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鍵：謹慎看待中國道路——對日本興起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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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鍵，畢業于北京大學，曾長期在上海從事科研工作，現為獨立學者。

　　 近年筆者曾閱讀了一些研究日本的書籍，其中就有一本關於明治思想界的書（《明治哲學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讀過之後，筆者驚覺在啟蒙階段，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當之大。這個差距可以這樣進行簡單概括：日本的明治維新，已領先中國大概50年左右。眾所周知，明治維新發生於1868年。此後日本思想界突飛猛進，開始了一段狂飆運動，一直持續到二戰之前的時期。而中國雖然在明治維新前後發生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卻未能擺脫失敗的命運。直到1919年才發生了五四運動，開始了思想解放的歷程。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觀察，五四運動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夠在思想層面同明治維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從明治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後的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來看，雖然已有50年的時差，但中國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當大。縱觀該書中列舉的當年日本學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澤渝吉，西村茂樹，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蘆花，大西祝，內村鑒三，岡倉天心等人，都是些相當有想法的學者，不僅思想精彩，而且文脈深厚，修養水準也都很高。

　　 反觀五四前後中國的一群啟蒙學者，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鴻銘、張君勵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為、梁啟超，筆者以為：從總體來看，他們的學識是相形見絀的，思想不夠開明，而修養水準也比較一般。即使是像嚴複這樣的學養較為深厚的中國學者，拿到當時的日本去比較，水準和境界可能也很有局限。當然，孰優孰劣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以筆者的學識來進行判斷，確有這樣的感覺。像福澤渝吉，談論學問和政治的關係，表達的相當精妙，幾乎可和馬克斯·韋伯媲美，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學者很少有哪個人可以把問題談論的如此透徹清明，可見思考問題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岡倉天心，表述了"亞洲一體"的思想，相當大氣磅礴，有博采眾家之長且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中國的學者卻鮮有這樣瞭解亞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壯志，同時又能兼收並蓄的博大心胸。雖然中國也有像魯迅這樣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魯迅的修養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語。魯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筆鋒，也許可解釋為當時中國轉型之中客觀生存環境的產物，但其文字中密佈的尖刻、絕望和睚眥必報，確實讓人感受不到風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學者的表達可堪稱典範。如德富蘆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處死後所發表的公開講演，言辭有理有據，娓娓道來，讓人讀後仿佛有身臨其境且意猶未盡的感覺。再如內村鑒三，作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闡述自己如何轉變為基督徒的個人自傳——《我是如何成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譯為多國文字，成為全世界"非西方傳道者最優秀的說教"。而他身後留下的墓誌銘，也非常耐人尋味，言簡意賅卻意象無邊，充滿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總之，像這一類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者，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確實非常罕見。

　　 認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國學界在研究日本時，由於受政治正確和民粹主義的干擾，往往不能依據歷史事實客觀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擾了學術研究，對日本的理解囿於一隅，問題視野也相當局促。

　　 比如，通常中國媒體和學界總是認為，近代日本的興起是"脫亞入歐"思想的產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澤渝吉更是脫亞入歐和全盤西化觀點的鼓吹手。但筆者對此考察了一番，卻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福澤渝吉的幾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謂脫亞入歐和全盤西化的觀點。只是在福澤渝吉晚年所撰寫的幾篇報刊時評中，可以找到這個"脫亞論"的影子。但這幾篇時評的篇幅、力度和觀點，並不足以代表福澤渝吉的思想整體。

　　 若從其《文明論概略》一書來觀之，福澤渝吉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兩大核心：1.追求不斷變革的自由主義觀點；2.追求日本自立的獨立文明觀。也就是說，所謂"脫亞"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澤渝吉的核心觀點。在福澤渝吉看來，"脫亞"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階段由於日本文明落後於他人而需要採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脫亞"本身並不是目的。福澤渝吉也並不否認，在特定的前工業社會階段，像孔孟之道這樣的儒家文明體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進步作用，但這並不能改變在工業時代來臨之後，儒學體系無法與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礙作用。

　　 若綜而觀之，福澤渝吉的觀點並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變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強調多元主義視角和不同觀點的重要。此外，福澤渝吉還非常強調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獨立性的重要性，而絕非隨波逐流，淪為其他文明的附庸。從福澤渝吉對學問的獨立和個人思想獨立的強調來看，這一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為公民，一個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獨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斷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獨立，那麼以此為基礎的一個國家和文明，也應當在這樣的個人的不斷發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獨立性。從福澤渝吉的邏輯來看，這二者絲毫不會衝突，而非常美妙地結合為一體。

　　 有別於福澤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岡蒼天心，則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岡蒼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於他的幾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寫作出版，首先在國外發行，然後才有的日本版本。岡蒼天心的主要貢獻集中在三個方面：1.思想層面，開創了近代日本自我認知的坐標系。2.美學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學家。3.對茶道的理論化，以及向西方的傳播。

　　 在思想層面，岡倉天心基本上持有二個主要觀點："亞洲至上論"；以及"日本特殊論"。

　　 觀點之一：亞洲至上論，亞洲一體。亞洲至上，岡倉天心認為，亞洲擁有兩個偉大文明，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擁有孔子式的"共產主義"傳統，而後者則擁有"吠陀"式的個人主義。雖然兩大文明之間被喜馬拉雅的皚皚白雪割斷，但亞洲的精神卻是一體--追求究極與普遍的愛之擴大，而這種愛是所有亞洲各民族的共同遺產。亞洲的這一思想，也產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亞洲文明的形態是複雜而多樣的。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印度的思想。還有東亞的佛教，仿佛東亞所有思想之流彙聚起來的觀念論的海洋。但實現這一複雜性的統一的則是日本。

　　 觀點之二，日本特殊論。岡倉認為，是日本實現了亞洲文明複雜性的統一。它同時從印度和韃靼兩個源泉中汲取了養分，使反映整個亞洲的特性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天賦的能力。日本和天皇，歷史上從未被征服，以及島國的孤立於世，都使日本成為亞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儲藏庫。而在中國和印度，前者歷經了王朝的變動，韃靼騎兵的鐵蹄，和憤怒暴民的殺戮，這一切在中國一再發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廢墟，什麼都不復存在。後者則經歷了匈奴族的粗暴對待，回教徒狂熱的偶像破壞，還有歐洲殖民者無意識的文物破壞，使阿育王的時代，佛教的經典，以及詩歌的藝術，再也無法喚回。岡倉由此得出結論：亞洲的文化遺產，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樣保存。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甚至"比博物館還要高級"。因此，作為"上天"之民的祖國的日本，其天定命運就是保持並恢復亞洲的樣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為日本，使東洋的世界平安地穿過眾多的暴風雨，帶領亞洲走向昔日的堅強鞏固。

　　 岡蒼天心的上述觀點，視野相當博大。岡蒼天心也開創了日本後來的"亞洲主義"思潮，這一思潮也為中國的政治領袖孫中山所接受。但很遺憾的是，進入1920年代後，日本軍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興起，最終把"大亞洲主義"變成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這恐怕是岡蒼天心和孫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興起的過程中，無論是自由派的觀點，還是保守派的觀點，實際上思想都較開明，並不像傳統觀點描繪的那樣崇洋媚外或抱殘守缺。也許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清廷的立憲改革會失敗，而日本的立憲改革卻能夠成功。

　　 現狀和差距

　　 回頭再看，明治維新已經過去快150年，五四運動也已過去快100年。此後中日兩國的發展路徑大相徑庭，日本經歷了二戰的失敗，在美國的訓導下從廢墟中再次崛起。中國在內部不和反復爭鬥的情況下，踉踉蹌蹌贏得了二戰，隨後卻在內戰更大規模的血與火後選擇了極權和激進的道路，最終也以另外一種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無論從物質文明的豐富程度來看，還是從精神文明的發展水準來看，日本卻仍然遠領先於中國。

　　 如果單從精神的進步來看，就是同五四時期相比，中國迄今甚至都還沒有取得什麼非常值得自豪的進展，像當年的陳康、馮友蘭、洪謙等一批學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幾乎仍然沒有人能夠超越他們。反觀日本，雖然在二戰之前由於激進勢力的興起導致國內溫和派失勢，最終招致二戰的災難，但在戰後日本還是做了相當深刻的反省，日本的文化、學術和思想界的恢復和進步也相當之快。戰後的日本，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日本的狀況同中國大陸形成鮮明對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運動的比較中，中國已經落後了50年。而在20世紀的今天，雖然中國的GDP已經超過了日本，但毫不誇張地，若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卻並沒有比五四運動時的狀況前進多少，那麼，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得出這個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國目前最大的影響力集中在經濟領域，但即使如此，現如今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比例，也還沒能達到以往的歷史峰值。反觀上世紀的日本，無論是經濟的品質，還是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力，其高度都還不是今天的中國能夠企及的。因此，中國雖然崛起，但仍和日本有50年以上的差距。這恐怕還是個中國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失敗的教訓

　　 日本的興起過程中，明治維新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開頭，但這個良好的開頭卻未能持之以恆。日本在1920年代之後，在形勢本來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卻連續出現戰略失誤，最終招致了日本帝國的覆滅。這個失敗的教訓，既是非常慘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當然，日本為何會一步步走上失敗的道路，這個問題非常複雜，絕不是本文的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的。但無論如何，日本在改革的最初階段順利進行，國內思想文化也蓬勃發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較同時代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更加先進的情況下（日本在戰前自由組黨，媒體也相當自由），為什麼沒能走上正確的道路？這是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無論如何，從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來看，日本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後連續發生了多次事變，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殺，1932年的"五一五"事變，因削減軍費和阻撓擴張，首相犬養毅（孫中山的好友，有親華傾向）遇刺身亡，1936年發生"二二六"兵變，在這一過程中，一大批溫和派官員遭到激進勢力的排擠甚至殺害。早在二戰之前很久，日本國內已經存在著非常廣泛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甚至於，犬養毅首相在遭暗殺後，十幾名青年軍人兇手最終只能被政府從寬釋放，而在關押期間還有日本民眾集體切掉手指頭寄送給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釋放這些愛國青年軍人。

　　 從日俄戰爭到一戰期間，日本同英國結成了英日同盟，在國際形勢中，雖然當時美國力圖在東亞制衡日本的擴張，但從整體來看日本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本來有無數機會，但日本國內形勢的變化，逐漸改變了日本的正確走向。由於國內特殊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在日本逐漸出現了一種持久的"逆淘汰"現象。也就是說，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遠見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強調日本的自我克制，約束對外擴張勢頭的，這些政治家一個接一個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樣的，暗殺是一種方式，還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勢，無所作為。作為二戰期間最有遠見的戰略家之一，石原莞爾的命運是個典範，由於反對東條英機和對華作戰，石原莞爾最終從關東軍參謀長的職位被趕回了東京大本營，變成了由日本憲兵時刻監護的提前退伍軍人。

　　 那麼，原因到底在哪里？筆者以為，說一千道一萬，這只能歸結為當時的日本人在思想上還不夠成熟。一個國家總是由一個又一個很具體的人所組成的，最終的表達和決策也是由這些人的言行綜合而成。日本儘管在改革之初獲得了成功，但隨著日本所掌握的力量及其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日本人的思想發展卻沒有能夠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長。儘管同當時的亞洲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的思想水準是領先的，但它沒有能夠同它的更快速增長的力量相匹配。

　　 用個最簡單的比喻，如果一個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還不會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麼在他不懂得克制不會控制力量的情況下，讓他掌握更強大的力量甚至武力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變成壞事？儘管日本的問題是複雜的，但筆者仍然覺得這個很簡單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說服力的。

　　 謹慎看待中國道路

　　 現在，中國正在快速崛起。那麼回頭再看，現如今的中國人，他們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日本又怎麼樣呢？筆者認為，到目前似乎還不太可能有一個樂觀的答案--儘管這個說法很不"政治正確"。但無論如何，中國很快就將獲得遠超過當時日本在世界範圍內所掌握的軍事力量。那麼，如果同樣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種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們會不會犯下一連串同當年的日本人類似的戰略錯誤呢？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要是不犯錯誤，恐怕反倒會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樣地，怎樣才能避免類似的戰略錯誤重現？

　　 顯然，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而且大多數民眾素質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為是，甚至有一些還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寬容，聽不了不同意見，無法用既和平但同時又有效的方式來解決觀點的分歧--那接下來它就難免會犯下一個又一個的錯誤--這聽起來似乎很刺耳，然而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後所發生的現象，而這恐怕也是一種規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樣的，在一個國家，那些努力弘揚正義捨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會在關鍵時刻掉鏈子，連續遭到淘汰--如果這些人總是肯定會玩不轉，會一個接一個的完蛋。如果誰敢提不同意見，誰敢反對強權的邏輯，肯定都沒有好下場--那這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命運，難免是一條道要走到黑。而這也是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般的命運--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錯誤道路。

　　 目前，儘管在中國學界存在著眾多對日本的批評，但總體上看來，中國方面的觀點總是傾向於預設"中國比日本更正確"。但現實的情況看來，卻未必如此。這就像當年的日本民意，總是預設"日本比中國更正確"一樣，實際上是靠不住的。中國對日本的批評，尤其是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者群體，往往傾向於用一種外在的視角，將日本看作與中國相對立甚至是敵對的"他者"。但實際上，從日本近代的思想脈絡發展來看，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源於中國，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對中國文明的很多繼承和發揚。

　　 而且，2010年代中國主流輿論的思想和認識水準似乎也並沒有能夠逾越1910年代時日本的認識水準。日本在當時的大好形勢中，溫和派的主張開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漸放棄互利互惠的對華共贏方針，而採取軍事擴張的方式，最終給中國和日本都帶來了巨大的傷害。日本當時雖然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但它始終未能接受這一現實：中國是亞洲的核心地帶，日本若想融入並領導亞洲，必須通過影響和改造中國，最終依靠贏得中國的支援來加以實現。而同時，這種影響和改造應當是不依賴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進入21世紀，中國在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同時，卻始終未能對類似問題形成清晰的認識：儘管中國已經崛起，但它仍然遠不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中國若想以自身為核心來領導和塑造亞洲，就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去影響和說服近鄰日本--並且這種領導權的實現，必須要依賴於日本這一亞洲最先進國家的支持。而同樣的，贏得這種支持也不應當依賴于武力，而應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國不能認識到這一點，而在內部民族主義的不斷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間的對抗，那麼在長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國將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總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所持有的"外在論"視角是很成問題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日本所犯下的錯誤，並沒有超出中國歷史上國內所曾發生的眾多錯誤，而日本的錯誤同樣也可以成為中國的錯誤。從一種"內在論"的視角進行考察，中國和日本都鑲嵌在亞洲之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體"的——正如岡倉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國學界和輿論應當更多地進行自我反省，並從整個亞洲的範圍之內來理解日本和中日關係，這也是一種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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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王鍵先生說：『縱觀該書中列舉的當年日本學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澤渝吉，西村茂樹，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蘆花，大西祝，內村鑒三，岡倉天心等人，都是些相當有想法的學者，不僅思想精彩，而且文脈深厚，修養水準也都很高。』

王鍵先生說：『像福澤渝吉，談論學問和政治的關係，表達的相當精妙，幾乎可和馬克斯·韋伯媲美，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學者很少有哪個人可以把問題談論的如此透徹清明，可見思考問題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

王鍵先生說：『再如岡倉天心，表述了"亞洲一體"的思想，相當大氣磅礴，有博采眾家之長且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中國的學者卻鮮有這樣瞭解亞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壯志，同時又能兼收並蓄的博大心胸。』

王鍵先生說：『在福澤渝吉看來，"脫亞"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階段由於日本文明落後於他人而需要採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脫亞"本身並不是目的。』

王鍵先生說：『福澤渝吉也並不否認，在特定的前工業社會階段，像孔孟之道這樣的儒家文明體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進步作用，但這並不能改變在工業時代來臨之後，儒學體系無法與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礙作用。』

王鍵先生說：『從福澤渝吉對學問的獨立和個人思想獨立的強調來看，這一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為公民，一個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獨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斷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獨立，那麼以此為基礎的一個國家和文明，也應當在這樣的個人的不斷發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獨立性。從福澤渝吉的邏輯來看，這二者絲毫不會衝突，而非常美妙地結合為一體。』

王鍵先生說：『岡倉由此得出結論：亞洲的文化遺產，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樣保存。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甚至"比博物館還要高級"。因此，作為"上天"之民的祖國的日本，其天定命運就是保持並恢復亞洲的樣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為日本，使東洋的世界平安地穿過眾多的暴風雨，帶領亞洲走向昔日的堅強鞏固。 』

王鍵先生說：『但很遺憾的是，進入1920年代後，日本軍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興起，最終把"大亞洲主義"變成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這恐怕是岡蒼天心和孫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王鍵先生說：『日本的狀況同中國大陸形成鮮明對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運動的比較中，中國已經落後了50年。而在20世紀的今天，雖然中國的GDP已經超過了日本，但毫不誇張地，若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卻並沒有比五四運動時的狀況前進多少，那麼，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得出這個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

王鍵先生說：『在這一過程中，一大批溫和派官員遭到激進勢力的排擠甚至殺害。早在二戰之前很久，日本國內已經存在著非常廣泛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

王鍵先生說：『由於國內特殊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在日本逐漸出現了一種持久的"逆淘汰"現象。也就是說，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遠見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強調日本的自我克制，約束對外擴張勢頭的，這些政治家一個接一個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樣的，暗殺是一種方式，還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勢，無所作為。』

王鍵先生說：『用個最簡單的比喻，如果一個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還不會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麼在他不懂得克制不會控制力量的情況下，讓他掌握更強大的力量甚至武力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變成壞事？儘管日本的問題是複雜的，但筆者仍然覺得這個很簡單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說服力的。』

王鍵先生說：『那麼，如果同樣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種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們會不會犯下一連串同當年的日本人類似的戰略錯誤呢？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要是不犯錯誤，恐怕反倒會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樣地，怎樣才能避免類似的戰略錯誤重現？

　　 顯然，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而且大多數民眾素質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為是，甚至有一些還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寬容，聽不了不同意見，無法用既和平但同時又有效的方式來解決觀點的分歧--那接下來它就難免會犯下一個又一個的錯誤--這聽起來似乎很刺耳，然而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後所發生的現象，而這恐怕也是一種規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樣的，在一個國家，那些努力弘揚正義捨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會在關鍵時刻掉鏈子，連續遭到淘汰--如果這些人總是肯定會玩不轉，會一個接一個的完蛋。如果誰敢提不同意見，誰敢反對強權的邏輯，肯定都沒有好下場--那這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命運，難免是一條道要走到黑。而這也是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般的命運--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錯誤道路。

　　 目前，儘管在中國學界存在著眾多對日本的批評，但總體上看來，中國方面的觀點總是傾向於預設"中國比日本更正確"。但現實的情況看來，卻未必如此。這就像當年的日本民意，總是預設"日本比中國更正確"一樣，實際上是靠不住的。中國對日本的批評，尤其是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者群體，往往傾向於用一種外在的視角，將日本看作與中國相對立甚至是敵對的"他者"。但實際上，從日本近代的思想脈絡發展來看，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源於中國，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對中國文明的很多繼承和發揚。

　　 而且，2010年代中國主流輿論的思想和認識水準似乎也並沒有能夠逾越1910年代時日本的認識水準。日本在當時的大好形勢中，溫和派的主張開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漸放棄互利互惠的對華共贏方針，而採取軍事擴張的方式，最終給中國和日本都帶來了巨大的傷害。日本當時雖然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但它始終未能接受這一現實：中國是亞洲的核心地帶，日本若想融入並領導亞洲，必須通過影響和改造中國，最終依靠贏得中國的支援來加以實現。而同時，這種影響和改造應當是不依賴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進入21世紀，中國在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同時，卻始終未能對類似問題形成清晰的認識：儘管中國已經崛起，但它仍然遠不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中國若想以自身為核心來領導和塑造亞洲，就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去影響和說服近鄰日本--並且這種領導權的實現，必須要依賴於日本這一亞洲最先進國家的支持。而同樣的，贏得這種支持也不應當依賴于武力，而應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國不能認識到這一點，而在內部民族主義的不斷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間的對抗，那麼在長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國將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總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所持有的"外在論"視角是很成問題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日本所犯下的錯誤，並沒有超出中國歷史上國內所曾發生的眾多錯誤，而日本的錯誤同樣也可以成為中國的錯誤。從一種"內在論"的視角進行考察，中國和日本都鑲嵌在亞洲之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體"的——正如岡倉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國學界和輿論應當更多地進行自我反省，並從整個亞洲的範圍之內來理解日本和中日關係，這也是一種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態。 』

好一個『謹慎看待中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