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一：

朋友公司新進一位女職員，到職後才發現，她常神情激動地自言自語，對他人異常多疑，常無法完成交付的任務。大家懷疑她有精神障礙，主管與她談話，她則堅決否認。其家庭狀況亦複雜，聯絡人為其前夫，電話中前夫述這位女職員十年前得了「產後憂鬱症」，一直拒絕求醫，症狀持續，曾找警察幫忙，但警察協助送醫後醫師又說她沒有攻擊破壞行為，不能介入，家人也無計可施。他們已離婚多年，子女歸夫，她則獨居，其夫對她近年狀況並不了解。朋友述公司勢必不能僱用她，但她的經濟狀況看來很差，詢問精神科能為她作些什麼。

由病情描述可判斷此人應不止是「產後憂鬱症」。十年持續幻覺妄想，應屬生產誘發的精神分裂病。但她沒有病識感，一直拒絕治療。家人、醫療單位、社工、警察能作些什麼？

實例二：

　　一位長期住院的病患家屬來院，要帶病患去辦印鑑證明。問細節，又是一個家庭倫理劇：父母早已過世，遺產事一直懸而未決；之前手足之一私自來看患者，讓患者簽了一張以極少錢放棄遺產的同意書，並至戶政單位登記；其他手足不同意而來此，要帶患者去戶政單位更換印鑑證明，以取銷之前的同意。詢問患者時，患者又似理解，又似糊塗，多半順從眼前的人的勸說。在此狀況下，誰能協助保護他的權益？今日是其手足間意見不一致，若沆瀣一氣，是否這患者即被合法剝削了繼承權？醫療單位與社工又能作些什麼？

實例三：

之前台北某醫學中心急診處，有位鬧自殺的邊緣性人格患者被強制住院，當她終於出了院，即回頭控告所有曾經手的醫療人員妨害自由。無端捲入訴訟是每個醫療人員的惡夢，結果副署強制鑑定的第二位專科醫師因當時只憑病歷及他人轉述，未親自看到患者即同意讓她強制住院，而吃上官司。為了避免患者急性自殺的危險而強制她住院，應是為了她的最大福祉著想吧，但作法的瑕疵，讓醫療者自己被捲了進去。

這幾個實例都牽連到精神病患者的行為自主權。

讓我們回顧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

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病人：指罹患精神疾病之人。嚴重病人：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精神衛生法第二十條：「嚴重病人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或送醫，其生命或身體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由保護人予以緊急處置。」

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

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五條：「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接受社區治療。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要，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事前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

抄了那麼多，是為了解釋為何臨床精神醫療人員明知精神病患需要治療，明知道精神病患的權益需要主動介入，但只要他只是「病人」，不是處於病情嚴重狀態（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的「嚴重病人」，我們就有心無力。

　　第一位無病識感拒絕治療的患者，她多年受幻覺妄想影響，其夫述也曾找過警察並把她送到醫院，但因為她沒有自傷傷人，也看不出有即刻自傷傷人的危險，她看來也可以生活自理，因此算不上嚴重病人。因此醫院也不敢強制她住院治療或強制社區治療，怕會惹上妨害自由的麻煩。她長期未接受治療的結局是病情持續，夫離子散沒了家，離群索居，經濟狀況越來越差，縱使找到工作也無能力維持。社工曾試著勸她辦理殘障手冊及申請低收入戶補助，都被她拒絕了。她躲在自己的世界中，但其精神病又未嚴重到符合嚴重病人，公權力在尊重人權的前提下束手無策。這是兩難，也是現實。

　　我告訴朋友：雖然她目前狀況尚可維持，使公權力不能介入，但最好還是通報社工系統予以備案，安排定時訪視。日後若達到嚴重病人的程度，則可給予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在此之前，只有在旁觀察了。

在第二位患者，我與他會談時強調他不必也不應該放棄遺產，要他對任何人都要明白說出自己不願放棄遺產。然後告訴家屬，他們家人間的爭議，最好有公正第三者作見證，之後安排本院社工人員陪著患者與家屬同去戶政單位，事情總算圓滿結束。形式上，病患有完全的自主權，我們也給予完全尊重，但醫療人員所作「善意的協助」（其實就是連哄帶騙），其實居重要角色。試想要是這位患者執意不去，不明事理地放棄了他的權益，我們又能怎樣？

在第三位病患，她堅持到急診時她已不想自殺了，為何醫師不相信她，還把她關起來，她一定要這些關她的人付出代價。精神科醫師基於她過去的自殺紀錄、她當時激動的情緒，不採信她不會自殺的言語保證，依據精神衛生法強制鑑定的規定，強迫她住進精神科急性病房。這在打妨害自由的官司上是不會輸的，但副署動作的從權（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中，這現象其實並不罕見），卻讓第二位醫師陷入麻煩。醫師們或許要大嘆好心沒好報了吧，早知道就放她回去，要不要自殺就讓她自行負責吧。但是，要是她一回去就再度自殺，醫師不會懊惱嗎？更不要說在醫療糾紛頻傳的台灣，搞不好家屬還要來告醫師誤診造成患者自殺呢！此時此刻要不要尊重患者的自主權，真要讓人再三躊躇了。

有人會覺得，精神病患者思言行皆異於常人，還講自主權，太過迂腐，應像大人照顧小孩一樣，為了他的福祉替他作主。在法律上，那就必須將此患者申請禁治產，由其監護人為其完全作主。但禁治產的法律規定十分嚴格，而且監護人的責任極重，他必須供給被禁治產人的一切需求（如同父母有義務照顧幼兒一般），被禁治產人的一切行為（殺人放火也一樣）都不必自行負責，而由監護人負全責。因此若家屬想用禁治產這條路來為病患作主時，我都會分析給他聽，要其慎重考慮。

　　人生的本質是孤獨的，每個人都有權也必須為自己的生命作出選擇，我們不該也不能為他人的生命負責。為保護精神病人的福祉，我們的所作所為仍必須受到為保護病人自主權而制訂的法律的規範。或許為達到目的我們會用更具彈性更富技巧的作法，但仍須自我保護注意不可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