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城市某些物價比西方還貴這一現象，並試圖探討其中的原因，引來了很多評論。

“作者寫的東西我也不否認，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還那麼有錢，中國好一些的飯館爆滿，出一次國，回來就是大包小包。什麼文藝演出，都是幾百元的票價，還坐得滿滿的。都是哪裡來的錢？”

其實，這也是我內心的疑惑。常理告訴我：如果中國大城市存在著比西方還貴的物價，那就一定有比西方還富的人群在支撐著這種物價。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見所聞，確實驗證了這一常理。

當然，這類富人在整個中國所佔比例極小，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特別大，即使極小的比例，絕對人數也不少。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最近公佈了一份關於中國富人的研究報告，報告稱，2008年中國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家庭不到中國家庭總數的0.1%，但擁有45%的總財富，半數以上的百萬美元資產家庭集中在廣東、上海、浙江、北京、江蘇和山東六個省市。

別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談談我生活過的北京。我的感覺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數，但由於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夠支撐比西方還貴的物價的消費者比例應該大於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親身見識了這些北京人的“不差錢”：他們開著好車，戴著名表，經常去高檔餐館吃飯，豪華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廳飆歌，燈紅酒綠之處按摩、洗腳……他們花錢時出手之大方、之豪爽，應該不比西方同類遜色，有時甚至更勝一籌。

隨之而來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呢？

這些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人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產物，包括私企老闆、外企的高薪僱員、律師、諮詢師、會計師等高級專業人員、歌星、演員等娛樂圈名人；

第二類人是中國房市和股市兩大市場的受益者，包括房地產開發商、股市莊家、資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

第三類人則是吃“官糧”者，包括黨政機關的中高層官員、國有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等。

切記：不要小瞧第三類人的資產和消費能力，雖然他們工資單上的收入看上去遠遠低於前兩類人的資產，但正如一首民謠所說，他們“工資基本不動”，吃飯“有地兒報銷”，購物“有人買單”，而且還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謂的“灰色收入”。

第二個問題，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讀者的疑問：這些人“都是哪裡來的錢？”

第一類人和第三類人獲取財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說，或白、或黑、或灰，中國老百姓有很多議論，中國媒體有很多討論，經濟學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經帶領課題組進行過有關灰色收入的調查，得出結論稱，2005年中國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GDP的24%，而有機會獲得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來就是高收入階層或權力階層。但第二類人的財富究竟“都是哪裡來的？”我則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塗。

從北京回到倫敦後，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國華裔朋友家玩，聊起了這個話題，他的一番話，至少讓我對中國房地產市場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在北京、上海等中國大城市中，歷時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產商品化運動、舊城改造運動和城市擴張運動，加在一起，等於是一場具有中國特色的“造富運動”。首先是掌握土地拍賣權的官員們：地方政府高價賣地，使地方政府的財庫鼓了起來，官員們也因此富了起來；其次是房地產商們：他們在拍來的土地上蓋房子，然而再高價賣給消費者，緊跟著也富了起來；接下來是各類投機性炒房者們：他們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價飆升的快車，買進賣出，也迅速地富了起來；最後是舊城改造運動和城市擴張運動的受益者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區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區農民成為一波一波的拆遷活動的受害者，他們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剝奪和侵害，淪落為城市貧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則通過討價還價、甚至做“釘子戶”等方式，為自己維權爭利，成功地在這場“造富運動”中分得了一杯羹……總之，這場通過賣地和蓋房子而起的“造富運動”，就像一道點石成金的魔杖，點到之處，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們因此“被”製造了出來。

“聽上去，好像僅僅是拆老房子、蓋新房子這樣一種城市翻新過程，就'翻'出了一個新富階層，但實際情況是，僅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個新富階層的，房子需要有人買，而北京、上海等中國大城市的房子，其買主是全中國的有錢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國的有錢人。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來自全中國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錢，共同滋養、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階層。”

聽了他這一席話，我彷佛茅塞頓開：我甚至連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斷。那些不連貫的生活片斷，經這位朋友如此點撥，也都紛紛自動互相連接起來，並具有了意義。

我在北京生活期間，曾經住過兩個小區。從小區內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寵物醫院等設施來看，這兩個小區均可算做中產階級小區。我喜歡游泳，泳後順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過的那個小區，我泡桑拿時常常遇到本小區的三個業主：兩個老闆，一個官員。其中一個老闆是廣東人，在北京做化妝品生意，故在北京置業；另一個老闆原來是所謂的“山西煤老闆”，後來通過買房、炒房，“洗盡”了手指縫中的煤黑，搖身一變，成為京城房老闆，現在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房租；至於那位官員，則單位不明，官職不祥，因為他常常對此含糊其辭，我也不好細問，但聽話聽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經貿部門工作，他常常對那兩位老闆抱怨自己沒錢，但他開的汽車，卻與那兩位老闆不相上下：他的車是寶馬。

這個生活片段，似乎驗證了北京業主來自全國的說法，也驗證了政府官員“工資基本不動”的那首民謠。

我最後住過的那個小區，業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員、國企員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領”。例如，我最要好的“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導遊。時值盛夏，我們游完泳後常到泳池外的樹蔭下乘涼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別健談。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說法是：他就職的那家旅行社是國企，遊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兩千多元人民幣的工資，但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他平時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遊客人數足夠時，他才會組團帶遊客去外地遊玩，因此即使是平時上班時間，他也有很多時間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鍛煉。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錢”：他在本小區擁有一套三室一廳的公寓房，開著一輛奧迪牌汽車，每天游泳後，也經常與一幫小區裡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館去吃飯喝酒……直到有一天我們閒聊時，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領取的兩千多元人民幣的工資並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還有兩處房產，一套租給一家住戶，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給一個餐館，月租一萬五千元。當然了，後來我又聽其他人說，導遊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這個生活片段，似乎驗證了北京市區的老居民只要有幾處房產至少都不屬於“弱勢群體”的說法，更驗證了國企員工工資不代表其全部收入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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