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韓愈、柳宗元

－唐．韓愈（786－824），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今河南南陽），祖籍昌黎（今河北），自稱「昌黎韓愈」，卒於長慶四年（年五十七）。著有《昌黎先生集》。

貞元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與鳳翔刑部尚書書〉，貞元末年，韓愈往來京洛，參加「調遷」，始得國子監四門博士，不久與柳宗元同為監察御史。

韓愈一生，積極于求官，致力于為文。前者為衣食之需，且此為其行道之途；後者為好古人之辭，悉據以臻明道之路。其所謂「道」即「周公孔子之道」。為人與為文，皆以道統自居。其〈上宰相書〉、〈后二十九日復上書〉載述，為官確有行道之目的。

韓愈為官俾以行道，故為文能經世以致用；重視人才，且專注社會民生，有國家危機意識，此與安石之人生觀、文學觀相當。其反對佛老，於當時兼辟佛老以其為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甚有十分激烈之排佛主張，如〈諫憲宗迎佛骨〉一文可見端倪，此舉與安石晚年崇佛則有異同。

安石早年以建功立業，濟世救民為己任，以孔、孟儒家為歸依。於〈宋孫正之序〉載述：「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此可見安石對於維護儒學道統，且曾排斥佛教之韓愈，給予高度評價。

宋蘇洵〈上歐陽內翰（修）書〉稱曰：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此或指韓愈文風特性與傑出成就。

曾國藩《曾滌生湖南文徵序》論及韓愈文風受敬重，其載述曰：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

韓愈為文輒見「發言真率，無法畏避」。例〈讀墨子〉一文，「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與其尊崇孔孟之道有所抵觸，亦說明其尊儒而不墨守之表現。例有：「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明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廳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按李賀之父名晉，晉進同音，為了避諱，俗儒皆以李賀不得舉進士。唯韓愈力排俗見，以真知灼見進諫，誠勇矣！

韓愈文章，傳承外亦多創新，能打破陳規，不拘俗套。例以墓志尤為奇特，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韓昌黎文集集校注〉引王荊公曰：「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尤其特也。」又引曾國藩云：「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已失古意；然能者游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奇」而不合「古意」，大概為其墓誌銘特點。簡言之，即不僅不合于古，而且不合于今，古人不曾有，今人也學不到。

再例以〈進學解〉，屬辭賦中之散賦，以虛擬國子先生與學生之對話，闡述進德修業之理，兼抒發自己抱材未用之苦；於形式而言，承繼了東方朔〈答客問〉、揚雄〈解嘲〉之風格，以問答方式表白。安石散文，追步韓愈，取法揚雄，亦有設問自答類，如〈龍說〉、〈使醫〉、〈傷仲永〉、〈推命對〉、〈仁智〉、〈勇惠〉等。

韓愈寫祭文而全以散體敘事出之，例有〈祭十二郎文〉，文筆格外動人，此類寫法，不合常格，惟「相題而設施」，感受之情境較為特殊。另有送序之文、記敘之文、書信等各有特色

韓愈為文主張「文以載道」與安石主張「經世致用」，殊途而同歸；文風而言，安石拗折勁健之氣，學自韓愈雄渾之勢。例有：

文章有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愈〈送董邵南序〉與安石〈讀孟嘗君傳〉；短文文風相似有韓愈〈伯樂〉、〈讀墨子〉與安石〈傷仲永〉；就句式言，韓文喜採漢魏辭賦與齊梁駢文之對偶，如〈師說〉、〈原毀〉等。安石散文較少文賦，唯其議論文亦多排偶句式，如〈性情〉、〈洵卿〉、〈仁智〉等排偶比例頗多。再有韓愈〈送廖道士序〉與安石〈靈谷詩序〉兩相對照，不僅文境酷肖，而且詞句略似。

筆者以為，韓愈個性率直，為文自然樸實與安石略似。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歐陽修之言：「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據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曾鞏此書約寫於慶歷七年，時安石年二十七，正當調知鄞縣。嘉祐元年，歐陽修又以「吏部文章二百年」褒譽安石，安石時年三十六，此可略見安石中青年期，文崇韓愈。嗣後南宋李壁也認為，安石「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升其堂入其室矣。」曾國藩〈復陳右銘書〉亦云：「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等，吾人研讀兩者文章口語氣勢，或可見證矣。

－唐．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出生于長安（今陜西西安市）。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歲，考中進士。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貞元十九年（803），宗元調任監察御史里行，與韓愈同官，後坐王叔文黨遭貶。

遭貶期間，宗元一面從事著述，一面傾意為文。其〈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載述：「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特是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陳于后。今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國不可少邪！」此可知其不以文干譽，但遭貶後，發憤讀書，又不得不藉文以傳道，洩其積怨也，由此見柳文之底蘊明矣。

宗元所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可見其不辟佛老，尊崇孔子、老子。例於〈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言：「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

據《新唐書．文藝傳》載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始創唐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故王楊為之伯」，次則「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溢雄渾、則燕、許（張說、蘇閮）擅其宗」，三則「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除百家，法度森嚴抵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此段敘述，略證韓愈倡導，柳宗元附和之唐代古文運動。韓愈曾稱譽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於《柳子厚墓誌銘》載述柳文：「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卓厲風發。」如〈封建論〉。

另據司馬光〈與王介甫書〉載述：「光昔從介甫游，介甫于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安石曾撰有〈老子〉一書（今佚），文章有〈老子〉、〈答王深甫書〉、〈宋孫正之序〉、〈禮樂論〉等，詩歌有〈雄聃〉。再於〈揚雄三首之一〉載述：「孔孟入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 可見安石對孔子、老子之特好，與宗元所崇仰偶像相同。宗元自幼崇佛，安石晚年拜佛，時間或有相異之處而已。

宗元為文辭，嚴謹認真，主張「文者以明道」而不「以辭為工」，例於〈答韋中立論師論書〉載述：「始吾幼且少，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

宗元為文以明道，與安石為文以致用，殊途而同歸於經世致用，例於〈報袁君陳秀才避師明書〉載述曰：

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書佚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于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懇然爾，久則蔚然爾。」

宗元屬文為後人多所傳誦者，尤以山水遊記類，每有佳篇，如〈永州八記〉，其為騷體文。再有〈水經注〉一書，雖是集山水之大成著作，而有關山水之敘述，皆屬片段，非獨立之篇章。

宗元代表作尚有賦體之文，作品有〈愚溪對〉、〈天對〉、〈禁問〉、〈答問〉、〈起廢答〉等。屬牢騷之文，其中設問類，安石之散文篇章中亦有雷同之處。

宗元文章，與安石皆名列八大家之榜，自有其特殊之境界。一則其立論新穎，打破傳統；一則為牢騷滿腹，出言多諷。韓柳後，世之學古文者，學韓者多，學柳者少；韓文之可學者，以其文辭之通易也，柳文號稱「簡古」（見沈海《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后序》及張敦頤《韓柳音釋序》），「用字奧僻或難曉」。朱熹亦言曰：「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 」（《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此亦可見其為文「簡古」之特色焉。

筆者以為，唐代前期與漢代前期類似，文人好為議論之文，此或與當時政治氣氛有關。逮韓愈、柳宗元時，言路漸窄，惟文人政治企圖心強烈，上諫風氣形成，故有韓愈〈諫憲宗迎佛骨〉之論，宗元寓文訴行道之衷，皆有可觀者。後者甚於論說雜文，頗多精湛作品，如〈貞符〉、〈封建論〉等。

二、歐陽修、曾鞏

－宋．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永年）人。幼年孤貧，曾依叔父家于隨州。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擢甲科，調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沬、梅堯臣、蘇舜欽等交游，提倡古文寫作風氣，甚負文名。著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景祐元年（1034）入朝，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遭貶，在朝諸臣如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沬等紛紛論救，司諫高若訥獨持當貶，歐氏則力上〈與高司諫書〉，評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因此亦被貶為夷陵令。

貶官夷陵，頗有領悟，於〈與焦殿丞書〉載述：「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又〈容齋隨筆〉卷四，記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史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載述曰：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之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又言：「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其為文追步韓愈，例於〈記舊本韓文后〉載述曰：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框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秩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

    歐陽修為文有韓愈之風，有為之安石亦如是，例有：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歐陽修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國藩〈復陳右銘書〉亦云：「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於文體而言，〈古文約選序例〉載曰：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介甫變退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更致力於提倡古文寫作。據《宋史》本傳載述：

時士子尚為險怪其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又《宋史．文苑傳序》載述：

國初，楊億、劉筠獨裘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復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合之，宋文日趨于古矣。

其於〈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載述：

      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    

    歐陽修為繼韓柳後，宋初古文運動倡導之揭竿者。其為人、為諫官、為文章皆可受公評，且影響所及，澤被其後之五大家。其雖與安石政治理念岐異，但早年有提攜之恩，故其於神宗熙寧五年（1072）八月去世，時為宰相之安石特為文〈祭歐陽文忠公文〉以悼之，略述曰：

如公之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讀此文，感受安石肺腑之言，文字瑰麗，氣勢酣暢，音調鏗鏘，韻律忽而抑揚，時而頓挫，但能表彰歐陽修之文章、氣節、功業、操守；行文之間，極盡哀傷沈鬱之誼情。

再者，「治教政令」為安石所固持，其於文壇初露頭角時，卻竭力否認文學家之封號，恥以文學為業。歐陽修褒譽之詩作如：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水與子爭先。

以李白、韓愈相期許，其於〈奉酬永叔見贈〉詩答云：

欲傳道義心猶在，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筆者以為，歐陽修之道德文章，顯已聞達於當時。其後以諫官上書之議論，必可預見為諄諄之言。其曾於明道二年（1043），與時為右司諫之范仲淹，上書論及司諫職責，頗有建設立言。惟溯自北宋開國以還，冗官冗費，費出無節，漸成積弊；司諫之職，雖位卑言微，居斯職者，亦有勸諫之機，惜范氏卻以言事遭貶。歐氏司諫院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皆有關所聞見之民生疾苦、社會病兆等問題，於走筆行文，蓋以道德為規範也。此與安石為文，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功效，可謂不謀而合。

    －宋．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豐（今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所著〈上齊工部書〉云：

鞏世家南豐，及大人摘官以還，無室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居臨川者久矣。

    仁宗嘉祐二年（1057）登進士第。授官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鞏自稱「家世為儒」（〈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其曾祖曾官水部員外郎，祖父曾官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可謂世代為官。元豐三年（1080）歸京師，五年拜中書舍人，旋丁母憂去職。次年，病逝於江寧，享年六十五歲，追諡文定，世尊名為「曾文定公」。

    據〈曾鞏行狀〉載：曾鞏少有文名，「未冠，名聞四方」。後及長，「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文受世推重。史載：「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其文名由此可見。

    自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並努力學習（〈學舍記〉）。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宋史》本傳）。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載述為文觀點，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南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所述「能文章」，指「文質並勝」之意，內容與文采至美，足以流傳久遠。

     曾鞏於〈上歐陽學士第二書〉，歐陽修讚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後歐陽修有〈送曾鞏秀才序〉，行文間亦述及其賞識之心意。

    於此期間，曾鞏結識安石，並推薦於歐陽修。於〈再與歐陽舍人書〉曰：「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此可見曾鞏推重安石之證。

    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述：

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信：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此可見曾鞏與歐陽修親密之證。

    曾鞏與安石之好友王深父逝世，皆為文以悼，誌其致力道德文章之彰顯，另對好友拳拳之思念、推重與惋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茲略比較如后：

曾鞏〈王深父文集序〉載述：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德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父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

    安石〈王深父墓誌銘〉載述：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區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

    此外，曾鞏嘗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惟吝故不及。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稱讚安石之節行、文學，可與揚雄並駕齊驅。曾鞏於〈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於揚雄屈事王莽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揚雄涉及政治與學術者，影響及於曾鞏，此與安石略似。

    熙寧二年（1069），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時曾鞏出守越州，其后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對于熙寧新法，未有過多意見。惟於〈過介甫歸偶成〉詩中載述：

心交謂無嫌，終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遷。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上述可見兩者稍有異見。再於〈與介甫第二書〉曰：「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謗議以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

上述可見兩人政治之分歧。

    曾鞏之文章同韓、柳、歐、蘇各家相比，略顯質樸少文，然亦有縱橫開合之論，有如韓愈。再者，其記敘文善於剖析說理，無不達之意。據《宋史》本傳載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