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金改上周屆滿二周年，但後遺症也在上周全面引爆。先是台新金控合併彰化銀行的強勢舉動，招致社會輿論的強烈撻伐。再來是中信金控轉投資兆豐金控的非常規交易，遭檢調質疑中飽私囊，以背信等罪將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列為被告，其多位親信更因此被收押禁見。接著是金管會主委施俊吉公開表示，英商渣打銀行收購新竹商銀一案恐涉及內線交易，且極可能成案。然後，開發金強吃金鼎證券一案餘波盪漾，亦惹來內線交易疑雲。加上關聯企業中國人壽的內線交易立案追查，一時之間，金控與弊案畫上了等號，金融菁英更是一個個落難，其不僅是個人的挫敗，亦是社會的損失；孰令致之，尤值得深究。

1995年，國際票券營業員楊瑞仁盜開300億元商業本票的案子轟動一時，但也僅限於個案；11年後的現在，行為操守遭調查的金融從業人員卻是愈來愈多，且不少稱得上是菁英。看看這一波被點名的嫌疑人，從辜仲諒以降，他的弟弟開發金控總經理辜仲瑩，以及中信金前財務長張明田、法務長鄧彥敦、財務室副總林祥曦及中壽主管等，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學有專精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是出身國際名校，就是經歷傲人，還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與資源，既對法律規範知之甚詳，更精於複雜的財務操作。但這也是最令人不解的；這些知識與智力兼具的金融菁英，處在一個須受到高度監理的產業裡，何以還一個個面臨身陷囹圄的悲情？

這些金融菁英涉案的程度，外界尚難從已知的資訊論斷，惟從中信金三位高階主管遭到收押，顯示問題已不單純。但是，屬於法律層面的行為，須視證據力及司法判決而定，外界無從置喙；可受公評的是這些金融菁英非屬法律層面的道德標準，顯然不符社會期待。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的行為一切合法或因涉境外而無法查獲違法事證，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代表他們無可苛責之處；且這些行為也必將衝擊金融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將為此付出代價。因此，各界除了關注這些落難菁英的未來，更須省思其背後的意義，深自警惕。

不可諱言，二次金改限時限量的錯誤政策，顯然要承擔很大的責任；這些菁英被不當的政策所引導，誤入「整併為金控成長唯一途徑」的歧途，忽略體質強健才是企業再成長的根本。見不了陽光的政商關係，也是共犯之一，是不該也不能給承諾的人做了過度的承諾，讓金融菁英產生錯誤的認知及不切實際的期待，甚至視應有的程序正義為無物，終於激起社會的反感。寬嚴不一的金融監理，更是難辭其咎；光看手執金融監理大刀的金管會，兩年內換了三個主委、不少單位主管虛懸的情況，就不難想像金融機構經常適應不同監理主管的難處，而這些人事動盪、政策空窗期，更提供金融菁英得以為所欲為的環境。

然而，二次金改演變到今天這種局面，又豈只是錯誤政策、政治不當介入、金融監理怠惰所致！畢竟，無論是插旗、併購、非常規交易或內線交易，這一切舉措的行為人都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金融菁英；二次金改限時限量不是架在金控脖子上的大刀，更非不吃就會死的保命丸，金融菁英擁有判斷是非的專業與能力，既然當時自願搶食二次金改的速成藥，就不要在吞不下去、吐不出來時，怨它是塗了糖衣的毒藥。更重要的是，政府固然鼓勵金融整併，但不代表業者可以投機取巧；如今因案被調查而高喊政策搖擺不定或政治打壓，若僅是意圖轉移焦點就罷了，但若依然認為錯不在己，那台灣金融產業的發展真的非常讓人憂心。

一如前述，金融業是受到高度監理的產業，因其營運是建立在社會大眾資金的運用效率上，具有公益性及外部性，不僅是特許制，經營者及高階經理人還須有積極資格，還受到多如牛毛的法令規範，以促其穩健經營。但法律有其侷限性，更只是社會最低的行為標準；相對的，金融機構的經營存在太多法律不會逐一規範、需要人為判斷與決策的空間，這就是最需要金融機構自律的地方，也是社會期待金融菁英在智力之外，展現社會責任與企業道德之處。

可是，從最近的例子看來，顯然這些金融菁英讓社會失望了，他們非但沒有高度自我約束個人或企業的欲望，也沒有盡到專業經理人應有的守門責任，反而遊走法律灰色地帶堷，機關算盡地設局以遂其所願；如今關進看守所，即使夠義氣地一肩扛起所有責任，但也是一種愚忠罷了。他們更忘了，他們的所作所為激起社會反感，升高民意代表的監督壓力，而行政部門為了防堵漏洞，必將訂立更多的法律與規則，結果是金融機構的合規成本增加，市場效率受到拖累，大家一起受害。期望金融菁英經此事件後能夠體悟到，金融經營不只是合規就行，更需要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