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集團最近宣布，將依法執行一項要求董事長李健熙家族降低對三星電子控制權的韓國法律，並向韓國慈善機構捐贈約8,000億韓元（約合8.25億美元）的鉅款；此外，李氏家族還決定放棄上訴，依規繳交李健熙子女因資產移轉而被要求上繳的440億韓元稅款。李健熙曾因病在美國、日本停留五個月，本月初回國，三星集團在他回國後三天做出上述具有高度妥協意義的重大宣布，引發國際關注，除了三星集團後續動向，其舉措亦有值得深思之處。

三星集團於亞洲金融風暴後快速發展，旗下包括三星電子、三星生命、三星信用卡、三星愛寶樂園等近60家子公司，其中尤以今年可能超越IBM，成為全球營收最高科技公司的三星電子最受矚目，李健熙也因此成為韓國首富。然而，原本是「韓國的驕傲」的三星集團，近年卻因為稅務、政治獻金、公司治理、快速財團化及強悍對抗政府等受到訾議，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去年中韓國民眾即曾發動反李遊行，韓國政府及民意機構還針對三星集團修法管制其擴張行為；由此可見三星集團儘管財大勢強，在韓國社會卻是一個不受歡迎、不符社會期待的企業。無怪乎，三星集團在掌門人李健熙沈潛五個月後，以降低控制權、放棄補稅上訴及捐款等三大行動，拉抬集團的社會形象。

綜合國際媒體報導可以發現，三集星團除了稅務、債券分配等官司糾紛外，還要面對三大問題。第一是韓國政府修法降低金融事業在集團內其他公司中的投票權，由目前最高的30%降至15%；由於李氏家族對三星電子的控制多是透過控股集團內金融事業進行，這項規定勢將減弱李健熙對三星電子的控制權。其次是尚未定案的金融產業結構改善法，其核心是禁止同集團事業持有金融子公司5%以上股份；這樣的修正顯將破壞目前三星集團以交叉持股控制集團經營權的多層次控股架構。再者，就是已經檯面化且全面化的反財團化勢力。

這三個議題也正是目前令我國金融、產業及政府頭痛的課題。以限制金融事業對集團內非金融事業的投票權為例，正是金管會推動金融、產業分離的核心，國內金融業者也曾像李健熙一樣對抗；其主要政策考量是避免經濟資源過度集中，以及金融、產業分別做為資金供給者、需求者的角色衝突問題。尤其我國金融市場已有集中化之勢，金融與產業分離的基本原則是必要的。但在作法上，我國與韓國不同；目前政府是以限制金控負責人兼任非金融事業負責人的方法控管，不僅實效有限，也無法改善金融業運用大眾資金進取非金融事業經營權的不公平競爭現況。

金管會要推行金融、產業分家，得想清楚要做到什麼程度。例如目前政策上允許金控可以轉投資設立100%的創投，創投因可投資非金融事業，金融、產業的經營權還是有某種程度的聯結。但是，這樣的聯結未必不好，金融是產業發展的血脈，沒有金融的奧援，產業也不可能長得高碩壯大。因此，金管會的分家政策就要清楚界定，究竟是完全的禁絕，還是金融得在一定程度、一定時間或一定類別內參與產業的經營。等到政策想清楚了，再據以修改金控法、銀行法、保險法等，適用一致性規範，以減少差別規定間的監理套利行為。

在多層次控股架構此一課題上，韓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並正設法化解其可能的弊端，我國則尚無具體行動。然而，在實務上，目前這類由控制股東以交叉持股，或設置多重投資公司的金字塔控股結構安排日增；如此少數控制股東就得以低持股掌控高比率的表決權，進而取得經營權，既可魚肉股民，更可移轉公司利益於個人，三星嚴拒外界的公司治理批評正是起自於此。政府對於此一型態的控股形式應有對策，除了限制交叉持股權利，還應強化關係企業的定義與揭露規則，將控制股東的概念納入管理。

三星集團面對的反財團化壓力，更值得國內企業集團省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團化是必然的結果，不是罪惡；但近年社會已出現「逢財團必反」的情緒化、民粹化反應，不僅傷害經濟發展，也帶來社會的不安，企業及政府都有責任認真面對此一課題。李健熙的妥協當讓國內企業心有戚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