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

萬昌華：唐德剛的政治體制思想及其局限

本文共閱讀 2041 次 更新時間：2015-09-13 21:01:04

進入專題： 唐德剛   政治體制   思想  

● 萬昌華 (進入專欄)  

　　 本人研究的思想家或歷史學家中，到目前為止，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我唯一一位見過的人物。記得，當年在山東大學校園裡，我不但聽了他的演講，再次碰到時還向他問過好，時間大致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數年之前，本人在一則讀他書的日記裡寫下過這樣的文字：“本人大學期間曾聽過唐德剛先生的演講。記得，他當時還曾在山東大學裡住了一長段時間。他當時演講的題目已經記不得了，但有三點至今還記得：一是地點在今山大主校區圖書館的一個報告廳裡；二是他長得有點斜眼（可能是右眼），站著講的；三是在演講中幾次講到了美國人有罵他們時下總統的自由，可以隨便罵他們總統是草包。當時美國的在任總統是雷根，但唐的譯法跟大陸的不一樣，稱瑞艮，後一個字是四聲。對於唐講後一點的深意，自己當時還理解得不怎麼深，不知道他的用意是告訴我們，美國人有言論自由，有真正的人權。”[1] 另外，記得本人以後還由他的眼睛有點問題聯想到了顧炎武的滿眼盡是白眼珠，以及北京有位知名歷史學者視力也不佳，得出過有點令人好笑的“結論”：眼睛不怎麼樣者，搞起學問來都厲害。

　　 唐德剛及其學術成就，國內雖然研究者不是甚多，但評價不低。比如在章怡和與賀衛方合著牛津版的《四手聯彈》一書中，章怡和在《唐德剛——先天稟賦，後天學養》一文中寫到：“我第一次讀唐德剛的書，是刪節版《晚清七十年》。幾頁讀下來，激動得難以克制。毫不過分地說，就像遭遇八級地震，全身血脈如翻江倒海，連續幾天衝動得不能睡下。別樣的見地，別樣的敘述，別樣的文風，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又去書店買了幾本，分送朋友。他們和我一樣，都驚了，也都快瘋了，其衝擊力與原子彈爆炸沒什麼兩樣。唐德剛提出的‘歷史三峽’論如池塘漣漪，一波一波推得越來越遠。至今每與朋友眾會，唐氏關於時代變遷的主題，是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聯繫到眼下的社會現象，也越發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一人敵一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誇張。”[2] 另外，也有人將其與陳寅恪並論，並認為雖然“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應該可以存留50年以上。”[3]

　　 以上關於唐德剛的評價不為過分，尤其就其歷史著述對當前我國思想與學術界的啟蒙意義而言。只一點，大陸出版界只允許海外華裔歷史學者中操持漢學路數的著作“登陸”，而對他的作品則進行百般阻撓，就能說明問題。

　　 但是事實求是講來，上引章女士話語中提及的唐德剛關於中國歷史前進的三峽理論是有問題的。而其的主要學術與思想貢獻則在於：一、他揭示了中國自秦始皇以來是“國家強於社會”、西方是“社會強於國家”的社會；二、他“口無遮攔”，尖銳批評了1949年以後大陸當權者的“極左”做法；三、在此期間，他附帶著零星而不是系統地描繪了未來中國現代政治與社會體制的藍圖。下面，我們就在扼要介紹其生平的基礎上，對其有關政治體制的思想及其局限，略作展開論述。

　　 一、唐德剛生平簡介

　　 對唐德剛其人生平進行考察，有助於人們加深對其思想的瞭解。

　　 1920 年8月23日，唐德剛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今安徽合肥市肥西縣）西鄉唐三圩子。曾祖輩唐定奎等為淮軍重要將領，雖為行伍，亦重文治，出資辦過金台文社及地方書院。父親是一“安徽地主”，頗通文史，曾與唐德剛探討當地秧歌的形成問題。[4] 唐德剛早年在家鄉受過良好的國學訓練，14歲點校通覽《資治通鑒》，先後在舒城縣立初級中學、安慶省立高中讀書。抗戰爆發，返回家鄉組織抗日宣傳隊，被鄉人視為“唐家又出人了”。後隨省立二臨中遷武漢、湖南，在湘西國立八中完成高中學業，1939年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期間，於1941年秋在讀大學三年級選修顧頡剛所授《商周史》課程時，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文，得到顧的嘉許。

　　 唐德剛早年已有追求成才遇時的想法。他多年以後曾寫道，“記得以前為筆者啟蒙的那位漢文老師便時常在書房裡自言自語說：‘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時也！’在他老人家那段‘依人門巷度春秋’的歲月裡，他顯然是自歎‘懷才不遇！’筆者斯時雖然幼小，也深覺‘才遇不偶’對我這位秀才老師太不公平了。年長回憶，仍然對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後來在海外遇見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長官，和鄉前輩胡適之博士，才知道這世界裡畢竟也有才遇雙全的！”[5]

　　 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後，唐德剛曾接著考取了該校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當時其家鄉的日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他離家既久思鄉心切，就回了家鄉，期間曾經在繼續學業還是找事做之間發生遊移。回家鄉後，曾在大別山區的嶽西縣當了兩個學期中學老師。1944年，湯恩伯打了敗仗，河南陷敵，安徽真正成了敵後之後，他便決定不再去中大複學，進入設在立煌的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6] 立煌縣即今安徽省金寨縣，成立於1932年。該年9月，在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中，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進佔金家寨，國民政府為加強對鄂豫皖邊區的統治，於10月劃鄂、豫、皖三省交界處的河南商城、固始兩縣及安徽省的六安、霍邱、霍山3個縣計5個縣各一部，在原屬六安縣的金家寨設立煌縣。抗日戰爭時期，這裡是國民黨鄂豫皖大後方，是安徽省臨時省會駐地(1938年6月至1945年11月)。

　　 1948年，唐德剛受國民政府派遣公費赴美留學，於195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此時大陸政權已經發生更迭，唐曾做過回大陸試探，但與其在安徽學院史地系時的領導人李則綱聯繫時受冷遇，隨決意留居美國。

　　 期間，曾改行學建築學，並從事過建築的工作。對於此事，其晚年時的敘述如下：“我在哥倫比亞歷史系讀書時是上世紀40年代，我們是拿了政府的官費出來留學的，結果念出來後才發現改朝換代了。我當時是學傳統歷史學，同馬克思主義史學相差太遠了，我們要改學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倫比亞改學了一年多的建築。建築是速成班，學一兩年，馬上就可以做事。然後看情況，毛主席要我們，我們就回去，不要我們，我們就在美國。我們那時才20（多）歲，改行很容易。我想學建築，我會畫畫——我兒子後來就學建築了，他用的那套工具還是我的呢！但我學歷史是因為興趣，後來學校招呼我回來，讓我做歷史系助教，我把原來扔的書又找回來了。那時候做助教被教授喚來喚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幹不了。”[7]

　　 另外，對於自己的早年改過行，唐最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也隱晦提及過：“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筆者當時也是改行有心，而無魄力認真執行的少數弱者之一。”[8]

　　 除了興趣之外，唐德剛的重操歷史舊業與其具有相當國學基礎，以及他性情隨和有關。其晚年回憶，重回學校做助教時哥大“有個歷史系教授，美國人，他說諸葛亮是山東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說，諸葛亮和孔明是一個人啊！他說，諸葛亮姓諸，孔明姓孔，怎麼會是一個人啊！我第一次接觸口述歷史是為哥大一位教中國史的教授做助教，因為我會講漢語。”[9]與之有過過從的臺灣作家柏楊夫人張香華曾在回憶文章中講，唐德剛性情隨和，是個很沒有身段的人。

　　 回到哥大之後，唐德剛一面為講授中國近代史的美國人韋慕庭教授當助教，一面“為著糊口”在哥大中國歷史研究部當“半時研究員兼翻譯”，同時開始了美國史博士學位的攻讀。

　　 孫中田在《史文並茂意趣風生——讀唐德剛〈胡適雜憶〉》中說唐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獲史學博士學位。有誤。這是他正式成為讀博士候選人的時間。此事其在《胡適雜憶》中有記述。該書的一處中講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大考口試。有位教授問我‘林肯是不是奴隸解放者？’我知道這問題不易回答……反問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國史上有沒有一位所謂奴隸解放者呢？’這位慣於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馬虎地答了個有，因而我再追問他一句：‘如果有的話，哪個人比林肯更夠資格呢？’想不到我以問題作答案的問題一出七位主考和後座一些監考們不禁一陣哄笑，林肯也就變成我的‘奴隸解放者’了。”[10] 該書的另一處中講到，1957年胡適口述史工作開始之前，“中國歷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題是‘漢代社會史’；韋慕庭教授的研究範圍則是‘北伐’；而筆者本人有待研究的博士論文則是美國內戰期間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時的‘研究工作’，說來可笑：我上午搞漢書；下午參加‘北伐’；夜晚鑽美國檔案。一日三餐前後所‘研究’的是三個毫無關係的學術題目。”[11]

　　 唐德剛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通過主修與輔修課程口試成為博士候選人，與當年也在哥大讀歷史學博士的何炳棣的經歷一樣。何炳棣後來講到，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主修與輔修課程有 “‘最後’（final）口試。這是博士學位工作中最嚴重的一天。由歷史系內外五位教授充任委員，輪流考問，共為時大約兩小時，此外另有一位外系教授充任觀察者(observer)，有權發言，亦可決定不發問，但必須向政治科學學院院長報告口試的結果。這個最後的課程口試考過之後，即成為正式的‘登記’博士候選人，享有研究專室及種種圖書特權了。再等到博士論文完成，論文口試通過，和論文出版成書的保證才能獲得博士學位。”[12]

　　 1959年獲史學博士後，唐德剛留校任教，並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管理員7年。中文圖書管理員即大陸所稱的中文圖書館館長。按照唐自己的說法，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胡適即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短期擔任過此職。唐德剛在哥大所講授的課程有《漢學概述》、《中國近現代史料學》等，最後的教學職稱為副教授。[13]

　　 受到排擠，唐德剛於1972年離開哥大，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對於這次的“職業轉移危機”， 唐後來講，全靠了自己的阿Q精神：“哼，他們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兒子開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則哥大除了30萬卷的漢文典籍之外，還有什麼值得戀棧的呢？”由此筆者想到，唐對魯迅頗有微詞，一會兒說魯迅的阿Q不如吳承恩的豬八戒寫得好，一會兒說魯迅罵人尖刻，他怎麼不罵罵自己呢，自己也做了不少錯事，但對魯迅所塑造阿Q這個人物的精神，卻一直繼承著。到晚年了，他還笑對人講，當代許多著名作家與學者的作品只能存留50年，而他的書可存留100年。[14]

　　 唐德剛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授至1991年退休。期間兼任東亞研究系主任12年。其在紐約市立大學主講《中國通史》、《東亞近代史》等課程，講過的課程還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15] 2001年患中風後停筆，2009年10月26日，因腎衰竭腎病逝於美國三藩市佛利蒙家中，享年89歲。

　　 唐德剛的學術與文學著作豐富，比較重要與影響較大的有論文集《晚清七十年》（五卷，分別是《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太平天國》、《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論著《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美國民權運動》，《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梅蘭芳傳稿》；口述史類著作《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張學良口述歷史》；劄記《書緣與人緣》、《史學與紅學》；以及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等。  

　　 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趨於緩和，唐德剛通過與國內親友的通信聯繫，獲悉80歲老母仍在安徽蕪湖健在。他立即到駐加拿大的中國使館辦好簽證手續，返回大陸探親。1981年，唐德剛又以紐約市立大學“交換教授”身份再度訪問大陸。這次訪問，他到了山東大學、西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安徽大學、安琥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等12所高校或科研機構。本文一開始述及的筆者與其在山大相見，即在此時。

　　 縱觀唐氏的人生，實是曲折不易。又是中學教員，又是趕上改朝換代、為了生計改行搞過建築，又是打工與留學生涯相始終，又是被洋人排擠、不得已從大廟出來之後進了小廟。但儘管如此，其一直沒有忘記了歷史本行，就像中國古代的士人，既謀食又謀道。

　　 唐德剛的史學成就，海外與臺灣不少學者給予了高度評價。李敖說“唐德剛是中國當代最活潑、深知的歷史學家”；夏志清說他“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16] 余英時在唐先生去世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 “的大歷史觀，開了大陸學者的眼界，在官方觀點的教科書外，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從唐先生寫史的流暢和氣勢浩蕩來看，我們便確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國的學術自由、思想獨立等優勢。他若不在海外，留在大陸，便不可能把他的才學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唐先生作為史學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不為政治變動而隨波逐流……他開玩笑說，因為老母還在大陸，所以有些話不好說，但絕對不說違心話。他是位公正的史學家，有史學的信念，文學的才能。”[17]”

　　 另外順便提及，在以上述及的《胡適雜憶》一書中，唐先生記述了他與胡適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學術與生活交往。在此期間，他因安徽老鄉、哥大校友以及學生的學生的關係，成了胡適的“關門弟子”，此後其的政治立場與學術思想，明顯帶有胡氏烙印。

　　 二、唐德剛對我國秦代以來“國家強於社會”的揭示

　　 馬克思說法國是一個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國家，實際上，中國自秦代以來，才真正是一個行政權完全支配與控制社會的國家哩。對於此點，唐德剛在《論“轉型期”與“啟蒙後”》一文中有較深刻的揭示。

　　 最初，唐德剛的《論“轉型期”與“啟蒙後”》一文是作為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一書的序言，於1993年在中國大陸發表。1998年，又收進了其由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論文集《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中。

　　 唐德剛在論“轉型期”與“啟蒙後”》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國是“‘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模式”；“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18] 他在文章中寫道，中國“國家強於社會”模式的確立，開始於兩千年前的一次社會轉型，“更具體一點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於西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於西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於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一延兩千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產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份子的思想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19]

　　 唐德剛在該文章中進一步指出，“自此以後漢家制度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就成為天下的通制。什麼君臣父子、貧富貴賤、男尊女卑、士農工商等等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人視為當然。不用說明君賢相、公卿大夫不想去變動它，縱是被壓迫階級出身的私鹽販黃巢、小和尚朱元璋、‘貧下中農’李自成、張獻忠也不要去改變它——滿腹怨恨的媳婦，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婦。因此我們傳統社會的發展，便在婆媳之間作惡性循環，兜了兩千年的圈子！”[20]

　　 對於中國“就地打轉，千年不變的社會發展的模式”，中國歷史兩千年間一直兜圈子的原因，唐德剛在該文章中具體分析說，“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歷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遞增；生產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但是在那國家強于社會的傳統中國裡，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產力方面的發展。相反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換言之，人工製造的社會惰性，為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設限；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有了限制，則生產力就不能促進社會本身作性質上的變化。如此一來，則社會發展的程式，也就就地打轉，兩千年不變。資本主義也就永遠出不來了。”[21]

　　 唐德剛指出，與中國秦朝以來“國家強於社會”的情況正好相反，西方自中世紀以來是“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模式”。[22] 他在該文章中指出，西方“社會強於國家”局面的形成與他們一直沒有形成像中國秦朝這樣的中央集權大帝國有關：“西羅馬既亡，西歐為蠻族（今英法德意人之祖宗）所盤踞，而此諸多蠻族雖終為天主教廷所統一，在精神生活上漸漸趨向於‘行同倫’，但在政治組織上卻永遠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紀以後，這些原始部落始逐漸進入略同於我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時代他們也很快地進入一個相互兼併的戰國時代。由於國際間的激烈競爭、生產力之不斷增長，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現，他們在戰國末期也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現象，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藝復興’”；“凡此種種，中古的歐洲和先秦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程式上，都有其惟妙惟肖的相似之處；只是西歐較東亞要晚了一千五百餘年”；“可是在‘封建後’（Post-Feudalism）的發展中，東西方就完全南轅北轍了。在東方，我們形成了一個‘國家強與社會’的大帝國。在這個模式裡我們迂回了兩千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後的歐洲則出現了無數個‘民族國家’——燕趙韓魏齊楚秦平等競爭的局面，而他們的民族王國之間，卻始終出不了一個秦始皇來削平群雄、統一歐洲”；“就在這諸多民族國家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有了迅速的突破……原先那些不見經傳的歐洲小國，一個個都變成向海外無限殖民、無限掠奪的大殖民帝國……亞非拉的無限財寶，無限的良田沃壤，迅速養肥了歐洲，刺激了生產，引起了工業革命，壯大了城市，也培養了迅速成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它對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會、奪取政權、解放思想、公平競爭、按理出牌。對下層工農，則恩威兼施、禁止造反。……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模式，便在西歐各國出現了。資本主義也就隨之而來。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23]

　　 以上引文中，唐講在中國，“相反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其中似含有法蘭西斯·福山如下話語中的意思：“中國是一個更難對付的對手，因為它懂得與現代化妥協，讓現代化為己所用，懂得成長壯大，利用科學技術，同時又維持專制政權的統治。”[24]

　　 另外，唐講中國與西方完全不同，中國是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法蘭西斯·福山也有同樣看法。他近來在接受大陸學者李世默訪談時還說：“實際上，我認為與眾不同的其實是中國。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在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世界，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在信仰猶太教的以色列，所有這些不同的文化的傳統有共通之處，法律來自政府之外。法律是宗教階層統轄的領域，統治者必須從宗教權威處獲得合法性和宗教庇護。中國從來沒有這樣一個不受皇權管制的宗教階層，可以說這在文明古國中是獨一無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從來不具備‘法至上統治’的傳統，中國有以法治國，皇帝的詔令就是法，普天之下的子民都要遵守，但皇帝本人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我認為這是法至上統治的本質——我是這麼定義的：如果皇帝本人淩駕于法律之上，那麼就不是真正的法至上統治。”[25]福山此點講的非常正確。比如，西漢武帝時期的廷尉杜周就直接講：“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謂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為准。

　　 唐德剛之中國秦代以來“國家強於社會”說，1993年的發表不是他的首次提出，而是在其1987年9月寫就的《論中國大陸落後的秦漢根源》一文中，該說已經成型，儘管他當時對西歐中世紀以來的歷史還未做比較思考。唐的該文章在同年舉行的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上宣讀過，以後又發表於臺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二期上。

　　 從《論中國大陸落後的秦漢根源》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唐此提法的前後一致性來。該文中的一個目即《“國家強於社會”和“輕商主義”》。[26] 該文中的另一個目更深刻，叫做《“主觀意志”抵消“客觀存在”》。[27] 意思是，中國的政治體制與社會形態是統治者人為亂點鴛鴦譜所致，人為扭曲了它們自然進化的進程。開個玩笑，唐在《胡適雜憶》中說馬克思是德國騾子，其實他也夠騾子的，認定了的道理就堅持下去。騾子在我們家鄉居民的概念中有人能堅持己見與倔強的意思。

　　 另外，我們從該文中可以看到，唐此觀點提出的深層動因，是他從研究中西歷史的不同之中看到了拿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段式教條來套中國歷史的不符，以及他看到了毛時代的充分運用國家政治強力來“發展經濟”的無謂。

　　 唐在《論中國大陸落後的秦漢根源》中寫道：“中古歐洲的白人社會生活中曾產生一種‘封建制’；往古東亞的黃人，也曾建立過一種類似的‘封建制’。可是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由重商主義又匯出個‘資本主義’來”；“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產生出城市中產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產生不出資本主義了。相反的，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個‘輕商主義’。輕商主義嚇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沒有城市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產生了”；“這樣一件比較史學上的強烈對照，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視了東方的一面。郭沫若則對東西之別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歷史經驗，鑿枘不投地安裝到中國歷史裡面去了。”[28]

　　 對於中國秦代以來的國家強於社會，尤其是漢武帝時能夠做到鹽鐵官營，唐該文章中展開論述說：“古代中國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驅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裡，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內的絕對權力”；“桑弘羊大夫所依賴的這部國家機器，事實上是個權力金字塔。大塔之內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上下相連，層層節制。在這樣一個金鐘罩、鐵布衫的嚴密控制之下，幾個小鹽商小鐵販，只是少數釜底游魚而已，‘資產階級’雲乎哉！”；“不特此也。為著貫徹政策、垂之久遠，政府還要在學術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論。庶幾權力與思想相結合，雙管齊下，把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嵌入人民靈魂深處，使其變成永恆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變——這一點‘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也真的做到了。”[29]

　　 唐德剛在該文章中指出，到當代，毛澤東的治理模式更超過了秦皇漢武：“毛澤東師法馬列、祖述秦皇漢武，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機器發展到超越秦皇漢武，遠邁列寧、史達林的最高境界。一機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無所不為了。”[30]

　　 唐的該文章中還有一個目叫《“國家機器”是中產階級的剋星》。其在該目中寫道：“須知我們這部無敵大機器原是為搞‘重農輕商’而設計發明的。它的不斷維修、不斷改進，也是向相同目標前進的。既然重農輕商，防止資本主義之出現，這部機器鎮壓和剷除的主要目標，便是‘城市中產階級’。因此它的歷史任務便是：（一）預防‘城市中產階級’於其出生之前；（二）誅鋤‘中產階級’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毀‘中產階級’于其成長之後”；“這樣一防、一鋤、一摧，搞了兩千年。在這部大機器的運作之下，我們這個中華農業大帝國，就永遠不會產生‘城市中產階級’了。”[31]

　　 對於我們秦代起就啟動運作的這部國家“無敵大機器”，唐德剛有時又稱“秦制度”。如何對之進行改革？他在該文中也有涉及：“我們祖國大陸落後的主要問題無他，缺少一個自發自動的中產階級故也。則大陸上能否步台、港、南韓、新加坡後塵，扶持起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呢？不願在中國扶植一個‘中產階級’，我們這個‘秦制度’有沒有他途可循呢？……關於前一點，國中領導階層本有意為之，但行起來至為不易。須知大陸這個自商鞅變法而下一脈相承的中央絕對集權的‘秦體制’，至毛澤東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極。這一制度原為鋤減中產階級，打擊工商發展而設計的。現在怎可搖身一變，於旦夕之間就成為振興工業，扶植中產階級的保姆呢？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中產階級的初期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是減少管制、大幅開放——美國當年所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國這個鐵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於床笫之私，它何時才能開放到容忍中產階級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開放與減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後之香港為試點乎？”；“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當軸似尚無絲毫意圖，來變更那個‘以吏為師’的‘秦制度’老傳統。在這個老框框裡，能否搞出個工業化、現代化來——脫胎換骨，吾為中華民族創造歷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32]

　　 三、唐德剛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設想

　　 雖然不成系統，並且也無比較詳細的展開論述，但唐德剛對未來的中國政治體制，有其的設想。

　　 總體看來，唐德剛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設想主要是兩點：民治與政治力量間有分立與制約平衡。前者的核心應是民主選舉最高領導人與各級行政主官，後者的核心應是社會中有反對的力量與不同的聲音存在。臺灣民主進步党領導人蔡英文講過，臺灣社會中不能沒有反對的力量，不能沒有不同的聲音。唐德剛的政治體制思想與之差不多。

　　 說明一下，這裡講“唐德剛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設想”中的“中國”，包括大陸，也包括了臺灣；這裡的“未來”，有的已經成了過去與現實。比如，臺灣的政治體制，已於2000年前後實現了成功轉型。轉型，我有時在文章中也稱轉軌。

　　 民治是唐德剛政治體制主張中的一個根本屬性與主要方面。此點，其在《告別帝制五千年》中是這樣表述的：“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權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于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33]

　　 唐先生該文寫作的年代較晚，在1997年6月。但是，他反對專制官治的思想卻甚早。比如，其最早在臺灣政治體制未實現轉軌前，1978年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的《胡適雜憶》一書中就寫道：“一個山野散人和一個一品大員之間的距離實在太大了，豈怪掌權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來？蘇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勢富厚，盍可以忽悠哉？！’”；“‘官’這個東西在我們中華文化這個傳統裡所作的惡，實在太多了！”[34]

　　 以上唐德剛的引文中屢次出現過培育“城市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提法，這也應看作是他民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即，實行社會生產資料的高度私有化，廣大的企業家、農場主等，他們既是社會生產的生產者，同時也是組織者和管理者，一身而二意。要之，在唐那裡，這樣的中產階級應該像美國的中產階級那樣，規模要足夠大。

　　 唐先生在《晚清七十年》第五卷的第一篇《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中曾這樣寫道：“須知美國這個國家，一開始便是中產階級的國家。——它在殖民地時代（colonial period）于維吉尼亞（孫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帶，搞‘計口授田’（五個黑口可抵三個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畝（合三百華畝）。瞧瞧，一個農夫向政府領取耕地，一領便是一口三百畝。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畝。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鴻章那樣），一家能擁有如許的土地？——這還是殖民時代呢！工業化以後的美國，那還要談嗎？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築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華里）。哈裡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個，今日紐約郊區的‘七湖公園’。可憐我們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淺。他把中國的‘地主富農’列為五毒之首，加以‘鬥爭’。鬥他個死去活來，人頭滾滾——中共土改時向國際公開的數字是殺地主八十萬人！據洋專家說，這數位是實有數位的十分之一。朋友，我們的地主、富農之所有，往往不過三五畝土地啊！有什麼可‘鬥’的呢？因此，以毛公那樣不刷牙、不洗澡的‘農民領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卻要領導咱貧下中農，去鬥爭美帝，搞世界革命囉！其結果（讓我們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色’啊！”

　　 唐德剛認為，社會中必須有權力分立，必須有社會力量平衡。“‘自由平等’是社會力量平衡的結果”。[35]

　　 對於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唐德剛甚為推崇。他曾在文章中寫道：美國“只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聯邦政府。民主政府專不了政，則人民就可自由行動。人民有了自由就沒命的向錢看。如此則中產階級和重商主義就要抬頭，資本主義就要出現……美國制是‘英美傳統’之餘緒。在早期英國，乃至整個西歐，這一社會現象發展實更為嚴重。”[36]

　　 關於社會力量平衡問題，唐德剛說，“平等首見於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中，兩種社會力量相爭而互不相下，結果和平共存、和平相處。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它們都是先有此社會經驗而概念化始隨之而來的”；“我國通俗笑話書上有一首打油詩嘲笑喜歡在牆上寫詩的人。詩曰：‘滿牆都是屁，為何牆不倒？兩邊都是屁，所以撐住了！’所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而兩千年來，我們‘漢族中心主義’所發展出來的這個‘國家強於社會’的模式，則始終是個‘一邊倒’的模式。只是‘一邊牆有屁’，則一座平等之牆就永遠不能出現，社會永遠不能‘轉型’；宇宙觀也就永遠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模式裡，媳婦終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羊兒也未始不可點狀元……，社會也不無公平合理之處。胡適曰：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無意求變了。”[37]

　　 此外順便提及，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講到過，“‘現代西方文明’裡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約’、‘合同’、‘利害、‘力量’、‘鬥爭’等深入人心的概念為基礎的”，這也反映了其政治體制思想的一個側面。

　　 四、唐德剛有關思想的局限

　　 縱觀唐德剛的政治體制思想，其在許多方面有其前後一致的連貫性，比如前述其對中國秦代以來國家強於社會的揭示，其對中國未來要民治、要有制衡力量的設想，以及對毛扼殺中產階級生長荒唐做法的指陳等等。但是，其1996年5月寫就的文章《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中提出的“歷史三峽”理論，本人卻不敢苟同。他的該文章發表於臺北《傳記文學》雜誌六十九卷三期上，以後又收入了論文集《晚清七十年》第一卷。

　　 在《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一文中，唐將西周以來的中國歷史概括為兩次轉型。第一次是秦始皇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第二次是1840年開始的轉型。其名之曰通過“歷史三峽”。亦即，建立起他在《告別帝制五千年》一文中所講的“民治社會”。

　　 唐在該文章中稱：“我們能在二0四0年通過歷史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對於唐德剛大陸2040年通過歷史三峽的說法，筆者認為甚是無謂：第一，與其前面引文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的說法自相矛盾；第二，這還是馬歷史決定論的複製與翻版，怪不得他曾講過“縱觀近百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厡無可厚非也”的話；[38] 第三，既然如其前面引文中所講的，在中國，“相反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的話，則再等40多年，還有什麼意義呢？第四，尤其是，他忽視了當今世界上如此多的通過了歷史三峽的國家（或地區）的成功先例，包括他發表相關文章的臺灣。是否，他的大陸2040年通過歷史三峽的說法，與六四運動的被彈壓了下去，其對大陸前途喪失了信心有關呢？由此，本人認為，唐的此說還不如他1960年的大陸在“老框框裡”搞工業化、現代化是一死結的說法，更有學術與現實意義哩，儘管那次唐氏也是像算命先生一樣預測時間，並且還預測錯了。

　　 唐1960年在香港《海外論壇》上發表的《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一文中，曾把當時大陸上的全民動員搞工業直接判定為“死結”。該文中的一個目，題目就是《中共的工業化和死結》。[39]

　　    唐德剛在《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一文中的死結論是這樣表述的：“我國文化向這一方向反應在現階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國共產黨。它甘願把中國文化拖進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行的程式來看，中共已經是走向古物陳列館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無忌憚，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為它抓住了一個現代化建設性的重要課題——中國的工業化。今日中共官報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這一點。海外僑胞對中共深惡痛絕之余，有時亦難免引中共向洋人誇耀的也是這一點。它是中共今日的‘續命湯’”；“中國工業化，本是任何政權都應該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實行工業化的。只是工業化的方式不同罷了，不過其艱苦過程則誰也不能免。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大企業家逼迫小企業家自殺。投資者亦鬧過‘黑色禮拜五’一類的醜劇。但蘇聯工業化過程中亦何嘗不是餓死婦孺數百萬，硬把糧食出口換取外匯物資呢？”；“中共今日的工業化便是採取俄國式計劃經濟的方式，在全國人力物資之中竭澤而漁。俗話說：‘要鐵用，連飯鍋也打掉！’這豈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實？因此中共政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愈厲害，其竭澤而漁的工業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說，中共在經濟建設上其工業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設施上獨裁專制殘酷暴虐亦愈厲。因之在中共工業化達到最高峰時，亦即其殘暴的統治達到絕頂之時。換言之，在共產黨制度之下，人類團體生活中‘政治’和‘經濟’兩大問題，不但不能同時解決，並且是背道而馳的。其經濟問題能日趨解決，其政治問題便日趨嚴重。至其經濟問題可能作適當解決之時，便是其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面臨崩潰之時，亦即是‘自由民主’呼聲最高之時。共產黨徒都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上層建築’的政治問題可以成為他們的致命傷。所以其將來的結果，必然就‘龐涓死於此樹下’！”；“中共今日所採取的便是這項自殺政策。為著高度的工業化，它把偌大的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奴工營。它要奴工們犧牲自由，束緊褲帶，這樣中國便可‘十五年趕上英國’或‘二十年後過好日子’。在中國長期積弱之後，這兩項號召是動聽的；是有高度說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戰時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它這項騙局至多只可維持十五年至二十年。過此人民就不特要放鬆褲帶，而且要恢復全部自由。屆時統治者是否會自動的恢復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為那是違反中共政權發展的邏輯的……所以即使不談外界因素，只取‘以經解經’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權，天安門上的好漢至多還有十五年的安穩日子好過。”[40]

　　 需要指出的是，唐德剛該文章中講的如下三點，至今對我們仍有啟迪意義：1、現代化不但是個經濟現代化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現代化問題；2、經濟進步與發展不是通過控制人身所能實現得了的；3、有些類型的政治組織有徹底自我更新的能力，而有些則沒有。

　　 五、餘論

　　 文革幹將王力曾回憶，毛澤東晚年告訴中央文革小組，前蘇聯所以把列寧主義丟了，原因之一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中國的下一代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見到老一代的革命領袖，越多越好”。[41] 文革另一幹將戚本禹也回憶，當年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站著一批批接見紅衛兵，很辛苦，當戚勸毛停止時，毛不聽。毛講，現在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到他的孩子們當中，將來會有人記著他對他們的反修正主義希望。毛並且聲稱，他的早年起來“鬧革命”，就與當年見到過孫中山有關。[42] 毛當年反修的那些鬧劇，無疑已經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但其他不論，單就毛的這一說法而言，有些道理。另外，歐美與港臺的一些大學，有用知名學者與作家駐校來影響學生的做法，道理也是一樣。本人的一直關注唐德剛，一直研讀他的作品，就如本文一開始講的，也與我當年在山東大學讀書時見過他，聽過其演講有關。

　　 上述唐德剛的中國秦代以來國家強於社會、而西方是社會強於國家說，甚有見地。筆者幾十年來治史，授課、著書與寫文章等，也是講的這個道理。另外，其對未來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主張，雖然零碎而不成系統，但也甚有見地。

　　 對於其的2040年大陸實現轉型的歷史三峽論，余英時講到，我們且不可過於認真，可以從積極的方面來加以理解：“歷史三峽論是個比喻，不能看得太認真，表達了唐先生一種看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觀，也不是理論和學說，有一種文學手法在裡面。但這觀點表達了唐先生對中國未來的美好願望，通過重重險阻順利到達彼岸，給中國人一種希望，是一種樂觀的願望。”[43] 賀衛方也評論說：“文風盡可靈動多彩，而唐德剛所研究的中國近代史卻是相當沉重的話題。在《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等歷史著作裡，面對寬廣而複雜的諸多問題，充溢在字裡行間的許多識見，尤其卓爾不群。說到災難深重的民族的前途，他倒是像胡適一樣，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所依據者，乃是他那著名的‘過歷史三峽’的理論：這老大國家正在經歷第二次深刻的社會轉型，依據第一次轉型即從井田制向郡縣制轉變的歷史經驗，我們需要兩百年的努力，即到二十一世紀中期才能夠駛過驚濤駭浪，進入波瀾不驚的現代社會。不過，這個理論也許會受到某種質疑。我有時也會懷疑——為什麼歷史一定如長江那樣朝向一個方向前進？歷史的方向會不會有更多樣化的選項？”[44] 河流不可能全流向一個方向，這是自然地理所表明了的。但在這裡，賀的歷史不朝向一個方向與歷史多樣性的說法，會對中國的自由民主社會構建，負面作用更大。因為，目前大講特講的中國特色，就是這個東西

　　 另外，唐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訪問大陸返美以後，在對待毛的態度上與同是歷史學人的何炳棣迥然不同一事，在此也值得一提。

　　 前面已述及，余英時在其去世後蓋棺論定般的稱讚他“絕對不說違心話。他是位公正的史學家，有史學的信念”。何炳棣就與之不同了。何炳棣1971年10月和11月訪問大陸之後，回到美國曾發表演講《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為毛大唱讚歌。對之，其同在美國的堂侄何德華當時就不可理解。就像何炳棣後來自己講的：“德華當面表示驚訝與失望：‘像叔叔這樣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竟會公開讚揚毛澤東那魔鬼般的人物！’”[45]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何對自己當年的“醜行”已後悔不已。他人還算老實，曾經在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寫到：《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刊於香港《七十年代》，並一連五期轉載於北京的《參考消息》。據國內親友函告，此文在國內影響很大（其實在海外影響更大），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70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46]

　　 何當年如上做法的出發點究竟如何，只有他本人最清楚。筆者由此進一步想到的是，何炳棣一生可是風光無限的人物呢。又是美國著名大學裡的大牌教授、西方世界裡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又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唐先生比較起來可差遠了。前已提及，他受啟蒙老師的影響，雖然從少年時期就有追求才運雙全的想法，但是，命運總是與他開著玩笑，終其一生，好運似乎都未降臨其頭上。在美國的前期，他是標準的學生打工仔；在美國的中期，他又被從美國高校的大廟裡趕出，為糊口不得已進了高校小廟，在其中教書直至退休。至於西方世界裡國際知名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桂冠了，他更是不敢奢望。但是，本人認為，也不用自己親手去寫回憶錄之類的東西，隨著時間的前移，由真知灼見所構築起的其的歷史地位，肯定要高出前者甚多。因為，在其祖國——中國大陸政治文明構建的偉大事業裡，有他所貢獻的智慧、勞動、眼淚與汗水。

　　 [1] 本人2010年10月3日記于再閱唐德剛《胡適雜憶》一書時。

　　 [2] 國內版的《四手聯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收錄此篇。

　　 [3] 燕舞：《書祭唐德剛》，《經濟觀察報》2009年11月9日。

　　 [4]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頁。

　　 [5]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頁。

　　 [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79頁。

　　 [7] 李菁：《唐德剛：活在別人的歷史中》，載李菁文集《活在別人的歷史中》，上海文匯出版社2011年版。

　　 [8]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9] 李菁：《唐德剛：活在別人的歷史中》，載李菁文集《活在別人的歷史中》，上海文匯出版社2011年版。

　　 [10]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頁。

　　 [11]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頁。

　　 [12]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頁。

　　 [13] 燕舞：《書祭唐德剛》，《經濟觀察報》2009年11月9日。

　　 [14] 燕舞：《書祭唐德剛》，《經濟觀察報》2009年11月9日。

　　 [1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9頁。

　　 [16] 范蘭欽：《千帆數盡唐德剛》，《鳳凰博報范蘭欽博客》2009年12月5日。

　　 [17] 石劍峰：《余英時談唐德剛》，《東方早報》2009年11月4日。

　　 [18]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3頁。

　　 [19]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5頁。

　　 [20]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頁。

　　 [21]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6頁。

　　 [22]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13頁。

　　 [23]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12-13頁。

　　 [24] 《福山認為“布希政府遭遇空前慘敗”》，《參考消息》2008年12月28日。

　　 [25] 《李世默對話福山：中美體制比較》，《觀察者網》2015年3月30日。

　　 [2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0頁。

　　 [27]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3頁。

　　 [28]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9頁。

　　 [29]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1-102頁。

　　 [30]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頁。

　　 [31]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頁。

　　 [32]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1-112頁。

　　 [3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自序第8-9頁。

　　 [34]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頁。

　　 [35]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頁。

　　 [3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3頁。

　　 [37]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9-10頁。

　　 [38]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自序第9頁。

　　 [39]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頁。

　　 [40]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縱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2-24頁。

　　 [41] 麥克法誇爾等：《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關心譯，星克爾（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110頁，第509頁。

　　 [42] 項觀其：《毛主席談他為什麼要接見紅衛兵》，新法家網，2013年4月12日。

　　 [43] 石劍峰：《余英時談唐德剛：有史學的信念，文學的才能》，《東方早報》2009年11月4日。

　　 [44] 章詒和、賀衛方：《唐德剛——先天稟賦，後天學養》，載牛津版《四手聯彈》。

　　 [45]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46]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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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大歷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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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大歷史   黃仁宇  

● 蕭功秦 (進入專欄)  

　　 黃仁宇在史學界是個獨行俠式的特殊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萬曆十五年》在國內出版時，一開始並沒有在主流學術界引起重視，此書出版後不久，我曾就教于一位史學前輩如何評價此書，那位師長淡淡地說了一句，那個人不過是個解放前的記者而己。然而，二十年來，黃仁宇在中國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知音。他的作品是書店裡銷售最暢的歷史著作之一，他所宣導的那種歷史敘事風格，他對歷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一位學生對我說過，黃仁宇是使他真正發現了歷史學的美感與魅力的學者，人們常常可以在史學新秀的作品中發現黃仁宇的影響。現今中國的中年以下的文科教師與大學生，很少有人不知道黃仁宇的名字的。這使我們想起了當年庫恩談到科學範式的革命時所提出的那個著名觀點，即新範式取代老範式，靠的不是範式之間的你死我活的論戰，而是靠它對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黃仁宇這位史學界的獨行俠留給世人的東西裡，最值得重視的，還在於他反復強調的大歷史觀。在他看來，大歷史，就是以關照一個民族命運作為考察視角的、從總體上透視一個國家興衰演變的歷史，在黃仁宇看來，一個民族的精神歷程，只有用鳥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認識。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黃仁宇的《大歷史不會萎縮》，正是他多年來所推崇的“大歷史觀”的文章與講演的彙集，聆聽這位歷史學的獨行俠對大歷史的呼籲，會對我們有良多的啟示。

　　 黃仁宇這一大歷史觀對於中國人無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多年以來，甚至可以說從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界，不是以考據作為主流，就是以對政治家的主義的宣傳詮釋作為主流，當歷史學家在專業化的考證中捨本逐末，並使自己不自覺地變成“歷史蟲”時，歷史學就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它本來義不容辭地承擔的社會認識功能。二十年來，歷史學家，在剛剛脫去了政治奴婢的身份牌以後，立即就鑽到象牙塔里，在“實證”與考據中自得其樂，成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專門家，至於歷史為世人提供什麼啟示，並不在人們的關心範圍內。近年來，學院考核體系裡的量化指標導向，又使學院裡的專業化傾向越演越烈，大歷史觀被視為“大而化之的宏大敘事”而進一步受到排斥。

　　 黃仁宇之所以對大歷史有緣，可以說與他特殊的經驗有關，首先，他本人可以說是曾經滄海，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的全面危機時代中度過的，全面危機是考察大歷史的最好機緣，這位當年抗日戰爭中的國軍下級軍官，是“在穿草鞋，吃狗肉，講士兵的粗話”的行伍生涯中，開始體驗人生與民族的命運，而這種體驗成為他日後在美國治學的經驗資源。這是從學校到書齋的學者們所不具備的優勢。這使我想起了法國年鑒派大師馬克 . 布羅克的一句名言：“一個歷史學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對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當你把對現實生活的感悟能力運用於考察歷史中那些已經消逝的、你所不曾經歷過的事物時，那些事物的意義就會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觀照下，呈現你的面前。

　　 其次，他在美國並沒有進入學術界中心，他處於頗不得志的邊緣人狀態，這固然使他失去主流學者們的洋洋自得之樂，然而卻使他不必為學院裡的五斗米折腰，不必為自己的研究是否合符美國大學考核的量化指標而煞費苦心。一位長期任教於二三流美國大學的中國教授，在那些來自美國農場的少男少女們眼裡，大概也不是值得崇拜的偶像，然而，作為一個孤獨寂寞的學術邊緣人所經歷這一切，卻成全了他，使他從世俗功利中解脫了出來，並獲得了真正的學術自由，他可以自由地運用他在中國生活的經驗資源，來思考中國問題，另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用他在《大歷史不會萎縮》中一篇文章裡的話來說，在二三流大學的歷史系教書的老師，必須講授專業性並不強的《西洋文化入門》，在這樣的“學術雜貨店”而不是“學術專賣店”裡，卻可以激發他對歷史上的大問題的綜合全方位的瞭解，用他的話來說，凡教書總是這樣，學生得益少，先生受益多。他從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醞釀出了他的“大歷史觀”。

　　 也許，我們時代真正的歷史學家，應該出現在這樣一些人群裡：他有過豐富的人生經歷，從而使他能獨具慧眼地洞悉歷史中的真義，他是嚴密的學術體制外的邊緣人，這種自我邊緣化狀態，固然使他無法獲得體制內的豐厚稀缺資源：聲譽、地位、崇高的學銜、金錢、鮮花與掌聲，但卻無須為職稱與年終評議，而犧牲他的學術興趣與最珍貴的思想自由，不必為能否在核心刊物上發上幾篇可以量化為考核指標的文章而傷神，也不必為爭取豐厚課題經費而在表格上違心地誇大其辭。在同事們面前，他可能會有些孤獨，而在內心，他卻是充實的。中國未來歷史學的巨匠，正是在這樣一些能在“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的人們中誕生。

　　 當許多年以後，那些曾在主流學術中如魚得水的學院精英們，連同他們的核心刊物上的大多數論文，即可以換算為稀缺資源的量化物已經被世人遺忘時，那些處於自我邊緣化狀態的學者，卻被後世人們紀念著，他們的書仍然被人們一代一代地傳讀著，給人們以啟示著。這是因為，正如這本書的標題所告訴人們的，“大歷史是不會萎縮的”。任何時代的人們為了自我認識，都需要反省自己民族的歷史，歷史學的生命力與魅力，正體現在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我反思的時間之流中。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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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第二十二回：「自古道：『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

原著第22回，唐僧行者八戒路阻流沙河，八戒建議行者馱唐僧過河，結果兩人都說馱不動，為何？以下的這段話就是真相：

行者道：「你那裡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象這五七千路，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啊，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著，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他廝戰？」行者道：「你不會駕雲？你把師父馱過去不是？」八戒道：「師父的骨肉凡胎，重似泰山，我這駕雲的，怎稱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馱不動，我卻如何馱得動？自古道，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象這潑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卻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象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能彀超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善與你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

正所謂萬里征程行不易，一步登天難上難。曾經南天門裡我為尊的沙和尚，一嘴拱倒鬥牛宮的豬八戒，十萬天兵不能降的孫悟空，面對一個肉眼凡胎的凡人和尚唐三藏，再神通廣大也無計可施，只能乖乖地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西天，走上個十四年，走完這十萬八千里的不平凡之路！

https://kknews.cc/culture/jmmn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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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納須彌  一沙一世界

芥子納須彌，芥子是芥菜的種子，形容極小之物；須彌，指佛教世界裡最高的山──須彌山，也叫妙高山。極小與極大之物，一體平等，原不相礙。因此須彌雖大，納芥子極容易；但芥子雖小，卻也能無礙地容納須彌山。

此語出自《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十八》：「以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類亦非假於他術。」《維摩詰經‧不思議品》：「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以極小與極大的對比，說明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道理。須彌雖大，納極小之芥子自然很容易，但也不會因此而使須彌山有增加體積；芥子雖子，卻也能夠輕易地容納須彌山，並且毫無扭曲形體的必要。一切平常，相容無礙。看似不可思議的道理，其實極為平易。

一個有名的小故事很容易說明這種看似不思議的道理。唐代李渤任江州刺史，某次問道於智常禪師：「佛經所說的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未免太玄奇，小小一粒芥子，如何可能容納如此巨大的須彌山？」智常禪師聞言笑道：「人家說你讀書萬卷，可有這回事？」「當然，當然。」李渤一派得意。「那麼，你讀過的萬卷書如今安在？」李渤指著自己的頭說：「都在這裡。」智常禪師道：「奇怪！我看你的頭只有一個椰子這麼大，你是如何將萬卷書放入你小小的腦袋裡？」李渤聽後直如當頭棒喝。

因此，世界上最寬闊的並非大地、海洋或高山，而是人的「心」。心就像芥子一般能包容萬有，無論好壞都在我的心中。一心想著好事時，世界一片美好；一意想著壞事時，世界便處處礙眼。心如芥子，能輕易容納彌之大而無所變形，正如一沙一世界，足以涵納萬有，無所妨礙。是以，一切如如，並無不思議之處。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0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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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好一個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

不過，每個人對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的解讀(或曰收穫)皆不相同，

吾人須思考的是，為何『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

西天取經真的要走上個十四年，才能走完這十萬八千里的不平凡之路嗎？

真的要走上個十四年，才能走完這十萬八千里路嗎？

何謂『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