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一名女學生疑遭性侵殺害後棄屍。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對惡徒的慈悲，就是對善良人的殘忍」。之前台灣槍決五名死刑犯，國際壓力排山倒海而來，但台灣高達七成民意支持死刑。歐盟等國認為是文明國家就不該維持死刑，台灣已簽了主張廢死刑的國際人權公約，豈可仍執行死刑？故大加撻伐。但若廢死刑已成潮流，為何多數已開發國家仍未能立即廢死刑，而我國多數民意仍堅持「殺人償命」？吳揆這話或許已闡明其中深意。

在人類社會，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很少人會作，它會降低人群整體福祉，故此行為模式不會長久留存。試想，除了心智敗壞者，誰會為了燒毀整棟公寓而縱火燒自己的屋子？

利人又能利己的行為，能增進整體人群的福祉，在演化上有利，在人群中必能風行。遍及人類社會的合作行為即屬之。

損己利人的行為呢？恐怕要看受利者與自己的關聯性，若是自己關切的親朋好友，而親友所得利大於己所受損，此行為才可能流傳。若親友得利不及自己所受損，則不值得作，也不會風行，當事者縱使不能意識此點，作為時必然躊躇；試想路遇兒童落水，下水救人時必然會考慮自己的泳技能否勝任，而若發現呼救的是自己兒子，還會遲疑嗎？縱然自己不善泳貿然下水的危險性完全一樣，但自己可能的獲利（兒子獲救）則遠大於救陌生兒童。

損人利己的行為呢？

在零和的情境，我有所得必源自他人之所失，此時我該如何抉擇？固然偷竊、搶奪、詐騙、性強暴等皆屬於這種損人利己行為，但短期進出股市，獲利來自其他輸家，又何嘗不屬此。因而要衡量的是：此作為會招致任何不良後果嗎？（合法嗎？被抓到的風險高嗎？被抓到最嚴重後果為何？）若得利遠超過可能的不良後果，受損者又與己無關（因而無須在意其福祉），則必然無法阻止此類行為在人群中的盛行。

刑罰的最高目的不在報復，而在減少這類損人利己惡行，方法除了加強偵察讓為惡者無所遁逃（為惡必會被揭發，如強暴累犯強制裝置電子鐐銬記錄所有行蹤），也要拉高這類行為的代價（為惡必受重罰，如性強暴致人於死者必死刑），讓這類惡行縱使可能獲利，比起可能遭受的處罰也太不合算。戰亂時期法治不彰，為惡者無受罰之虞，自然惡行處處可見，原先善良社會遂變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道學家們莫感嘆在亂世人心竟墮落如此，需知長期亂世下生存才是第一要務，若為了自己（與自己親人）的生存，必須犧牲他人的福祉，真正的人性不會阻止損人利己的行為，此時堅守原則的彬彬君子想必難逃滅絕。德行是文明的產物，不是天生本能。要大同社會，與其訴諸人性本善，何如拓展維護文明社會。

死刑在此扮演的功能是什麼？

所有可能的刑罰中，死刑最為強烈，且不可逆，是以被稱為極刑。依據比例原則，它應只針對危害人類社會極大必須遏止的惡行。現行適用死刑的罪行多屬此，如殺人、結夥強暴、殺害尊親等。處死犯死罪者，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以昭炯戒，藉此嚇阻社會所有人勿心存僥倖犯此死罪。是以死刑的最高境界是備而不用，但必不可廢除。或有人引用老子之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以佐證死刑無用。但此言常被引用的場合是苛政猛於虎，人民遵法亦死，違法亦死，此時欲以死刑嚇阻驅使百姓，自然無效。而多數死刑犯在犯罪時，並非無選擇餘地，他們其實有能力衡量犯罪的得失，但心存僥倖（逍遙法外機會大，縱被抓到尚可承受可能的處罰）而犯案；故廢死刑是自行廢除最大嚇阻力量，等於鼓勵犯罪。

當然現行死罪中有些尚有商榷餘地，如販毒（其造成社會損害固大，但罪似不及死）；另有些則不適當，如以往針對政治異議分子的叛亂罪。但這些都可以經過公開議論，以民意使立法院修法改正。至於怕因冤獄錯殺而主張廢死刑則是因噎廢食，此時應致力於強化司法，而非無差別的全面廢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