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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鍵：美國科研體制對中國的啟示
進入專題： （此文發表于《科學文化評論》，2006年第6期。） ［摘 要］：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科技強國，探討美國現有科研體制的形成過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美國科研資源的配置模式和科技決策、管理體系的形成過程來看，美國科研體制具有“產權化、自由化、多元化、規範化、民主化”的總體特徵。本文簡要對照了中、美科研體制的形成過程及其差異，根據美國的經驗提出了一些現實的建議，可能會對當前中國科研體制的改進有所裨益。
［關鍵字］：NGO NAS NSF 技術預見 技術評估
［中圖分類號］：N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研究美國科研體制的現狀及其形成發展的歷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啟示作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通常具有分散式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和科技決策、管理體制，政府對科技活動的直接介入較少，美國科研體制是這類特徵體現的最鮮明的例子。下面我們將從科研資源的配置模式和科技決策管理體系兩個不同角度來簡要介紹美國科研體制的形成過程。
一． 美國科研體制概況
從歷史和現狀來看，美國的科研機構可以概括為四種類型：①聯邦政府研究機構（又分“國有國營”型和“國有民營”型，並以後者為主） ；②工業企業研究機構；③高等院校、大學；④社會民間非營利組織 。而美國科研經費的來源，主要有三種：①政府（主要是聯邦政府）；②企業；③社會民間團體（基金會）。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科研資源配置模式並非一成不變，從投入主體來看 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①第一階段以“自由放任”為特徵，從美國建國到1862《莫里爾法令》的實施；在這一階段，美國科技發展長期處於自由放任狀態，科學技術水準也比較落後，政府基本上不介入科技活動。②第二階段以“多元投入”為特徵，從《莫里爾法令》實施後到二戰前；1862年《莫里爾法令》的實施，使美國開始出現大批的州立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開闢了美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發展的新階段。進入這一階段，美國開始出現四種科研機構共存、三類科研經費來源共同投入的模式。③第三階段以“政府投入”為特徵，從二戰時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戰爭需要和科學技術在二戰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美國政府改變了以往對科技發展持有的自由放任觀點。隨著聯邦政府認識到科技的巨大作用和美蘇冷戰造成的對國防、軍事科技的巨大需求，以及凱恩斯主義興起後政府對公共事務干預能力的擴張，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取代民間基金會而成為美國科研經費來源的主要來源。④第四階段以“企業投入”為特徵，從80年代開始至今，伴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和雷根-柴契爾改革，美國企業對科技的投資迅速增加，美國產業界對R&D活動的投入逐漸超過了聯邦政府，成為科研資源中的最大供給來源。
總的趨勢是，美國科研經費的投入分佈正在朝著工業企業主導型迅速發展，聯邦政府不再是首要的R&D經費來源。並且進入90年代以來，其他來源（包括大學和NGO等）所占比例也較以前穩定在更高的比例水準上（5%左右）。2000年度，美國產業界實際R&D投入約為1860億美元，約占全美 R&D實際投入的69.7%。而2000年產業界R&D使用額在全美R&D實際投入中所占份額更高達3/4左右。 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美國經過長期的聯邦政府投資活動，已經培育出良好的企業研發競爭力。
從美國的科技決策管理體系來看，並沒有一個對科技決策進行統一管理的機構，歷史和現狀都是如此，一直保持著一種多元化、分散式體系。在一些特殊時期（如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二戰時期），美國政府曾經大大加強對科技活動的管理，但每當度過危機之後，美國新一屆政府往往會在新形勢下中止過去對科技活動的過強干預和管理活動。
186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S） 的建立|過程、1884年美國參眾兩院成立名為“埃利森委員會”是美國早期科技決策管理體系形成過程中的重大事件。NAS的創建過程說明在美國科學界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聲音，一些科學家認為應該建立一個中央科學機構對美國科研活動進行管理和控制，而另一些科學家持冷漠態度，有些人認為應當維護科學界的獨立和自治狀態。意見的分歧最終導致NAS基本上演變成為一個榮譽團體，沒有多少實際權力 。埃利森聯合委員會的成立，初衷則是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效率和節儉程度進行評估，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國會設立專門委員會來審議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動。該委員會推動了美國科技界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肯定了美國科研格局中的多元化結構，但也制止了對科技發展有負面影響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這一事件也說明美國官方已經開始認識到對科技活動進行干預是必要的，但在美國決策體系中始終存在著對政府干預活動進行限制的聲音。
進入二戰時期，萬涅瓦•布希（Vannevar Bush）宣導的“合同制聯邦主義”（Federalism by Contract）政策對美國科研體制的形成影響很大。這一政策的實質是政府自己不設研究機構，而通過簽訂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務下放到大學或私營企業。在1940年，美國政府的科研工作有70%由聯邦政府自己的機構完成。而到1944年，有70%的政府科技專案，通過政府的對外合同由政府之外的組織完成。 由於這一思想的影響，美國聯邦政府在加大科研投入、加強干預科技時，採用的具體途徑是大力支持企業和社會民間研發力量，沒有改變它的多元分散的社會結構和管理體系。布希還在1945年發表了著名報告《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 ，闡述了他的“契約論” 式的線性科技發展模型，宣導政府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布希提出了政府支持科學研究活動的四項基本原則 ，並在該部份報告的第五項原則裏提出了由政府出資設立一個“國家研究基金會”（NSF）的設想，以便大力推進科學的發展，同時在科學和民主政治之間維持一種適當的關係。
1950年NSF的建立，是美國科技決策管理體系形成過程中的又一重大事件。最終獲得通過的NSF議案是在科學界和美國官方之間達成的妥協，將對科學的自由追求與政府機構的責任結合在一起，決定在成立NSF之前先成立一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作為NSF的決策機構。NSB是一個主要由科學界的精英組成的機構（其成員均需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而且負責向總統推薦NSF的主任人選，這使得由科學家控制NSF的基本思想大致得以維持。NSF是目前美國行政機構中唯一的專職科技管理部門，是美國聯邦政府為資助基礎研究、促進科學教育、發展科技情報工作、促進國際合作而專設的獨立科技管理機構。除NSF 外，美國聯邦政府還設有一些科技諮詢、協調機構，但準確地講這些機構並不是聯邦政府中正式設立的專職科技管理部門，而是主要用於協調美國政府各部門在不同科技方面的工作，以及在主要決策人員之間進行溝通，保證資訊的暢通和決策的協調一致。近年來設立的該類機構主要有如下幾個，它們分別是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C）、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和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
迄今美國聯邦政府尚無一個對科研活動進行統一決策的管理機構。美國的分權體制是將這種集中管理的職能下放到下面各級部門和社會各界。聯邦政府下屬的各個部門大都有涉及科技的管理機構，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兩院（參院和眾院）也有相應的科技決策、諮詢機構，影響有關科技的立法工作。與此同時，美國科學界又具有強烈的自治傳統。上述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歸因於美國強大的市場經濟傳統，形成了多方競爭的長期格局；另一方面，可以歸因於美國分權的政治傳統和民主機制。在這種環境下，美國科學界和國家權力部門逐漸認識到兩個不可避免、同時存在的問題：即官方對科技活動必須進行有力的介入和干預；但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和個人的自由自治傳統也必須得到維護。美國的科技決策管理體系正是在這樣的兩極之間所尋求的一種平衡和妥協。
綜上所述，從歷史和現狀來看，美國的科研體制具有明顯區別於其他國家的特徵，這當然也和美國的國情密不可分。本文簡要將其歸納為如下幾個主要特徵：①產權化；②自由化；③多元化；④規範化；⑤民主化。
所謂產權化，是指美國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科研體制相應地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徵。在美國，產權化的具體表現是以私有化傳統為代表，私有企業是美國科技活動最重要的投資者、承擔者和成果佔有者，也是美國R&D活動的主體。
所謂自由化，是指在美國的科研活動中非常注意維護研究人員的學術自由，強調學術界的獨立自治和學術研究的獨立自主，不輕易受外界因素干擾。
所謂多元化，是指在美國科研體制中存在多元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多元化的科技管理手段，也經常存在多股不同力量間的競爭和協調。同時美國又具有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科研力量也很多元化。聯邦政府、產業界、大學和民間非政府組織都有一定的實力和資源開展科研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補充的。
所謂規範化，是指在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後，美國科研體制已形成相當透明、公開的規範和制度。無論是對科研活動進行管理，還是開展研究活動的過程中，美國都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規則可循。
所謂民主化，是指在美國的科技決策體系中，由於美國大的民主政治框架對共存的多方力量的制衡，導致每一項決策的出臺都是對各方利益的協調，體現出對選民意願的尊重和民主政治的特徵。
二． 中國科研體制概況 三． 中國具有與美國差別巨大的歷史和傳統，當前中國的科研體制也和美國模式完全不同。在歷史上，1949年之後中國曾經長期推行計劃經濟，與其相適應的也建立起一套計劃經濟下的科研體制。這方面的代表機構包括科技部、中科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等部門，而它們的決策模式也大都和大行政系統的集權科層模式相配套。
科技部是中國科研活動的主要管理機構和決策部門，主導中國科技發展的各種中長期規劃，研究、制定各種科技政策措施，並向研究項目提供科研經費，甚至直接參與一些研究工作的實施。科技部還在中國各地方政府機構中有很多分支機搆，並作為科技管理系統的最高機構管理各地方機構的決策。中科院則是中國最主要的科研機構之一，它下面也有很多分支機搆，分佈在全國各地。中科院系統主要是具體實施獲得的科研課題和項目，是研究力量的主要提供者。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成立較晚，于1986年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基金局。成立之初它曾掛在科技部下面，直到2000年才獨立出來，成為國務院下一個直屬機構。成立這個機構的主要目的是負責管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支持基礎研究和自由探索。與上面兩個機構不同的一點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採用的是同行評議體系和科研人員自主申報立項的模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資金來源主要是中央財政科學事業費預算撥款，以及一小部分社會捐助。但它提供的資金數目要比科技部和中科院少，2003年度獲財政撥款22億人民幣，約占全國基礎科研投入的20%。
此外，中國科研體制中還有大量的高校和企業。但這些高校和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的，其中具備較強科研實力和影響科技決策能力的佼佼者，更無一例外都是公立大學和國有企業。從這一格局可以看出，中國科研體制是和美國完全不同的中央集中式體系。在科研經費的投入、科研管理和決策過程中，政府機構（中央政府）擁有絕對的優勢。
在基礎研究領域，1987年的資料表明：中科院獲得的基礎研究經費中有84.3%是來自於政府撥款，同期全國高校的相應數字是86%。
表1：1987年中國科研組織基礎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13] 機構/資金 政府撥款 其他 合計 中科院 84.3% 15.7% 100% 全國高校 86% 14% 100%
自80年代以來，經過20多年改革，中國科研體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公佈的數字，從1992年開始，中國政府科研投入在國內 R&D總投入中所占比例已開始低於企業投入所占比例。另據科技部官員公佈的資料，迄今全國已有近1000家（中央370多家，地方660多家）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通過轉為企業或進入企業等方式向企業化轉制，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或企業的技術開發機構。2001年大中型企業中的科技活動人員已達 136萬人，占到全國的50％以上。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已近300家，各省市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已超過2000家，國家重點企業中的工業企業都已建立了企業技術中心。 在2004年度，政府科研投入在總投入中所占比例為22.77%，而企業所占比例達64.02% ，企業已成為中國R&D投入的主體力量。
但是拋開抽象的比例數字不談，中國的企業和市場體系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通過改革和轉制，政府的R&D財政投入比例雖然逐漸優化，但中國企業和社會的研發活力和競爭力仍然遠遠不足，過度依賴政府的狀態仍然廣泛存在。另據最新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僅占銷售收入的0.56%。在發達國家，大多數企業至少把銷售額的5%投入研究開發當中。而在中國，2.8萬多家大中型企業擁有研發機構的只占25%，75%的企業沒有一個專職人員從事研發活動。 此外，雖然近年來中國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產出的論文在數量上已有很大提高，但不可否認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比如，隨著科研投入的加大，提高科研工作的品質和效果已經是當務之急，而目前中國科研工作的投入額度與產品品質不相匹配，實際效果有待提高。
三．美國科研體制對中國的啟示
雖然美國與中國的歷史、國情完全不同，但參照一下美國的成功模式，也可以為中國科研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幫助和啟示。以下主要從五個方面得出相應的結論和啟示。
啟示之一：應該理清科研體制中的產權問題 美國的科研體制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基礎上，對於美國的科研機構來說，產權問題和成果歸屬問題是相對明晰的。經過市場中的長期自由競爭，美國社會中已經自下而上成長出一大批具有強勁研發力量的私有企業、大學和社會民間研究機構。對於這些社會實體而言，產權問題是清晰的。無論親自參與實體的運營活動，或用委託代理、委員會自治等方式來運營社會實體，企業或其他社會實體的所有者通常必然會全力維護他們所擁有實體的相對長期的利益。
但是在中國，各種科研機構的產權問題往往還不甚明確。現代經濟學早已證明：產權界定不清會給組織的發展造成一系列弊端。因此，科研機構的產權應該明晰，科研機構應該對誰負責的問題也應當受到重視。一方面，如果一項科研工作開展得不成功，那麼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又應該由誰來進行必要的、同時又有效且有力的監督活動？另一方面，如果一項科研工作取得了成果和收益，那麼受益者到底應該包括哪些人？在科研機構的產權問題明晰之前，上述問題顯然得不到明確的答案，這種局面會直接影響到科研活動的成果、產出及其品質控制。
啟示之二：應該擴大科研活動中的學術自由 美國的經驗表明，對學術活動中研究人員的自主選擇的保護，更有利於充分發揮研究人員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尤其在基礎研究領域，學術的自由程度將對科學的發展進步起到近乎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如NAS、NRC乃至作為聯邦政府機構的NSF等機構在設立的過程中，無一不在追求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樣，當中國政府在制訂相關管理政策以及向研究機構或專案提供資助時，有必要制定一套合理的規章制度並嚴格貫徹執行，真正創造出一個更有利於維護學術自由的環境和氛圍，切實保證研究人員能有更多的自主選擇。
真正的科學共同體只能是一個專業共同體，只能是由它所吸納的科學精英而不是政治精英來領導科學發展的潮流，這是美國NSF等機構在課題申請時採用同行評議制度的原因之一。保護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和科研人員的學術自由是科學共同體的天然目標，也是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這樣來看，加大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資金投入的支持力度是有必要的。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中來看，中國科學界和學術共同體的獨立自主性都較弱，而學界的同行評議制度也都有待加強和完善。擴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影響，有助於在全國推廣、建立更合理的同行評議制度體系，逐漸確立學界的自主性並在未來更好地維護學術自由。
啟示之三：應該促進社會各界研究力量成長
從美國的經驗可以看出，企業是研究開發活動的最主要力量，現階段其在R&D經費中所占比例已遠遠超過聯邦政府。在市場經濟模式下，只有企業才能最直接地走在市場需求的前沿地帶，直接感受到市場競爭的壓力，那麼企業研發力量的狀況實際上也就決定了整個國家在研究開發方面到底有多強的實力。考慮到中國目前市場競爭的不完備性、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函待解決以及民間企業的發展還處於初期等實際情況，政府應該關注相關問題，制定並實行一些政策和法規，有效促進創新型企業研發力量的茁壯成長。
對非政府組織（NGO）或非贏利組織（NPO）等社會民間組織的作用不能低估，如美國的蘭德公司、卡耐基和平基金會等民間研究機構都曾對美國的內外政策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由於市場行為必然傾向於追求相對短期的利潤行為，而在官方直接管轄下的研究機構又很難擺脫科層制政府的視角和價值取向來進行研究活動，那麼高水準的社會民間研究機構就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們往往能夠對企業、政府所忽視的盲點問題給予必要的關注，起到意想不到的補充作用。因此，政府應一方面應該促進自己管轄下的研究機構向非政府機構轉型，另一方面有責任創造良好環境，大力扶植社會民間研究力量的成長壯大。
而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國NGO的發展環境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中國目前的“二元管理體制”（Dual Management System）極大地限制了NGO的正常發展，現階段中國的NGO普遍缺乏資金、人力資源以及資訊和經驗等發展基礎條件，NGO在中國社會公眾中還缺少反響和社會監督機制，中國NGO和國際NGO體系也缺少有效的聯繫和交流等等。 這些問題都有待於中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
啟示之四：應該加強科研體制的透明度和規範化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首先要涉及到中國國家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職能的強化。只有立法部門的專業化程度達到一定水準，才能夠處理好專業科技領域牽涉的立法問題；只有當司法部門的專業化及其職能強化到一定程度，才能夠有效遏制科研體制中出現的不良現象。只有在上述立法、司法職能達到一定程度水準、能力的基礎之上，針對科研中的問題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法規，對不良現象進行有效監督和制約，科研體制中的管理決策和研究行為才能夠實現規範化。 我們必須認識到：自由和責任是相輔相成的。在美國的經驗中，聯邦機構一方面極大地維護科研人員的學術自由和自主選擇，另一方面也通過立法和司法手段對科研成果不斷進行監督，此外還通過保障言論自由、通過社會媒體的輿論作用來保證公共事務的透明化和公開化，實現對科研人員濫用職權的現象進行有效監督。 這種將自由和規範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的治理方式，值得中國科技管理界認真學習和借鑒。
啟示之五：應該有效協調科技發展中的不同訴求
在科技發展中各方的不同利益訴求必然會存在衝突，政府有責任對這種衝突進行合理有效的協調。在這方面，美國的很多有關科技的決策過程可作為範例。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總統、議員都定期由選民投票選出，選民在科技方面的意願自然而然會在政府和國會的政策裏有所反映。而各方的不同訴求及其代言人就在司法框架的約束下透明公開地進行競賽，最終這一過程能夠遴選出一個階段性政策博弈中的“優勝者”。經過反復博弈，往往最終會達成在一個建立在民意基礎之上的政策均衡狀態。
由於中國的國情和美國差異很大，中國當然不能生搬硬套美國的框架。但應該關注的問題卻有很多相通之處，比如：如何有效地促進中國科技決策層和普通民眾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如何有效地促進科技專家集團和科技決策集團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如何保證一項科技政策或項目的推行，能夠符合更多國民的意願和要求？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關注。從目前來看，加強科技方面的諮詢顧問機構是當前切實可行的舉措之一，近年來美國政府設立的幾個機構，也能夠反映出這種趨勢。比如NSTC 和PCAST的重新設立，都反映出在科技的諮詢和決策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和諧化、民主化要求。中國政府也可以採用類似模式建立起相應的科技顧問和諮詢機構，如能有效整合各方合理建議，應該會對科技的長遠發展有所裨益。 推行技術預見（Technology Foresight, TF） 和技術評估（Technology Assessment, TA）工作也可以從另一角度滿足上述要求。比如在典型的德爾菲法（Delphi）技術預見調查中，通過問卷設計、關鍵技術的遴選、參與調查的專家範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社會各方的不同意見，從而實現科技活動中對諮詢、決策互動過程的民主化要求。而通過合理有效的技術評估工作，也可以對科研活動起到較好的監督激勵作用。由於中國不具備美國社會的那種多元化、分散式結構，而主要是一種集中式的層級結構，那麼加大力度推廣以德爾菲調查方法為主的技術預見工作是一種比較切實可行、有助於社會各方交流意見的有效手段。同時著力于加強技術評估工作，也將會有助於中國科研體制的不斷完善。 ---------------------------------------------------------------------- * 作者簡介：王 鍵，畢業於北京大學，在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 [1] 參見朱 斌：《當代美國科技》，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第167頁。 [2] 非營利組織相應的英文縮寫為NPO。也有些人喜歡把這類組織稱為非政府組織（NGO）或第三部門（Third-Sector）。關於對NGO和第三部門的界定，參見秦 暉：“NGO在中國：全球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中的第三部門”，《實踐自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第137-142頁。 [3] 如果單從執行部門來看，美國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實行“合同制聯邦主義”政策後，企業就已成為R&D經費最主要的執行部門。 [4] 具體資料見NS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Appendix 4-5. [5] 實際上NAS後來又擴展為其他幾個機構。包括國家工程院（1964），國家醫學科學院（1970）。現在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是對這些組織的統稱。 [6] NAS後來在一戰期間成立了NRC（國家研究理事會），以此部分地實現了它服務於國家福祉的建立初衷。 [7] 吳必康，《權力與知識：英美科技政策史》，第306-308頁。 [8] 參見吳必康，《權力與知識：英美科技政策史》，第354頁。 [9] 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 [10] 布希認為不斷對科技進行投入就可以不斷為社會造福，這就仿佛是在科技和社會之間達成的某種“契約”，參見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 [11] 參見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 NSF, Washington D.C. 1960. 以及吳必康，《權力與知識：英美科技政策史》，第358頁。 [12] 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國外科技宏觀管理體制剖析》，2004。 [13] 資料參見龔建橋、鄒珊剛等，“我國基礎性研究經費結構分析及其對策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第5期。 [14] 參見科技部政體改司司長張景安：“堅持科技體制改革不動搖”，載《科技日報》 [15] 以上資料見國家統計局，《2005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第5頁。 [16] 以上資料見畢可毅：“美國企業加大創新投資的啟示”一文，《中國經濟週刊》 [17] 參見Jia Xijin, The Role of NGOs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Its Implement in China. 另外根據秦暉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的NGO組織。見“NGO在中國：全球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中的第三部門”一文，載《實踐自由》。 [18] 以NSF為例，美國政府《陽光政府法》對NSF的決策過程明確提出了要向公眾開放、廣泛徵求各方意見等相當苛刻的要求細則。參見龔 旭，“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決策職能及其實現途徑”，《中國科學基金》，2004年第4期。 [19] 英國學者本•馬丁（Ben R. Martin）曾給技術預見下過一個定義：“所謂技術預見就是要對未來較長時期內的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系統研究，其目標就是要確定具有戰略性的研究領域，並選擇那些對經濟和社會利益具有最大化貢獻的通用技術。”在各國的實踐中，技術預見最常用的調查方法是德爾菲法。 ［參考文獻］ 1． 吳必康，《權利與知識：英美科技政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2． 朱 斌，《當代美國科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3． 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國外科技宏觀管理體制剖析》，2004。 4． 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2005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5． 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技政策與發展研究：2000調研報告精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 6． 秦 暉，“NGO在中國：全球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中的第三部門”，《實踐自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7． 龔 旭，“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決策職能及其實現途徑”，《中國科學基金》，2004年第4期。 8． 龔建橋、鄒珊剛等，“我國基礎性研究經費結構分析及其對策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第5期。 9． 科技部政體改司司長張景安，“堅持科技體制改革不動搖”，《科技日報》 10． 畢可毅，“美國企業加大創新投資的啟示”，《中國經濟週刊》， 11． Vannevar Bush,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 NSF, 12． Jia Xijin, “The Role of NGOs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Its Implement in 13． NS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6/c4/c4h.htm. 14． The Homepage of OSTP: http://www.ostp.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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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西江：關於我國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問題的一點思考
進入專題：
學習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十一五”規劃和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感到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當前社會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和難點，抓得相當準確和科學，應對措施是非常正確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衝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歷史性突破。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生活基本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28年來，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祖國繁榮的背後隱藏危機。
2006年溫總理《政治工作報告》通篇貫穿了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並體現了兩個著力點，一、著力解決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問題；二、著力解決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
首先，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問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粗放型增長
方式未根本改變，生產力不發達，自身創新能力不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加劇，就業矛盾突出，投資和消費關係不協調，收入和分配的矛盾突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不少問題亟待解決。部分企業產銷不對路，庫存增加，經濟效益低下，投資盲目。
我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嚴重缺失，成思危先生說：“一是我們現在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這說明一半以上的技術是靠引進：二是我們現在真正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在全國只有萬分之三左右。在中關村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比較集中的地方．擁有自主創新的企業也只有3％：三是綜合要素，包括科枝、教育、管理等，對我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在也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是在60％以上。
馬頌德：“當前世界高技術與高技術產業基本上被發達國家和極少數跨國公司壟斷，即使是傳統產業，也大量使用被發達國家壟斷的高技術或高技術設備，高技術及其產業成為發達國家佔據的戰略制高點。中國生產了全世界70％的鞋子，60％的組裝電腦、影印機、微波爐等等，但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GDP不到10％，而且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88％來自外資或者中外合資企業。還有，中國每年消耗的水泥占全世界的40％，但是GDP只占全世界的4％。”
尹蔚燕教授說：“中國越來越多的產業淪落到國際產業鏈的最下端，消耗大卻利潤低微，還要受制於人。”
“比如在電腦行業，英代爾和微軟這樣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卻能獲取整個產業鏈70％的利潤；而生產主板、記憶體、硬碟的韓國和臺灣廠商可以獲得20％以上的利潤；而我們的聯想、TCL這樣組裝電腦只能拿到6％左右。”尹蔚燕說。
“基本上中國現在所有的產業，都面臨著陷入技術黑洞的危險，”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企業部主任巨建國對《經濟週刊》表達的觀點更為激烈。
“手機這樣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競爭行業，狀況還比較好一些，它要逃離“黑洞”進而與國際大企業比肩的問題可能不大；而真正國家工業的基礎產業，現在很多還是完全依賴引進，這才是更加令人憂慮的事情”巨建國說。
周寰：現在技術更新的速度加快，產品更新的週期急劇縮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有些領域基至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比如我們電子資訊領域就是這樣，企業都會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同時，經濟全球化浪潮越演越烈，本土優勢逐步喪失，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道路已經越走越窄，自主創新已經成為企業當前建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也是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其次，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是，上學貴，上學難；看病貴，看病難；房價貴，住房難；就業難，掙錢難。還有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等問題。
2006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就是要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上。“轉軌”成為“十一五”開局幾年的關鍵。有四大轉軌；一、節約能源納入官員考核體系，二、產業結構調整納入法制軌道。三、開啟新農村建設新局面。四、全面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我認為黨中央國務院對中國的問題和難點，是抓得很准的，尤其是對“三農”問題，取消了農業稅抓得很好，很及時，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的對策，溫總理指出；“要下決心調整投資方向，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這是一個重大轉變。”2005年黨中央，國務院向農村投入近三千億人民幣，2006年又將投入三千二百億。這極大地穩定農村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擴大了內需，為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和機會。溫總理認為我國經濟社會中五大矛盾和問題，農業居首位。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穩定了整個中國社會。
要解決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所面臨的上述問題國難和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上學難，就業難等問題，我認為可以考慮從一些基礎方面的改革工作做起，也許會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以下是我個人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很可能是不正確，我提出供大家批評指正，也許會有某種參考價值。
一、教育體制的弊端： 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存在重大缺陷，可能說違背了全人類在這方面的規律，結果造成全社會巨大的損失和浪費。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痛苦。 ． 我國的工科院校培養的學生沒有實際動手的能力，只有書本知識，而且這些書本知識許多已經遠離當前工業第一線的生產實際，有些已經過時。我國的工科生培養成師範生了，這種錯位導致我國沒動手能力的工科學生畢業後，企業不願意用，找工作很難。因為企業要用他們得投入很長時間和金錢，去重新培訓。極不划算。現在讀大學費很高，4年大學下來，學費是農村一個貧困家庭幾十年勞動所得。這樣城市貧困人口的孩子和農村的孩子讀大學，將給整個家庭造成終身都難以解開的經濟負擔。現在大學的學費高到城市普通甚至經濟較好的家庭要承擔一個孩子上大學，都是十分吃力。如若學不致用，教育不能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就會造成人們巨大經濟和時間上的損失和浪費。家境貧困的農村孩子，花很多錢讀完大學後，又找不到工作，必然使社會再次掀起“讀書無用”的錯誤思潮。
我們知道，我國工科大學生分配到工廠裏，是由工人來教會他開機器，使用生產工具和教會他生產的。這樣他要成為生產實踐中的研發和業務骨幹，就需要很長的時間，迫使國家和社會對他的成長，一再重複投資。可以說教學與生產實踐的嚴重脫節，延誤了人才的成長，增大了整個社會工業化和社會進步的成本，造成很多社會問題。 由於輕視人們動手能力的培養和輕視第一線的生產實踐的活動。我國的高級技工和技師人才極為短缺。現在上海和深圳，一方面是每一個高級技工可以同時找到四份工作，而且工資報酬很高；另一方面是成堆的工科大學生和其他專業大學生找到不工作。
由於動手能力的缺失和高級技工的嚴重缺乏，中國製造業要想擁有高精尖的核心技術就非常困難。這就會出現既使我們擁自主知識產權，在實驗室能做出樣品，在工業的生產工藝和生產流程上也製造不出來，也就無法降低生產成本，無法產業化，從而也無法產生經濟效益。
我國基礎工業的自我創新能力和發明創造能力本身就很弱，就是有了自我創新，在工業上還製造不出來，情況就更慘。因此，許多專家才提出：完整的產業鏈條是創新的關鍵。
“除了體制、投入、研發能力等等問題，實際上，自主創新還在存在一個產業鏈的瓶頸。”計世資訊資深分析師郭海濤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比如，我們有些晶片的研發能力也很強，但是晶片製造跟不上，設計出來造不出來。”
郭海濤舉了“視美樂”的例子，它是幾個清華的大學生組成的創業公司，由於它是第一家獲得風險投資的大學生創業企業，當時很有影響力。
據郭海濤介紹，視美樂是做投影儀的，產品全部是由自主研發，自己擁有核心技術，而且技術非常好。但是在製造產品的過程中，視美樂卻遇到很多問題。比如投影儀上的燈泡，國內沒有企業能生產這種燈泡，而到國外生產成本就要2000多塊錢。 “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做的，雖然便宜但品質達不到，因為他們的燈泡是用嘴吹出來的，精度很高的投影機的燈泡還是用嘴吹，其品質完全掌握在吹燈泡師傅的能力上，看來很可笑，但是它反映的問題很嚴肅。”郭海濤說。
《中國經濟週刊》對視美樂公司進行了調查，目前該企業仍然存在，但當記者問及那幾位元當年被稱為“學生總裁“的創業英雄時，公司方面稱“您說的那幾位先生早已經離開公司了，具體去向我們不清楚”。 記者後來瞭解到，視美樂公司在幾年內一直被賣來賣去，幾經轉手，目前仍在清華旁邊的“孵化器”(科技園區)內“孵化”。
“視美樂已經不行了，因為它的產品一直沒有很好的產業化。如果它能夠成功的話，說不定，我們現在不用花幾萬錢去買外國的投影儀了。”郭海濤也很無奈。
“這樣的問題太多了，技術很好，在實驗室階段很好，但一到產品化不成了，產業化就更不行了；自主創新很好，但沒有產業化的平臺，產業鏈也不完整。要真正做到自主創新，面臨的挑戰還非常多。”郭海濤說。
目前，我國的工科院校的情況大概是宿舍、教室都建得漂亮、現代化，唯獨沒有培養工科生動手能力的機器和工業設備及場地。在工業最發達的美國、德國、日本，工科院校都是很緊密地與工業生產與企業行業聯繫在一起的。學生們是一邊學習課本理論知識，一邊在生產線上操作實踐，二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不能分離的。
我們辦工科院校的方法，違反了人類在這個領域內的規律，是錯誤，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並招致懲罰。
因此，我們建議，黨中央和國務院下重大決心，對我國的工科院校進行大規模改革和改造。工科院的回答肯定是：我們沒有錢買不起機器，設備，也沒有場地。我們建議中央，最好這些工科院校和相關的企業、行業結合起來，由他們去辦去管理。雖然國家仍對這些工科院校擁主權，院校可以股份化，可以賣一部分股權給企業，這樣學生們實踐的機器設備和場地都能較好較快地解決。事實上，工科院校大部分應辦在工業區內。根據我國現有的綜合實力，工科院校，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生產實踐的結合，現在已經能做到了(過去經濟實力差可能是存在某種難度)。
另外，建議我國現有的工科院校，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二改革為高等技工學校或高級技師學院，為中國製造業培養即有一定工業設計能力和製造能力的工程師。工科院校裏國家要多投資建實驗室，在實驗室裏解決學生們動手動腦和證實證偽的能力，實驗室要盡可能與工業生產第一線實際相結合。同時企業工業生產第一線的工程師總工程師，總設計師高級技師要經常性(形成制度)到院校講課，講工業第一線的生產實踐的情況，發展和面臨．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並兼任院校和科研所的兼職教授。專利發明要以企業為主體，科研所，工科院校與企業配合，因為企業才知道那些專利發明可能擁有市場前景，那些暫時沒有市場前景的專利發明，只能作為技術儲備放在那裏，等待未來的市場機會。
當前，中央和國務院應該給高級技工和高級技師以很高的地位和榮譽，以鼓勵人民去努力學習技術。我們一定要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中“勞心者冶人，勞力者冶於人”的錯誤思想，要鼓勵人們培養動手實踐的能力。如果不這樣，中國的工業和製造業是發展不起來的。對能解決關鍵高難度技術問題的高級技工就應拿比教授還高的工資，比教授還高的社會地位。全社會都應表彰和尊敬他們。
二、關於創新能力的培養 關於創新能力：2005年在西方大談“中國威脅論”之時，一位俄羅斯最著名的漢學家發表了他的看法：中國人並不是有什麼特殊優秀品質的民族，中國人很普通，不可能威脅西方和世界。他講了三點：第一點，他與美國飛行教練交談，美國飛行教練告訴他；中國人身體不行。他在教臺灣飛行員飛F16戰鬥機時，臺灣飛行員怎麼也飛不出F16戰機的最佳狀態，F16的很多潛能在中國人手上都發揮不出來。中國人身體不行。第二點：他本人與中國最好的高等院校的許多學者都有聯繫，中國的學者告訴：中國人的發表論文95％以上的都是抄襲別人的，互相抄，真正屬於有自己內容的論文，也就1％至2％。這位元俄羅斯漢學家後來在電子圖書館上對中國人的論文進行了大量查閱，結果證實那位中國學者告訴他的是真實的情況。第三點，他認為，中國人從歷史到今天也就是農業上去精耕細作，做得比別人好，有耐心。至於高科技、藝術等其他的中國人都做不好的。因此，他認為，中國人大家不用怕，不用擔心。
古代中國人有“述而不作”的傳統，也就是說中國人認為：古代聖人把重要的該說的話都說完了，現在的人怎麼說也比不上古代的聖人。因此，現在的人只要重述古代聖人的話和思想就行了。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盲目崇拜古人，盲目崇拜權威，今不如昔，嚴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這是幾千年中國封建統治者愚民教育的結果。嚴重缺乏創新精神和能力，是中國社會在近代不斷遭致衰亡、面臨危機的主要原因。
缺乏創新精神和能力，是中國科學界所面臨問題和難題。這即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不良習俗對中國學界創新精神的不利影響，更主要的是中國學術界內部的“腐敗”，對創新精神的摧毀。中國學界眾多教授為評職稱所發表的沒有任何創新內容的眾多論文，也是對中國科學界創新精神培養的沉重打擊。假東西多了，真的事物就會受到壓制。
關於教育、科研和工業生產相互的關係，及與此相關聯的各類人才的界定，使用和分佈，是發軔于希臘，興盛於歐洲工業革命的西方世界，其間經歷了二千多年的探索和實踐，由此摸索和產生出的鐵的規律，是全人類的規律，不尊重是不行的。
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創新，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不是您隨手找一個總工或教授來，給他條件，他就可以搞創造發明的，因為他不是創造性人才，雖說，人人都有才能，但是，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在人群中是極為希少的，因此也極其珍貴，在這方面，大自然對人類是吝嗇的。
根據西方人才科學家的研究；像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這樣的極富創造力的科學大師，可以在某種角度上改變甚致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科學家，人類要在幾十億的群體中要幾百年間才能產生一位。象波爾可能是二百年人類才產生一位，象海森堡惠勒這樣的偉大科學家，人類一百年間也只能產生一、二位，至於普通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一個世紀也只產生幾百名。還有一些做出了偉大科學成就，因各種原因沒有獲諾貝獎的科學家，但數量也不會太多。偉大數學家產生的概率，與上述情況一樣。 關於才能、天才等問題，季羨林老先生在《我的人生感悟》一書中的勤奮、天才(才能)與機遇一章裏說：“人類的才能，每個人都有所不同，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實，不能不承認的，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稱之為‘天才’。有沒有‘天才’呢?……根據我六七十年的觀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即使不談天才，只談才能，人與人之間也是相差十分懸殊的。就拿教梵文來說，在同一個班，一年教下來，學習好的學生能夠教學習差的而有餘。有的學生就是一輩子也跳不過梵文這個龍門，這情形我在國內外都見過。季先生在“天資+勤奮+機遇=成功”一章中又說：““天資”，我本想用“天才”：但天才是個稀見現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棄而不用，該用“天資”，大家一看就明白。”
大多數天才，同時又是“偏才”，而天才與人們認為的“瘋子”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西元前五世紀波斯打進希臘首都雅典，波斯士兵沖進家中把刀架在正在解教數學題的希臘哲學家亞裏斯多德脖子上，他只回頭對波斯士兵說了一句話，你等我把這道數學題解完了，再殺我!波斯士兵沒有文化，那聽得懂這些，一刀就把他的頭切了下來。因此，這些天才和“瘋子”對追求真理的執著和熱愛，超過對自己生命的熱愛。這是普遍人所理解不了的，視之為傻瓜。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最好的大學裏集中了一大批這種天才的傻瓜。因此，德國的科技力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強的。而今天，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等大學也集中了全世界的一大批這種天才的傻瓜，因此，美國的綜合國力和科技力量，在今天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如果有一天，中國的清華北大能夠集中並留住這樣一批傻瓜，中國也就強大起來了。
還有一種動手能力極強的天才(也是罕見的)。他根據並消化已有的科學理論(原理)，在實驗室裏發明全新的機器，並在工業製作的生產工藝流程中轉換成大批的產品，大力提高社會生產力，將人類帶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將人類帶入工業時代、發明蒸氣機的瓦特和發明無線電的愛迪生，他倆是這類人才(天才)的代表。這類人才在人群中產生的自然概率，要比前一類極度動腦的以牛頓、愛因斯擔為代表的天才多一點。但這種多，也只是相對的，與人類社會進步發展需求相比，這類極致動手的人才(天才)又太少。
這兩類天才在人群是罕見的，又十分脆弱，他們全身心地浸入在對大自然奧秘和追求真理的沉思冥想中，無力暇顧四周的人際關係，不設防，如若一不小心得罪權勢者和靠撥弄是非，搞人際關係謀生存發展的小人，就會被摧毀，並陷滅頂之災。這兩種人才實事上只能生存(或存在)於古代希臘社會和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歐。在其他文明系統裏，他們要未被消滅，要未改行從事別的職業。那麼，他們還能做別的什麼職業?一般來說他們能成為出思想的宗教領袖，或者大政治家。
從人才學的角度，這類天才的特徵是1、出思想，2、做事情專注，心無旁騖，注意力高度集中。以毛澤東為例，如果毛澤東生在歐洲，他很可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我們看毛澤東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詩人肖三在中年時的回憶錄中，對毛澤東評價，他說：毛澤東怎麼就成了中國人民的政治領袖？他一直都想不通(有點不服氣的味道)。他說：毛澤東智力並不是特別高，唯一的特點是：做事很專心，很投入，把別的事全都忘了。肖三不懂人才學，毛澤東這樣的專注，就是天才。
當我們明白了科學天才的特徵，黨和國家要在中國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就得集中一批這樣的天才，並遵循其存在的客觀規律。而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中，幾乎是不承認有“天才”的。《易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即正確又錯誤。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錯誤的因素，容易引導人們出現兩種錯誤傾向，第一，不承認，不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蠻幹。由於不承認有天才，我們的小學、中學老師給孩子們灌輸的理念是，只要努力，做什麼都能成功。這種理念被錯誤引申和理解為；只要努力奮鬥，搞科研人人都能成為愛因斯坦：搞政治，人人都能成為毛澤東。這樣錯誤理念在1958年發展成了一個荒謬的口號：人有多膽，地有多大產，畝產幾十萬斤的荒唐事就出現了。這種理念導致中國民眾之間，孩子之間相互都不服氣，也不服輸。為什麼他考試能考98分？我就一定要考1 oo分。為什麼他家今年掙2萬？我家今年就一定要掙3萬。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不承認有“天才”，也沒什麼可敬畏的東西，中國人內部相互競爭起來。有時就不擇手段。只要努力，想幹什麼就能成什麼的的錯誤想法，使孩子們在人生生道路上，在成年後，往往撞得頭破血流，付沉重代價。例如，有的孩子記憶力很好，重複再現已學過的知識的能力極佳，但事實上，思維平庸，沒有任何創造力。這種孩子應試能力很好，常常能考入中國最好的大學，但終身沒有任何好的成就。這種孩子往往被家長、老師、學校當局錯誤的當作神童、天才來培養。進神童班，免試進入中國最好的大學。周圍人的追棒和極好的考試成績，也使這種孩子誤以為自己是天才。對自己未來的期望值很高，很驕傲。但成年後，在專業上沒有任何見樹。怎麼努力都一事無成。這樣他心灰意冷，心理失衡。可能做一些傻事來。這種應試能力強，創新能力弱的人，正常出路是發表一些沒有什麼創新內容的論文，成為傳授人類已有知識的教授。還有一些偏才類型的天才，極富創造力，但應付考試的能力極差，這種孩子很難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受到培養。進不了大學，在嚴酷的社會生存環境中，他們很塊就被毀滅了。如果社會能充許他們，解決他們吃飯問題。讓他們在自己擅長方面的做些工作，他們極有可能做出卓越的創新性成果來。但社會一般的回答是：這群笨蛋，連大學都考不上，憑什麼說他們是天才呢？憑什麼要讓我們拿錢冒這個險。能充許他們自謀生路就不錯了，還提這麼多無理要求!誰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事實上，三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被埋沒的這類天才，是很多的。因為在科舉制時，他們也考不上官。但是中國民間的許多科技發明，都是這種偏才搞出來的。
這種只要努力，幹什麼就能成什麼的錯誤理念，在社會現實中被擊碎後，許多中國人又心灰意冷地走向了宿命論，循環論。認為自己這一輩子，努力是這個結局，不努力也是這個結局。消極地對人生奮鬥持否定態度。中國人就在幹什麼成什麼的蠻幹和宿命論這兩個錯誤理念中來回撞牆。
對《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不都反對，君子自強不息，是正確的，但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有不正確之處。大自然的運行是沒有目的，人的運行能沒有目的嗎？人類不能埋頭拉車不看路。前面是懸崖絕壁，你這自強不息，盲動蠻幹，使勁一沖，不就掉進懸崖，摔得粉身碎骨嗎？
大自然是有規律的，人類社會也是有規律的，人才的類型和生長也是有規律的。我們不能違反客觀規律去行動。否則，人類社會就付出沉重的代價和巨大的成本，仍然發展不起來。就如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原地踏步，停滯不前。我國教育界現狀就是如此，第一違反教育的客觀規律，第二，為照顧各種利益關係，重大原則問題上也不認真。結果導致大量虛假現象出現。應試教育的高分低能，高學歷高職稱低能力的現象比比皆是。創新的科研成果很難出來，抄襲現象比比皆是。這將導致我國的工業和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受阻，並付出沉重代價。教育產業化就是十分嚴重的錯誤。
人群當中為什麼會有天才？為什麼就普通人之間，才能懸殊都如此巨大呢？這個問題目前我們解釋不了，當今科學發展的水準還有限，我們又不能用佛教前世積累來解釋。因此這個問題超出了當今科學解釋的能力範圍。就象“機遇”，季羨林先生說：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機遇”，他現在很可是山東一個識字不多的老農民，或許，早就死掉了。因此，關於“機遇”這個問題他也解釋不了，他認為超過了他的能力範圍。
季老給出這麼個公式；天資+勤奮+機遇＝成功。我們可以看到這其中二個成分：天資、機遇我們都解釋不了，但是天資和機遇都是客觀存在的。一般的認識是；成功=99％的勤奮+1％的天資。季老認為這不對。他認為天賦在成功中，占到20％一30％。而世界四大著名數學家之一的陳省身，在04年接受中央台女主持人採訪時講：在創造性科研中要取得成就，天賦條件占到80％一90％的作用．
第三類人才：這類人才在智力(動腦，動手能力)上與第一、二類天才接近，但又不是天才。他們在塵世中的生存能力比天才要強得多。如若給機遇，這類人才中有少量姣姣者，會發展成天才。天才主要是從這個群體中產生的。這個群體有極好的動腦動手的能力。是科研創新和工業創新骨幹力量和主力軍。西方發達國家的科研創新，全是靠著這幫人，我國也得這樣。他們總的人數也不多，這類人才適宜做基礎理論研究。
第四類人才：自主創造能弱．再現復述人類已有知識的能力強。這類人才在人群中數量巨大。這類人才最好的職業是教書育人．傳授人類已有知識。這類人才在高級技工學校．各類工科院校、師範院校、普通高校裏是大量需要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此類人才我們稱為傳承知識的師範類型人才。
第五類人才；動腦能力弱，動手能力較強。這種人才在人類群體中數量是最龐大的，最多，最基礎的。可以大量培養成技術工人，高級技工、工程師。
第六類人才：這類人才是科研行業中的攪局者，也可說是中國國情的特產。這種人才又分二種，第一種的特點是：智商低，情商高。第二種的特點：智商高，情商高。這二種的共同特點是：都不願意誠實勞動，都願意通過搞人事關係去謀取利益，願意搞人事關係去投機。因為這樣幹，獲取利益，又輕鬆又快捷，比誠實勞動舒服。這二種人骨子裏看不起誠實勞動的科研人員(儘管他們自身是或曾經是科研人員)，認為他們笨，認死理，不聰明。由於這兩種人情商高，極善搞關係，第二種人極易得領導喜歡，能較快成為科研管理者，也成了領導。掌握了分配科研經費、評定職稱、分配住房的權力和人事權。第二種人再使用第一種入，給其科研經費，職稱的好處，共同對付通過誠實科研勞動，靠科研成果，在學術上獲得成功的學者。因為，正直又在科研上又真正有成就的人，必然看不慣投機取巧者。兩者難免發生矛盾。第二種當領導後，首先控制住科研經費的支配權，
然後培植第一種人(智商低，情商高)做死黨，令其去攻擊對立面。同時利用已到手的科研經費的支配權，去拉攏控制學術委員的各位教授，您聽話，就給您課題和經費，不聽話，就削減或不給課題和和經費。拉攏一些人，打擊一些人，再把其培植的第一種人安排進學術委員會任職，就控制住了學術委員會。教授們不得不屈服。一旦控制住了學術委員會，您就學術成就再高，說不讓您評上職稱，就不讓你評上職稱。就算考慮到影響，讓你評上職稱，也不讓你進入學術委員會。第二種人培植第一種去對付正派誠實學者的主要方法是：第二種人給第一種人大量經費和課題，第一種人或自己寫或組織槍手寫許多沒有任何創新內容的抄襲的論文，時下學術風氣不好，只要手上的課題經費，給雜誌的編輯送上一點，論文品質再差，也能在學術物稿上發表出來。因此，在評定職稱時，第一、二種人發表的論文數量，就遠遠超過正派、認真做學問的學者，他們著作等身齊。正派認真做學問的學者，論文如果沒有新意，沒有創新，是決不發表的，因此，發表的論文數量肯定少。第二種人掌著學術委員會的實權，當輿論要求評定教授，主要應該看所發表論文的品質，不能只看論文數量，要真正有科研能力。第二種人說；品質這個東西不好說，你說你的要論文品質高，有創新，他說他的論文品質高，我還說我的論文品質高。所以評職稱，還是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做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所發表論文的數量，這是唯一的標準。結果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第—神人被大量評為教授，研究員。他們發表許多品質低，相互抄襲的論文。在這種不良風氣影響下，許多真正有科研能力的研究人員，也不認真研究了，因為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只要認真，前面艱難險阻；只要不認真，不堅持原則，許多關係反到好處，好協調了。尤其是跟第一、二種人的關係好處了。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有不講是非的中庸之道。教授們遵循中庸之道，不說是也不說非。第一二種人高興了，反倒給他們一點小好處。雙方關係融洽了許多。這樣有很強科研能力的人也灰心了，發展一些品質一般的應景論文，應付每年的年終考核。同流合污吧!況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水必淌之。”但即使在這種不良的風氣的環境裏，中國仍有一些正直有才華的科研人員，在做一些有些的科研工作，發表一些高品質的論文，只是他們的人數還太少。
第二種人還有一招，當學術界對論文品質要求壓力大時，他會找與他關係不錯，有科研能力又急於要從他那裏得課題經費的教授那裏搞私下交易。他給某教授課題和經費，但某教授必須在發表的論文上掛上第二種人的名字，並且還排在第一位，有時他甚至直接出任課題組組長，活由某教授帶學生幹，思想是某教授出的，但名字是第二種人的，某教授和學生們就掙到了一點錢。有些聰明的第二種人，他不要要求論文排名排第一，他要求排第二。這樣他很安全。當他掛名的較高品質的論文在較重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出來後。他也成了學術界骨幹學術權威，這樣他更能控制局面，指揮一切。況且，他本身就是教授，博導。他可以招碩士生和博士生來給他幹活，寫論文。只是論文都是沒有任何創新低品質的論文。
張保慶說，博士生是學校培養的高學問的創造性人才。要培養一個優秀的博士生必須有幾個條件：由本科生、研究生作為基礎：有好的導師：有科研專案、科研經費。一個國家的拔尖人才，應該大部分或主要部分從博士生裏面出來。在西方國家，幾篇好的博士論文就可以組成一個前沿學科，就可以一下子跑到世界科研水準前列，但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水準。
他說，目前很多博士出來就當官，很多當官的也要弄個博士頭銜，這種現象不利於整個國家教育、科研水準的提高。
04年，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發言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不講對與錯，是與否。這種文化傳統極不利於科學精神的發展也，不於科學的發展。最終將會阻礙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解放。”
這位代表的意見是正確的。中庸之道用在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政治外交的某些技巧方面，是正確的。但是用在人類對大自然的奧秘探索、對客觀真理的追求和研究上，無疑是荒謬的。帶來的只能是災難。
在我國學術界，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專業水準較高的學者內部，誰的專業水準高，誰的中等，誰的低下，大家內心都很清楚，明鏡似的，自有公論。但是在本單位，在本單位的學術評審委員會裏，一旦涉及個人利益，公正的評審就很難產生。尤其在掌權的第二種人的調度下，第一種人恃有後臺，橫蠻攪局，學術評審往往不公道。水準高的被評為中下，水準低的第一種人往往被評為上等(因為發表的論文多)。多數學者只能忍氣退讓，不敢講真話。(他們尤其怕掌權的第二種人用各種合法的“規章制度”減少奪去他們的課題經費)。這樣專業水準高的業務尖子，只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在本單位以外的學術界名氣很大，評價很高，在本單位則反之，本單位的評價是；這人不行，傻的!
評審體系的不公正，嚴重挫傷了廣大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創造性成果必然出不來，導致我國學術界平庸化。結果只能是出現大量品質低下論文的發表。
6月13號光明日報；中科院黨組成員，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郭傳傑日前做客“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時說，培養創新人才必須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但我國目前文化環境“該松的不松，該嚴的不嚴!導致出現論文重量不重質，科研經費管理不嚴，學術造假等弊病。” 郭傳傑說；科研必須充許失敗，但是目前有些科技評價體制對科學研究太過嚴苛。不能營造寬容，開放的學術氛圍，導致科研人員壓力過大。
“但該嚴的事情又不嚴”郭傳傑隨後舉出了“該嚴不嚴的”三大弊病，一是“有些單位簡單地追求論文數量，不注重品質，甚致出現了把一篇文章，拆成兩、三篇發表的情況，國外某些學術期刊的主編已經提了這樣一個觀點，”凡是來自中國的論文首先打一個問號，這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重視。
我認為郭傳傑先生只說到了現象，實質是；這些弊病都是由於學術評價不公正，違反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造成的，也可以說是腐敗造成的。
楊振寧先生說：清華本科生的綜合水準已超過哈佛的本科生，但是清華的研究領域的水準，距離美國同行和世界同行的水準，還距離很遠。楊先生講得含蓄，楊先生還講過中國的教育體制在培養基礎知識扎實的本科生方面是成功的。半個多世紀來，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大量本科生科技人才，為中國今天的巨大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中國的教育體制對培養我國當前急需的高精尖的創新型的高級科技人才，卻無能為力。
楊先生道出了中國教育體制和科研體制的優點和弊端。優點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現代教育體制很注重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注：這種掌握主要是對書本知識的掌握，對學生動手能力的掌握並不注重)採用的方法是反復背誦、反復做習題，強制性填鴨式灌輸。這種教育方法的好處：對大多數能力低、平庸的學生，這種強制性反復磨練，能增強他們的能力。因為熟能生巧，能使他們在應試教育和高考中過關。使他們在今後工作中從能力較弱的技師和工程師增長成能力較強、或能力強的技師和工程師。但是，對學生創新性能力的培養，是毫無用處的。嚴格講：創造性能力用任何人為或人工的培養方式，是培養不出來的。這一點大自然對人類是嚴酷的，無情的。我們只能遵循順從大自然的規律。
弊端：首先中國的這套教育科研體制沒有能力把極少的有創造能力、有天賦的學生，從數量龐大的普通學生中挑選出來。由於不認識他們，也就不能給他們提供稍好一點的工作和科研條件和環境。這樣只能任他們在魚龍混雜的職場和商海中去沉浮，他們中大多數在殘酷的謀生路上被埋沒毀滅了，只有極少數能幸運地存在下來，並做出成績。
因此，一位研究中國制度的西方科學家講：中國的教育科研體制只產生“工具”(執行任務的工程師)不產生“大腦”(創造型科學家)。此話雖說太絕對，但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有人講：中國這套教育科研體制，讓大多數矮子長高一點，把少數能解決問題高個子，全砍成矮子。如此“大鍋飯”做法，社會進步不了，科技也進步不了，創新精神難以提倡。
陳省身先生的學生世界著名華人數學家丘成桐教授講：他很難在中國的高校裏尋找到有潛力，有創造力的數學苗子來培養。學生們太實際，眼界窄，缺乏想像力，思想被禁錮。有一位元臺灣籍的世界知名基因生物學家在清華執教二年後，發出評價：“清華學生只對考試分數感興趣，對實驗室的動手能力培養不感興趣，對科學原理也不感興趣，不能舉一反三，還在學校讀書，就只對利益感興趣。這樣科學是搞不上去的。”他很生氣。事實上，這是中國應試教育的惡果。
這一惡果還在擴大，有人在
據說，現在教育部的有些規定也是不太正確。上世紀八十年代碩士和博士生考試，只要總分夠，導師有權錄取其中任何一名，包括最後一名。因為，考試分數只能體現學生復述再現知識的能力，致於想像力、創造力等能力，考試分數基本表現不出來，因此導師可以有選擇的權力。進入九十年代教育部規定碩士博士的錄取，完全根據分數順序來，導師不再有選擇的權力。這樣就把中國的碩士博士生教育完全等同于本科生教育，教育品質大面積下滑。據說，教育部現在有所鬆動，允許校方自己錄取部分學生，當然這種鬆動，根據國情，也可能為校方和導師們走後門提供機會。在中國，任何一項措施都可能有正負兩種作用。問題是怎樣增大正作用，限制和減少其他作用。
中國科技界缺乏創新能力，除科研成果和人才評價系統不公正，壓制了科研人員的創新興趣外，還存在大量不適宜從事創造性研究工作，而又佔據大量科研崗位和領導崗位的人員，這些人中有不少擁有研究員，博導資格，其實，人人都是有才能的，這些人員如果能調整去從事他們適合的工作，很可能會幹得很好。例如，前述的第六類人才中的第一種人，就很適合到企業做公關部經理或公關業務員，或做企業產品銷售員。第二種適宜到私企做老闆，或者做股票，期貨投機生意。可能會做得很好。這二種人都不適宜到黨政府部門做公務員。因為時間一長，他們難免不搞腐敗，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 另外，經過28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大中型軍事科研機構已取得很大的進步，但與市場和國民經濟的結合度，仍然不夠。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影響，仍然十分巨大。1 998年以來，國家下達了不少軍品的設計任務給他們，他們有經費，有活幹了，但仍有大量設計資源被閒置。我國軍工在航太，電子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些成就已進入世界最選進行列。但整體來說，我國與世界最發達的工業園還存在很大距離，與美國在高科技方面的差距還在拉大。
戰略性的尖端軍工產品，常常是戰略性高科技的集中體現。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前題條件下，怎樣將國家巨額投資的軍工的創新型的高科技成果轉為民用，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形成新的產業群和產業結構，收回國家的巨額投入並贏利，使我國民經濟沿可持續發展方向健康發展。這需軍工科研機構、軍品生產單位與國企和民企緊密合作，打開民用的國內和國際市場。我國在這方面一美國相比，差距還十分巨大。高科技的經濟效益在國民經濟中還不能有效的釋放出來。 ．
我國軍工的科研和生產單位與市場經濟的對接，與民企的對接等重大體制問題，現在解決得還不是很好。
軍工科研和生產單位的內部的改革還需深化。例如有些部門存在激勵機制不建全：1、科研設計人員不存在于多少活拿多少錢的事，混日子沒本事的人和有本事累死累活的人一起吃大鍋飯，長期沒有獎優汰劣。2、仍有許多不懂技術不懂管理的人占著崗位，浪費國家資源，因此留不住人才。
目前，我國高校擴招後，大量本科生畢業面臨就業難，找工作難。而教育又出現過錯誤的產業化傾向，上大學的費用大增，城市貧困家庭和大量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就是考上大學了，也讀不起大學，中國新一輪“讀書無用論”再次泛起。
我認為，就是再窮，也要讓孩子們上大學讀書。教育是社會公共產品，黨中央、國務院從中華民族發展的長遠利益和長遠戰略發展出發，應全力設法把當前高校的高額學費壓下來，在仔細核算成本後，在充分考慮國家，學校，學生三方的利益和承受力，以較低的學費，減輕整個社會的沉重壓力。教育，即使是高等教育，也不應該以以贏利為目的。對於已考上大學的廣大城市和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建議國務院應該全力以赴、大力發展農村遠端教育網路，吸收這些貧困家庭的孩子上電大和夜大學。現在電子和I T行業非常發達，政府和教育部門可以只化很少的錢，結合當前新農村建設，在偏遠和城郊的每個村莊都配上寬頻和幾台電腦，配上一名大學生做輔導員，進行遠端高等教育。國務院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日前正在偏遠農村的每個村莊撥款建圖書室，農村的遠端高等教育網路應該和這個圖書室建設結全起來，費用可降低一部分。另外，上遠程高等教育的學費應該盡可能低，一個學期只收200至300元錢，只收書雜費就行了。讓貧困
家庭的孩子們能邊打工，邊幹農活，邊接受遠端高等教育。現代電子技術l T行業的發達。讓教育部門可以把全國大學最優秀的數學、物理、生化老師上的授課過程，刻錄下來，做成光碟和u盤，這只花費幾元錢或十幾元錢，學生們都能買得起。這樣全國偏遠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和每年要花費幾萬元學費的全國重點大學的大學生一樣，在電腦的遠程高等教育上享受到全國最優秀教師所講授的理工科基礎課程的教育，這樣由高額學費所造成的知識壟斷就被打破。電腦遠端高等教育網路上，教育部門還可辦職業教育和辦農校，給貧困家庭的孩子們傳授科技含量高的實用農業技術和其他實用技術。電腦遠端高等教育網路，如果辦好了，就是一場學習知識的社會革命，可以用很少的成本，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培養有科技知識的人才和勞動力大軍，其中湧現出來的科技天才，就有可能解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這項工作，黨和政府應該下大氣力去做。
農村貧困人口看病的問題，也可以考慮低價收費的這種方式。
胡總書記接著又指出：“‘功以才成，業由才廣’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在人才，尤其在創新型科技人員。沒有一支宏大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作支撐。要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是不可能的。世界範圍的綜合國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特別是創新型人才的競爭。誰能夠培養、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別是創新型人才，誰就抓住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戰略主動、實現發展目標的第一資源。這裏，我想專門講講加緊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的問題。
古往今來的科技創新實踐都表明，創新型科技人才是新知識的創造者、新技術的發明者，新學科的創建者，是科技新突破、發展新途徑的引領者和開拓者，是國家發展的寶貴戰略資源。抓緊並持之以恆地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國家發展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戰略思想，把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舉措，加緊建設一支宏大的創新科技人才隊伍。”
談人才與科研，就得談人才的規律和科研的規律。頂尖的創新型人才，就已是天才。而在中國傳統文化某些不太優秀的部分裏，只認可勤奮，不認可天才的存在，這有個面子問題，在心胸較狹隘的同行群體裏，你說xxx是天才，就等於說他是笨蛋。鄰居家的雞下的蛋比他家的大，他也生氣，嫉妒。不承認天才的存在，某種角度講，也就是不承認人才的規律和科研的規律。不承認大自然的規律。面子的事都小。關鍵是經濟上造成的損失極其巨大。例如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十分巨大的科研難題，難題一旦解決，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那麼，我們是組織幾個天才的科技專家，撥一部分經費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還是組織一百萬個沒有創新能力的平庸科技專家，化費大量資金去解決這個問題呢？可以說採用第二個方案，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這類問題上，數量不等同品質。而往往是第一方案，只動用少數人和部分資金，就解決問題。但是我們常常是採用第二方案，造成 巨大的社會經濟損失。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創新不能搞人海戰術。
天才和接近天才的有創新能力的科技人才，這種人才數量本來就少，是人類珍貴而又脆弱的思維花朵，必須要給予保護。我國的社會環境和制度，必須要允許他們存在，並允許他們發揮巨大作用，社會才能進步。
我國科技隊伍和科研體制，必須進行瘦身式改革，建立尖塔或人才結構體制。前面，我們把人才分為了六類。第一、二類罕見天才，是可遇不可求。我國科技人才隊伍的塔尖上只能現實的置放上第三類人才，即在智力(動能動手能力)上與天才接近，是我國科研創新和工業創新的骨幹力量和主力軍。這類人才在數量上也是不多的。他們是胡錦濤同志指出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國際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國際級科學大師、科技領軍人物，可以帶出高水準的創新型科技人才和團隊，可以創造世界領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和全新的產業。在我們的院士隊伍裏，就不乏這樣的將才和帥才。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這類人才還不夠多。培養造就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緊培養造就這類人才，尤其要培養造就一批中青年領軍人物。同時，我們還要培養大批各個層次的創新型科技人才，在學術和技術梯隊中形成科技創新的骨幹力量和符合科技創新需求的人才結構，以推動科技活動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創新實踐。” 胡錦濤同志還指出了這種人才的培養管道：“第四，要進行開放式培養。創新型科技人才特別是領軍人物，關起門來是培養不出來的。在世界科技水準總體領先於我國的形勢下，不採用開放式培養，難以儘快培養造就大批創新型科技人才。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基礎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準的有效途徑，我國兩院院士以及一些傑出的科技工作者，大都曾留學海外或經常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既在國際交流合作中展現了自己的才華，也汲取了先進的創新理念和最新的科技知識。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加強同國際科技界多種形式的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積極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鼓勵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海外研究開發機構建立聯合實驗室或研究開發中心，支援在雙邊和多邊科技合作協定框架下實施國際合作專案，支援我國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究開發機構或產業化基地，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究開發機構。要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工程和國際學術組織，支援我國科學家和堅持自主培養開發和引進海外人才並重，立足國內進行人才資源開發，堅持自力更生培養人才，同時加大引進人才、引進智力工作的力度，採取多種方式吸引廣大出國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尤其是要積極引進海外高層人才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緊缺人才。” 第四類人才：根據我國國情，建議中央，國務院把我國的教授分成二類，一類是創新工作的教授研究員，另一類是自立創新能力弱，再現復述人類已有知識能力強，即傳授知識的師範類型人才和教授，正是我們分類的第四類人才。這類人才在各類技校高校的需求量都非常巨大。他們數量也非常巨大，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非常巨大。只有把教授們進行這樣的分工，各司其職，各不干擾，社會才能進步。
第五類人才：動腦能力較弱，動手能力較強，這類人才是我國工業製造業的基礎，數量最龐大，是技工、高級技工、工程師的主力軍。是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人才。
第六類人才：應該在社會經濟的進步中，逐漸從高校、科研院所調整到市場上去搞經營，發揮他們的長項。
黨中央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指出：企業要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這是完全正確的根本方向。成思危先生就促進自己自主創新提出五個方面：第一就是要發展教育事業。二是要推進風險投資，實現金融資本和知識資本的結合。要使一個創新真正能變成產品、技術變成生產力，沒有金融資本的支援是不可能的。三就是要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法律和政策環境。第四就是我們培養創新的文化和鼓勵探索的價值觀。第五就是要容忍失敗，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合理的失敗可能比成功更重要。 今年初，國務院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我以為，國務院還需要制定這一綱要的實施細則。就是我國在哪些基礎產業方面，哪些核心技術還沒有掌握，哪些需要消化掌握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哪些方面需要創新？國家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由國企或民企組織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專家來應標。經費可分三塊：企業自己組織一部分資金，政府扶持一部分資金，金融界的風險基金業進入一部分。這樣風險就分散了。招標要公開，在報紙上、網上公佈，要給企業足夠的準備時間。不允許組織非法圍標。要有輿論媒體的公開監督和同行專家組較為科學的評定。只有這樣企業才能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也才會聘請真正有創新能力的科技專家來進行科技攻關。企業也要正確評價其間的風險，自己能否承受。此間也是要防範詐騙。防止詐騙企業資金、金融風險基金和政府的科技資金。如若科技創新攻關成功，就應到國家專利局申請專利保護。
同時，從現在起國家就應大力培養國際商法和國際專利法的大批律師。為今後中國科投創新轉軌成功後，中國的專利產品產業化和走向國際國內市場做好法律上的準備工作。
另外，黨中央、國務院要下大決心對中國的工科院校進行大幅度改革。一定要設法改變工科生沒動手能力的局面。
目前我國一面是成堆的沒有動手能力的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一面國嚴重匱乏高級技術人力資源。我國正處在一個及其嚴重的技術人才匱乏之際。
網上報導：在軍事領域應用最廣泛的鐳射數位化數控機床技術，中國目前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俄國。但是，在中國能夠操作這種機床的人員不到技術力量的0．1％。也就是說中國可以研製世界級先進的鐳射數控技術機床，但是，卻沒辦法去使用它。這不能不說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悲哀!
因此導致了中國軍事產品領域的研製與製造嚴重脫節的現象。其一個在湖北的國營造船廠，目前擁有的“中國標準”的高級工人技術制導師不足其操作工人的1％。在美國目前至少不低於3％，歐洲則是5％。日本更加充足，達到8％。
建議；我國現有的工科院校，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改革為高等技學校或高級技師學院。文憑與大本同等，一定要解決工科生的動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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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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