從聲音裏可以感覺是一位大家閨秀。我大喜過望:余先生願意見我。赴美之行恍如夢境。二○○七年十一月五日,我到美國的第二天,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余師母早在車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近乎隱居。余家是樹林裏一幢獨立的房子,屋前一個小魚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來我多次陪余先生餵魚散步,頗有「悠然見南山」之趣。大書房上掛鄭板橋的書法「小書齋」。客廳中的字畫多是余先生的師友所贈,印象中有錢穆、俞平伯、張充和的作品。胡適的字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余先生「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而請他岳父陳雪屏先生寫的對聯是:「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我覺得此聯頗見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緣,我在普林斯頓盤桓了多日,與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訪問生涯中從未有此奇緣。 在普林斯頓的日子,我受到余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每天從旅館到余家都由余師母開車接送。第一天晚上,因為時差的緣故,我失眠了,天剛一亮,我匆匆吃過早餐,便到普林斯頓大學裏閒逛。雨後空氣格外清新,校園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聯翩,愛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微笑,彷彿就在眼前。多少年來,我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無非是因為已故二公與當代余英時。 那天早上在余師母的車子裏,閒聊得知我喜歡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婦專門带我到愛因斯坦常去的校園餐廳吃飯,飯後兜到愛因斯坦的故居門前,如今的屋主剛拿了諾貝爾獎金。余先生沒有見過胡適,余師母的父親陳雪屏與胡適是至交,她告訴我:「我們家常常我開門。胡先生就常常會問我:你現在幾年級,家裏有什麼功課?他把我們小孩子也看成大人。」後來從余先生夫婦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小孩子。 別後,我時常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人間趣事,心中煩惱,事無巨細,余先生夫婦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讀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過電話,我會冥思時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遊與笑談中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這也許便是歷史研究的魅力。 …… 七、人的尊嚴 我讀余英時的著作,常常發現字裏行間閃爍著對人的關懷。在他看來,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余英時為《士與中國文化》寫新版序,表示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我想儘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對於中國古代的「士」更應如此。把孔、孟、老、莊一概稱之為「知識分子」似乎總不免感覺著有點彆扭。但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卻不敢奢望別人也同情我的感覺取向。」我對余先生的這個説法一見傾心,從此也改用「知識人」了。 凡是與余英時深交的人,無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熱腸。余英時義不容辭地為友人寫序,已集成《會友集》一書,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發而成,《重尋胡適歷程》、《未盡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時行文與梁啓超「筆鋒常帶感情」頗為相似。當年梁啓超為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下筆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學術概論》一書。而余英時為《朱子文集》的新標點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完成這部巨著之時,余英時已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以七十有餘之年,依然健筆如椽。 余英時的著作幾乎跨越了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初次見面時,我的腦子裏還環繞著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便問余先生為何不寫通史?余先生説:「我自己覺得花幾年時間寫通史,還不如在某一個特別的領域用幾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産生新的知識,不僅是綜合已有的知識。通史必須儘量求全面,許多專門領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這也是我不敢下筆的一個原因。一再考慮,我還是覺得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專題研究上,貢獻較實在。只要所選專題很重要,即可由專中透出通貫的見解。譬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我自覺打通了宋代政治與思想之間不少隔閡,也有助於「通」。這是以「專」濟「通」。」近年來,余英時把目光投注到唐代的詩人和禪宗。有一次,余先生告訴我:「歷史要看變化,我研究歷史始終有一個重點,不是從頭到尾研究,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研究它幹什麼?我研究的是有變化的時期,要抓住每一個朝代,都是看它的變化,才能看出全部歷史的貫通之處。有變化時期就多研究,沒有變化時期就擺在一邊。我認為研究歷史是看整個結構與結構中間的變化,不是盲目地隨便地抓一批就興之所至研究一下,暗裏要有整個的計畫。這就是你心裏想的通史的計畫。」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云:「嘗試論之,史者,知人論世之學也。今人於論世之義知之甚審,而於知人之義即多忽之。此時代風氣使然也。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論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於治思想史為尤然。」「知人論世」的追求,貫穿了余英時所有的作品。他把理解與同情注入了歷史研究,方以智、戴震、章學誠、朱熹、陳寅恪、胡適、錢穆、顧頡剛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而這些歷史人物背後的時代風雲與思想劇變彷彿重現。 現實世界不管如何變幻,《史記·貨殖列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百年來依然點中人性的要害。我以訪問知識人為志業,常常在關鍵時刻見到人性的幽暗一面,心中經歷一番驚濤駭浪之後,只能一笑置之。我雖然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有幸遇見真小人與偽君子,心灰意冷之時不免感慨文化界也是名利場。也許是我的有感而發,余先生對我説:「我覺得學歷史的好處不是光看歷史教訓,歷史教訓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錯誤,到後面還是繼續犯,因為人性就是大權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難以捨棄,權力和利益的關口,有人過得去,也有人過不去。所以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一九三〇年生於天津。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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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