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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16 05:57:43瀏覽44｜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譯氣風發的高雄煉油廠》 雖然之前對於《拾穗》月刊是毫無認識，但透過這本書似乎見證了一本劃時代的刊物如何滋養眾多讀者、作者以及最重要的譯者，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75341 譯氣風發的高雄煉油廠：30位譯者X 60篇譯作，重溫《拾穗》月刊開啟的文藝之窗 作者：張綺容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23/12/11 內容簡介 本書帶領我們重溫台灣第一本純翻譯雜誌：《拾穗》月刊，與那些工程師右手煉油、左手鍊字，為島上求知若渴的讀者譯介歐美新知，開啟世界之窗的故事。 【Excerpt】 〈序言：一本令白先勇和平鑫濤欽慕的雜誌〉 「有《現代文學》嗎？」龍眉鳳眼的少年翻看著書攤上的《拾穗》雜誌，漫不經心問道。這是一九六○年三月，驚蟄剛過，早春的空氣裡滲著寒涼，攤販的十指縮在外套的口袋裡，搖著頭說：「沒聽過。」少年斜飛的眼梢掩不住失望，道了聲「謝謝」，闔上手裡的《拾穗》雜誌，沿著重慶南路往下一攤走。 這位少年名叫白先勇，二十三歲，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選在驚蟄這天創辦了《現代文學》，期盼創刊號能如平地一聲春響——聲名陡起，沒想到實地走訪重慶南路的書攤查看銷路，攤販不是沒聽過，就是從一大疊雜誌底下抽出《現代文學》，藍底白線的封面蒙上了一層灰，給別家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攤販問，白先勇不忍再看下去，掉頭就走？ 一轉眼，六十年過去，白先勇成了華文文學大師，創刊時乏人問津的《現代文學》躋身學術殿堂，銷聲匿跡的反倒是當年重慶南路書攤上的暢銷雜誌《拾穗》——白先勇翻看的那一期封面是一幅黑白照片，左上方印著紅底白字的「拾穗」大字，頗有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味道，新潮而且時髦，每期銷售量超過一萬冊，文藝青年人手一本。一九五四年平鑫濤創辦《皇冠》（Crown）雜誌，便把《拾穗》當作競爭對手，誓言「一年內打垮《拾穗》」。然而，最終打垮《拾穗》的不是《皇冠》，而是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間洪流。 遭歷史遺忘的《拾穗》，是臺灣戰後第一份純翻譯雜誌，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創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停刊，總共出版四六二期，每月按時出刊，譯介域外新知將近四十載，內容囊括文學、音樂、科學、醫學……等，雖然是綜合性月刊，但對翻譯文學的貢獻卓越，不在《皇冠》和《現代文學》之下，總計翻譯三十一國的文學作品，文類涵蓋詩歌、小說、戲劇、兒童文學，其中不乏臺灣文壇首見的中譯。要論譯介英美現代主義文學，《拾穗》走得比《現代文學》更前面，要論流通量，《拾穗》的發行網比《皇冠》更廣，怪不得白先勇和平鑫濤欽慕一時，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 《拾穗》刊行的四十年間，正值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民不能自由出國，電視也還不普及，更別提電腦、網路和智慧型手機。在那資訊閉塞的年代，《拾穗》雜誌月月翻譯域外新知，從而打開了一代青年的視野、豐富了年輕學子的心靈。透過《拾穗》，林懷民接觸到了西方舞蹈，洪蘭讀到了《船場》、《白衣女郎》等域外小說。譯作超過兩百本的陳蒼多從小受到《拾穗》啟發而走上翻譯這條路，根據他在〈買書，譯書〉一文中回憶：一九五八年，從高雄搭火車上臺北參觀軍校：「在高雄的一家書店買了一堆過期的《拾穗》雜誌，有的都沒有封面了，但還是興沖沖地帶著坐上火車。」 《拾穗》不僅每月發行雜誌，還出版了「拾穗譯叢」一百多種，譯者都是一時之選，譯筆不俗，影響既深且廣，一九七七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優良雜誌獎」。而今獎盃猶在，無奈人事已非，《拾穗》的編輯和譯者多已不知去向。曾經「書店一條街」的重慶南路如今商旅林立，賣書的攤販和買書的少年都沒了蹤影。昔日的「舊書街」牯嶺街也少了書香，我走進僅存的舊書店，從那一落落的古書底下抽出一本塵封的《現代文學》，拍一拍，假裝漫不經心地問道：「有《拾穗》嗎？」 〈譯出一片異域風光〉 出場人物 高雄煉油廠不僅將美援原油運輸到全臺，也將美國文學傳播到全島，其中孫賡年是最早系統化介紹美國文學的《拾穗》譯者，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浙江省奉化縣蕭王廟，浙江大學畢業後考上公費留美，學成後進入高雄煉油廠服務，期間自學日文、德文，一九五五年考取西德的研究生獎學金，奉准赴德進修。《拾穗》創辦初期，孫賡年翻譯了《盲者之歌》、《柏林省親記》等德文作品，並開闢「西書評介專欄」介紹美國文壇。 翻譯可以寄情比興、意有所指，翻譯可以結交文友、聯絡感情，除此之外，翻譯還可以是一扇窗、一道牆，開窗的方向、築牆的位置，左右著臺灣島民望出去的異域風光。在那出國不易的年代，翻譯是一對想像的翅膀，縱然只能在窗內、牆內流連，但至少在那黮闇的時刻，瞥見了些微島嶼天光。 …… 《拾穗》的德文譯者不多，出版委員會接到孫廣年的來稿，又驚又喜，立刻採用。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孫賡年翻開《拾穗》創刊號，看見「盲者之歌」四個大字刊在目錄上，驚喜交加，決定一鼓作氣，將另一部流行於美國的德文小說也翻譯出來。原作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書名依原文直譯為《小偵探愛彌兒》（Emilund die Detektive），作者是現今人稱「德國兒童文學之父」的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1899~1974）。故事講述愛彌兒獨自搭火車到柏林找阿姨玩，火車搖搖晃晃，愛彌兒沉沉睡去，醒來之後大吃一驚：口袋裡的錢不見了！這可是媽媽辛辛苦苦幫人家洗頭、省吃儉用留給外婆的錢，愛彌兒非得逮到扒手、把錢討回來不可！孫賡年將這部作品譯為《柏林省親記》，並歸類為「家庭倫理小說」，認為「可以作為中學生的具有教育意義的課外讀物」…… 一九五一年十月，《柏林省親記》在《拾穗》上連載完畢，孫賡年先前翻譯的兩篇德國作家史篤姆 （Theodor Storm，1817-1888） 小說——《復活節前後的懺悔》（Veronika） 和《天涯海角覓芳菲》，也先後在《拾穗》上刊出。孫賡年閒來無事，晚飯過後到副廠長胡新南公館走動，無意間看見客廳茶几上躺著一本美國《生活》雜誌，順手拾起翻閱，翻到一篇論及美國當代文藝作家的文章，內容通俗有趣，既有評論，亦有介紹，當場向胡副廠長借回家仔細拜讀，越讀興味越濃，借來的參考書籍越堆越高。讀著讀著竟然也讀出了一點心得，便效法日本譯者融會貫通的精神，將所有讀過的素材編譯成〈略論當代美國作家〉投稿到《拾穗》，主編馮宗道一讀，正中下懷——此時韓戰已經爆發，美國深刻體悟到臺灣作為第一島鏈的戰略地位，再次將臺灣納入防堵共產勢力的一環，國民黨政府看見這絕處逢生的大好機會，趕緊趁此國際情勢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並大力支持美方的文化外交政策，而支持方法之一，就是透過翻譯介紹美國文化及文學。 …… 自從接獲馮宗道囑咐之後，孫賡年一連寫了數十篇〈西書評介〉，介紹了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海明威、史坦貝克、艾略特（T.S. Elior）、傑克·倫敦（Jack London）等美國作家，其中甘苦，孫賡年真是嚐個了透。每篇〈西書評介〉的原文作品都厚厚一冊，為了在書中找靈感、挑眼兒，孫賡年非得反覆瀏覽。眼看截稿期限將至，偏偏文思枯竭，真是日日焦躁不安、夜夜睡臥不寧。然而，每當與作者心有靈犀一點通，文思泉湧、下筆萬言，縱使通宵達旦，孫賡年也甘之如飴，更為《拾穗》該翻譯哪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出了好些主意，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海明威的《海上漁翁》（今多譯為《老人與海》）。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孫賡年（署名細雨）於《拾穗》第三十二期「西書評介」譯介了海明威的背景、個性和寫作風格，並簡介其著作《海上漁翁》。隔月，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拾穗》開始連載《海上漁翁》，二月一日續完，譯者署名「辛原」，本名董世芬，廣東南海人，一九三九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化學工程系，一九四〇年任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所副研究員，後來進入資源委員會動力油料廠從事研究，一九四一年任甘肅油礦局技術員、副工程師，一九四六年轉任中油公司工程師，一九四八年來臺擔任高雄煉油廠煉務組長，聽說《拾穗》要翻譯美國文學巨擘海明威的大作，董世芬當仁不讓，以信實的譯筆詮釋海明威簡潔的文風，並於讀者有疑處加註，頗見理工男特有的嚴謹風格： 他是一個老人，孤零零地駕著一艘小漁艇在灣流＊捕魚，最近却已經接連八十四天沒有釣上一條魚了。最初的四十天裡，還有一個小孩跟着幫忙。四十天釣不到魚以後，小孩的父母對他說，老頭子如今已是老定了，那是最壞不過的霉運，便叫小孩改跟另外一艘漁船。小孩換了船，第一個星期便捉到三尾好魚。 ＊灣流（Gulf Stream）發軔於墨西哥灣，經佛羅里達海峽及古巴海岸。故事發生地點即為古巴哈瓦那（Havana） 附近一漁港。 董世芬並非《老人與海》的唯一譯者。那一年，海明威獲得諾貝爾獎的呼聲高漲，美國又大力推廣美國文學外譯作為軟性外交，藉此輸出美國文化、向世界各國鼓吹自由民主。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老人與海》在《生活》雑誌上一次刊完、九月八日發行單行本。美國新聞處譯書部登報徵人翻譯，張愛玲當時剛從上海流亡至香港，人生地不熟，粵語也不太會說，看見美國新聞處的徵人啟示，便投了履歷過去，經宋淇，面試後開筆迻譯，花了兩個月譯畢，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以筆名「范思平」發表，由香港的中一出版社發行，是《老人與海》第一本中譯本。 《老人與海》是張愛玲第一次翻譯美國文學，將其譯文與原文對照，可見其謹小慎微，幾乎是字字照譯，看來下筆時顧慮頗多。張愛玲自己在譯序中也說：「因為我太喜歡它了，所以有這些顧慮，同時也擔憂我的譯筆不能傳達出原著的淡遠的幽獸與悲哀，與文字的迷人的韻節。由於張譯亦步亦趨貼緊原著，讀來富於洋味兒，頗見中西合璧的張氏小說風格： 他是一個老頭子，一個人划著一隻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裡打漁，而他已經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了。在最初的四十天裏有一個男孩和他在一起。但是四十天沒捕到一條魚，此後那男孩的父母就告訴他說這老頭子確實一定是晦氣星——那是一種最走霉運的人——孩子由於父母的吩咐，到另一隻船上去打魚，那隻船第一個星期就捕到三條好魚。 張愛玲的《老人與海》是香港首譯，余光中的《老人和大海》則是臺灣首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臺北《大華晚報》上連載，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重光文藝出版社發行單行本。這種先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而後集結為單行本的作法，在當時十分常見。相較於張愛玲的洋腔洋調，余光中的譯文是道地純熟的中文，行雲流水，音韻鏗鏘，頗見詩家文采： 那老人獨駕輕舟，在墨西哥灣流裡捕魚，如今出海已八十四天，仍是一魚不獲。開始四十天，有一個男孩跟他同去，可是過了四十天還捉不到魚，那男孩的父母對他說，那老頭子如今已是老定了，而衰老就是最糟的惡運。於是男孩聽了他們的話，到別一條船上去。第一個星期，那條船便捕到三尾好魚。 無論是張愛玲的《老人與海》，還是余光中的《老人和大海》，兩者都是名家名譯，董世芬雖非文人出身，但《海上漁翁》卻是獨樹一格，三人三譯，各有千秋，其中《海上漁翁》出版單行本的時間較余光中譯本更早，在當年流通較廣。 自從孫賡年的〈略論當代美國作家〉起了個頭之後，《拾穗》開始一五一十介紹美國作家和作品，至停刊之前總共譯介了六百六十八篇，不僅數量可觀，而且譯介積極、譯文精湛，從《老人與海》的三家譯本爭雄觀之，《拾穗》的譯介時間不僅並未落後余光中和張愛玲，而且譯筆嚴密周延，並不遜於名家名譯，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拾穗》以長年的堅持及一流的品質，讓全臺譯者執起譯筆，在臺灣島上譯出一片異域風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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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