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調控頻頻發力；一邊是樓市高燒不退。 2010年以來，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出現連續上漲，且同比漲幅呈現逐月上漲的態勢，從1月份的9.5%擴大到4月份的12.8%。即使到了5月份，樓市也是“量跌價挺”。

隨著房價的上漲，房地産的購買力成爲衡量財富持有及增值能力的重要標杆。在以“房産”爲門檻的“財富拉力賽”中，普通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的收入“鴻溝”加速變寬，加劇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經濟分層態勢。

奧妙“高槓桿率”催生地産富豪

2000年以來，中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房價出現了普漲和暴漲。在高房價的帶動下，房地産成爲中國財富的代名詞之一，而住房消費則成爲中國貧富分化最集中、最突出的領域。

《2010胡潤財富報告》指出，中國內地有87.5萬個千萬富豪和5.5萬個億萬元富豪。其中，十億元富豪1900人、百億元富豪有140人。而中國內地富豪數量的增長主要依賴三個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漲、房價上漲和GDP的快速增長。

不僅如此，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這兩年新晉的富豪無一例外地都是房企老闆。他們大多通過在香港H股上市一夜暴富，碧桂園、龍湖、恒大這些房企的老闆輪番地成了中國首富。不過，觀察他們的財富成長路徑會發現，其財富的增長並不是依靠自己公司的價值創造，而是在上輪和這輪房地産泡沫中“吸血”。

房地産業已經成爲中國最暴利的行業之一。有關資料表明，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由原來的主業轉行房地産，占到目前地産類上市公司總數的35%。而以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表現來看，房地産行業表現最爲突出，自2005年以來毛利率連續五年超過30%。

另據統計，在國外成熟的房地産市場中，建築安裝成本占比在70%，利潤率大約在5%至8%之間。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中國房地産市場建築安裝成本占比35%，利潤率在15%左右。

中國房地産市場15%的利潤率看似不高，但開發商的真實利潤水平卻遠高於此，其中的奧妙在於前期房地産開發的“高槓桿率”。 “高槓桿率”使中國的房地産偏離了其民生屬性，放大了房地産金融投資屬性的一面，加速了財富向地産商集中，並且增強了地産市場的投機性。

業內人士透露，調控前，開發商購置土地或明或暗可以貸款，拿到土地證後又可以名正言順地向銀行抵押貸款，專案開工後建築承包商墊資建設也是行業管理，而且，雖然預售制度有很大變化，但開發商花樣翻新地創造出各種變相的“賣樓花”方式，例如向意向購房者十幾萬元高價出售會籍，獲得會籍後就可在開盤時折價購房。通過利用制度上的不完善，許多開發商可以用5倍、10倍的槓桿率來操盤，這樣一來100%的利潤率也不是神話。

“房價上漲催生了一批以房地産開發商爲代表的龐大利益群體。過多的資金流向了房地産業及其相關産業，再加上開發商在獲取土地和銀行貸款上的便利，這些導致了財富向房地産領域的大轉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泡沫“虹吸效應”助長投機炒房

開發商們樂見房價飛速上漲，但普通老百姓卻不得不爲高房價“買單”。據易居中國測算，1996年至2008年期間，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在5.5至7.5的區間波動，總體水平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已超過10甚至15。這意味著，普通工薪階層不吃不喝也要100多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

在以“房産”爲門檻的“財富拉力賽”中，普通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的收入“鴻溝”加速變寬。在千萬富翁頻頻出現的同時，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0年《經濟藍皮書》稱，中國85%的家庭沒有能力購房。

專家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及資本要素具有勞動所無法比擬的“致富”能力，房地産日益突出的資本屬性決定了：越過門檻的“有房者”和被擋在門外的“無房者”之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前者可能在樓市的“追漲殺跌”中不斷增加資本儲備和財富積累，而後者離一套僅作爲消費品的住房所需的購買力都會越來越遠。

曹建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投機是造成住房消費兩極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炒房行爲不受任何限制，交易成本極其低下，且幾乎沒有持有成本。炒房客通過倒買倒賣即可獲得高額利潤，而穩賺不賠。

余先生是北京一家小公司的老闆，手裏有一些積蓄，他既不想擴大公司規模，對炒股也不感興趣，於是他把閒錢都用在了買房子上面。短短幾年，他手裏已經有5套房子了，晉升千萬富翁行列。 “我這幾年炒房子掙的錢，比開公司掙的多多了。如果選對了房子，炒房賠錢的事基本不會發生。”余先生說。

在房地産領域，“虹吸效應”已然顯現。作爲一種經濟現象，虹吸效應指的是各種經濟要素向條件好的地區集聚和流動。由於炒房行爲帶來的巨大收益，越來越多的炒房客和炒房資金湧入房地産，在推高樓價的同時，房屋升值的好處越來越多地被炒房者所獲取，而普通老百姓的剛性需求則受到抑制，需要花費更多的金錢來購買房子，財富變相縮水，只能“望房興歎”或因購房而成爲“負翁”。

值得一提的是，炒房者並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而是玩著“擊鼓傳花”的遊戲，不斷吹起樓市泡沫。一些炒房者與開發商合謀，不斷推高房價，囤積大量房源，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提供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的資料顯示，國內將近50%的房地産銷售額是由10%最富的人貢獻的。據透露，中國的房地産需求投機比重太大，平均數超過50%，深圳的投機性需求甚至更高。

據廣州媒體報導，在這一輪房地産調控新政出臺前，深圳一個投資客一次拋售680套房子。另據北京媒體報導，國務院樓市新政出臺後，北京北三環一個專案出現了大單拋售，一位浙江炒房客一次性拋出20多套房源，總價近1.3億元，折合平均單價爲近4萬/平方米。

糾結高房價成貧富差距“助推器”

在北京某報社廣告部上班的藍先生至今還在爲一套房子糾結。 “我來北京的這9年，房價至少漲了7、8倍了，這幾年省吃儉用攢下的錢遠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由於戶口不在北京，我連申請經濟適用房的資格都沒有。因爲沒有房子，我結婚四年了都不敢要小孩。”藍先生無奈地說。

業內人士指出，高房價必然使得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加擴大。因爲同樣收入，擁有房産和沒有房産、擁有多套房産和僅僅擁有一套房産者已然在資産上形成差異，而隨著房價的不斷走高這種差異表現得更爲明顯且不斷擴大，高房價成了貧富差距的“助推器”。

中國國家資訊中心發佈的一份報告稱，房價大幅增長，特別是一些大中城市房價增長過快，意味著財富以貨幣和固定資産的形式向經濟發達、居住環境較好的地區集聚，向少數高收入者，特別是投機購房者和房地産商手中集聚，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狀況。

“與炒房者相比，普通收入群體要么辛辛苦苦工作卻付不起首付，要么用幾代人的積蓄購買一套房子，而且每個月還要還房貸，嚴重透支購買力。高房價問題不僅關係到社會財富分配，更關係到社會公平的實現。”曹建海說。

九三學社曾經提出，房價過高已成爲影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的一個突出問題，不但擡高了城市商務成本，降低了競爭力，而且擴大和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成了社會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導火線。

中國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房地産不僅具有市場屬性，也具有民生屬性。作爲一種生活必需品，富人佔有了太多的房屋，爲此，政府必須適當調整利益分配，向窮人傾斜，加大保障性住房供應。

國際上，廉租房一般要覆蓋15%至20%的人口，發達國家則覆蓋30%至40%的人口。而在中國，經濟適用房僅占總住房面積的6%，廉租房的覆蓋人口不及5%，歷年完成的保障性住房不及各地政府承諾的一半，如2009年承諾60多萬畝保障性住房用地，而實際上只完成了30萬畝。

防止房價快速上漲而導致的貧富差距的加劇和社會矛盾的擴大，必須通過制度的完善來解決。如加大對房地産市場違法違規行爲和腐敗的打擊力度，保證房地産企業資本金到位，實現土地拍賣出讓陽光化；儘快開徵物業稅，抑制個人和外資的房地産投機行爲；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性住房制度，向市場提供更多廉價的土地和廉租、廉價房；完善社會公衆對政府官員的監督機制，等等。

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現，包括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愈來愈大，而個人收入占比越來越小。根據大陸人民銀行的統計資料，大陸「政府存款」專案的資金額從一九九九年的一千七百八十五億元，一路上升到二○○八年的一兆六千九百六十三億八千四百萬元，猛增九點五倍，但民眾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的份額越來越萎縮。

表面看來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屬於民眾的儲蓄占比並不高。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二○○七年中國企業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十前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而家庭儲蓄所占比重卻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其次，中國的財富愈來愈向少數人集中，而工農基層民眾收入偏低。財富越多地向管理層集中，而廣大職工卻沒有相應提高收入和福利。

據統計，中國現有中央企業一百五十五家，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民幣，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

文章指出，中國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全國百分之四十一點四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美國等其他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