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義大利回到台北後，分發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服務。它的簡稱是「北協」。我的職稱是「二等秘書回部辦事」。這是外交部很特別的職稱，意思是「從國外回來，尚未擔任科長的秘書」。我在第一次外放前，也就是薦任科員時期，曾經在北協服務。它是我公職生涯唯一兩度服務的單位。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離總統府不遠，在博愛路和愛國西路的交會處，對面是早期的警總，右邊是台北地方法院，後面是司法院宿舍，左邊是愛國西路。它是個一樓平房，有前後院，面積大約是五十乘五十公尺。據老警衛說它曾是老蔣總統中午休息的處所。後來它是周書楷擔任部長時的部長官邸。1980年中美斷交後，中美之間的官方交往終止，改由「白手套」維繫，成立了北協。它的對口單位就是美方的AIT（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國在台協會）。它是外交部最好的辦公場所；有庭院花園，停車方便，陽光充足，鬧中取靜。北協有位屬於軍方退役的便衣警衛，老陳，住在後院個人宿舍，負責下班後的警衛工作。

北協差不多像是俗話說的「鐵打的衙門 流水的官」。這個單位是個「跳板」。大多的長官同仁都是短暫磨練資歷，就高升他就。我第一次在北協兩年之間，秘書長先後是章孝嚴和王肇元。第二次，兩年之間秘書長是朱建一和烏元彥。通常調部服務兩三年後再次外放。我在北協期間，秘書長似乎是特例，差不多「一年一換」，然後再次外放美國。組長以下與我同時在北協服務過的同事，許多後來當了大使，包括夏立言，馮寄台，王維傑，詹秀穎，章文樑等等。

北協是外交部注重英文素質的單位。算是「北美幫」外圍成員。中美之間的公文往來經常需要翻譯成英文轉致美方。雙方如有需要開會討論的議題，通常在北協召開。

我第一次在北協的組長是陳敏中。第二次在北協的組長是夏立言。兩位組長的英文造詣極佳。我的公文英文在此打磨錘鍊，對後來的工作很有助益。

陳敏中組長是老煙槍，愛攝影，不愛交際，有個性，律己嚴，不苟言笑，對屬下相當尊重。他是我非常敬佩的長官，也是一個被外交部長期忽視的人才。我記得他有一次特別到我座位旁，對我說：「Jason，你這個taken用在這裡，非常好」。在北協，相互的稱呼很「洋氣」。我已經不記得那段英文內容，但是記得陳組長的稱讚。他自視高，標準高，能獲得他的稱讚，我很難忘。

在北協期間，許多我方機構的公文須要知會美方，諸如農委會對動植物進口的管制；軍方演習期間區域內，外國機艦勿進入；重要官方人士赴美等等。因為經常翻譯公文，我發現一個現象：英文的語意比中文清晰明確。我有一次要把中央標準局的公函翻譯成英文轉給AIT。我仔細地，逐字地，看了不下五遍，依然不能確定公文的確切意思。因為公文中提到幾家公司，又用了好幾個「其」字，其來其去，不知這個「其」到底是指哪一個公司的「其」。於是，我打電話給這個公文的承辦小姐。她回答的很妙：「這公文多年來都是這樣出去的。這是經過科長，處長，主任秘書，局長批過的。你不懂，我也沒辦法」。

這件事，讓我一股悶氣，爆發出來。我們國家的公文必須改革。我們的施政報告，法院判決書，法規，條例，通知，公函，甚至郵局包裹規定，八股文氣，無處不在。一堆「該」啊，「其」啊，「之」啊，，不文不白，語意模糊。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搞活』白話運動」發表在聯合報。大意是：國民黨敗給共產黨原因之一，就是老共用「通俗語言」，而國民黨不懂「百姓的語言」。既然是「公文」，就該是庶民百姓人人都懂的語言。這篇文章，反響很大，很多讀者認同我的觀點，認為公文必須語意明確，民眾易懂。它被收集在我的「生活，來點笑料」書中。多年後，果然，欣見我們的公文改變了很多。從直式到橫式，文字也簡明了許多。

秘書長和我先前完全不認識。他看起來滿親切，笑臉常開，中文字寫得工整，對同仁也是和顏悅色。我再次回到北協，必須兢兢業業，因為這是個素質整齊的團隊，我的表現必須優於新進同仁。有了教廷周大使的教訓，我深知必須努力表現，讓長官信賴。

有一天忽然供水不順暢，經過水電師傅勘查後評估，是管線老舊，從水塔開始，到室內的廚廁管線以及接合處有幾處鬆脫或裂縫，宜早更換。我向長官報告後，同意更換。為了不影響正常辦公，時間選在週末。整個工程費用我記不清了，大概是一萬多元。當時週六上半天的班。下午一點開始水電師傅來施工，我監工。第二天繼續，由警衛老陳監工。水電師傅是我第一次在北協時就認識，是一位專業又敬業的技術師，信譽很好。星期一上班時，水管暢通，完全功能良好。秘書長對施工結果滿意，但是覺得這個工程一個週末就完成，問我是否收費太高了？我回答，北協以前水電出問題，都是找他維修。他知道必須在週一上班前完工，所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不停地工作，及時完成，連同材料，施工，收費應該合理。秘書長淡淡地說了一句話：「喔，你們以前認識？」這句話讓我感覺不自在。他彷佛認為我給了水電師傅好處。其實我是很感謝師傅願意接這個工作，而且拼全力在很短時限內完工。可惜，長官不這麼想。

秘書長有心開始練高爾夫球，找了一位青年公園的高球教練，每小時600元。秘書長說，高爾夫對外交工作有助益，希望我和新進來的荐任科員李中偉跟著一起練球，三個人一個教練，分攤費用。我對高爾夫完全沒有接觸過，也沒有想到要學。但是長官既然開口了，我就參加。於是我們三人每天的午休時間去青年公園跟著教練練習。練了大約半年，秘書長進步比較慢。我和中偉進步滿快，參加外交部同仁的球敘，成績大致在100到110竿之間。我後來也喜愛上高爾夫，這是「陪長官練球」意外的收穫。

秘書長有一天跟我說，他的父親過世，（聽同事說是少將退役）幾天後出殯。請我到現場招呼弔唁賓客。我當天準時到公祭現場，招呼賓客，公祭結束後，陪同家屬到墓地。也許是長官和家屬太忙，竟然沒有人給我一瓶水，也沒有人告訴我接下來要我做什麼。沒人理我，然後我就默默自行回家。之後也沒聽到長官一聲「謝謝」。在教廷服務時期，周大使把私事當公事辦。回到台灣，竟然又遇上。

到了年終，打考績時刻。長官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外交部的傳統，通常下半年到任，長官都是打「乙等」。我是八月到職，理應是乙等，但是長官給了我甲等。我稱謝後退出他辦公室。幾個月後，考績發下來，我的是「乙等」。他又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對我解釋說，他打了甲等，可惜到了部內總評，考績會給了我乙等。

我覺得此事滿怪異。是這樣嗎？於是我私下問了我的同年又是好友楊夢濤，他是人事處二科科長，主管考績業務。他的回答讓我背脊發涼。夢濤說：「家興啊，根本沒這回事。你的考績，誰都沒動過，一直是乙」。我不怕嚴厲甚至惡長官，但是這類長官我很怕。我常自嘲，遇到這樣的長官。不親身體驗，不會相信。

我從進外交部以來，做事態度就是「把事情做好」，沒有想到考績。我進部第一年是在人事處，第二第三年在北協服務。在人事處時碰上了民國七十年，1981年的「全國普查」。這是行政院十年一次的重大施政項目。外交部的人事處和禮賓司負責全球我國在國外公職人員，以及所有外國外交人員在台灣人數調查。普查結束，外交部授獎名單中有我，「記小功一次」。外交部要記嘉獎，記功並不容易。按理，我當年的考績應該是「甲等」。但是副處長私下跟我說：「家興啊，你們荐任科員前途無量，今年考績就讓給別人吧。」

我荐任科員三年，都是乙等。教廷五年，四個乙等。回台灣之後第一年，又是乙等，第二年烏元彥接任秘書長我才得到十年來的第二個甲等。好不淒慘！我在外交部的前十年，曾經有「小功一次」的我，竟然只有兩個甲等。

再後來我奉派去美國進修，「按習慣」又是兩年乙等。去了馬拉威石大使給了我一個乙等，就是這個「乙等」我完全不能接受，堅決請調。總體來說，我的公職生涯的考績一直到調去印尼之後，才柳暗花明，重見春天。在印尼之前的十四年考績，有十一個「乙等」。其中三個「甲」，分別是周大使，烏元彥，杜稜評的，感謝這三位長官。

那麼多個乙等，我是真的不服氣。在教廷時的同事于國棟，負責電務會計，考績幾乎都是甲等。他人很好，是很認真仔細的同事，很同情我的處境，常說考績法是個「惡法」。

對於外交部的「考績文化」我很懊惱，憤憤不平。但是又何奈，我只能認命。回顧第一個十年，我是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初生之犢，不知虎。不知道考績是那麼重要。不爭，就落後。落後，就挨打。這是職場很殘酷的現實。

圖片說明：

1. 北協主任委員（特任官）胡世勳和同仁合影

2. 北協招牌

3. 北協秘書長朱建一和同仁合影

4. 我的文章「搞活白話運動」發表在聯合報，和第一本書

5. 激勵士氣的對聯

6. 老闆的笑有兩種

7. 我的第一本書「生活，來點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