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富士康員工在進餐，富士康園區每平方公里有十幾萬人，雖人海

茫茫，工人與工人之間卻是“熟悉的陌生人”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後期，便開始關注中國的打工群體。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新生代打工者相對他們前輩，承受著更多的焦慮。

從2005年到2008年間，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東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結論是，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家鄉回不去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不會從事農業生產、不適應農村生活；二則，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即使想回去，家裡也沒有土地。實際收入銳減，退路又無，新一代打工者面臨著比他們的前輩更大的生存壓力。而塗爾幹所謂遏制自殺的最有效的障礙——集體，也並不能給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幫助。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裡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個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後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大“信任”，關係好，或是身處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對一些人來說成了憂慮，因為花錢不掙錢的日子“很難熬”。這一天，打工仔們顧不上是什麼節，更重要的是加班費；實在不行，睡個懶覺更實在。

新開的手機店門口，銷售員洋氣地向圍觀的員工們展示著iPhone，所有人都緊緊盯著他每一個“酷炫”的操作，像看著什麼新奇。可事實上，富士康生產著包括iPhone、iPad在內的幾乎所有知名品牌數碼產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機器每個部件都來自這些工人們之手，只是他們從未想過擁有最終的成品。現在，這些成品就以略高於他們一個月工資的“驚爆價2198元”出現在眼前。這是一筆昂貴的購置，所以他們只討論著怎樣花幾百元去買山寨手機。

在與他們聊天的很多時候，我無言以對，我覺得自己幸福得太過分。他們居然羨慕那些受工傷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著笑話一面說自己的工作崗位如何有毒。他們討論自己的同事們跳樓自殺時，往往有著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語齣戲謔，似乎每個人都是局外人。

我願意把他們看成一群樂觀與堅忍的人，也希望他們真的是與此無關。不過這願望怎樣想來，都免不了是一種心酸。我甚至想像自己有改變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時候說“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一樣，很天真，更沒可能。

【二】

你要問打工仔們的夢想是什麼，答案如出一轍，做生意，賺錢、發財，其它一切在這之後都會到來。在工廠的倉庫裡，他們幽默地把拉貨的油壓車稱作“寶馬”。他們倒是想擁有真正的寶馬，或者至少是“寶馬”式的財富。

他們時而幻想，又不斷地親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個痛苦的畫者，無奈地不斷撕毀自己難以成形的手稿，“這樣幹下去，一輩子也別想”。他們生產著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賬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甚至篤信這個諧音。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的“8”。

工作最賣命的王克柱總抱怨工資太低，想去外面報名學點東西卻又“聽都聽不懂”，還是放棄了。他說知識太少，就只能幹最初等的活，這是注定的。他有時候說頭很痛，有時候又瞬間精神煥發。拉貨的時候他總向前飛跑，彷彿那兩板24箱貨物根本沒有多重。每天他都會爬上兩三米高的貨箱去盤點賬目，也會鑽到夾縫裡去檢查標識單。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賣命，他並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麵前，突然喊出一聲：“救命！”他大約也不知道剛才自己說了什麼，我卻聽到一群真實的靈魂。他們習慣了用最大努力去改變，直到努力演變為掙扎，也沒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開生活的大繭。

廠區裡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除開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起來的序號，便幾乎再沒什麼特質。廠房裡的機器，倉庫裡的貨箱，乃至流水線上著齊整工衣的工人們，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廠房的窗戶裡探出兩張臉，一動不動，一直望著路上的人流。太遠，看不到表情，也聽不見聲音，那窗裡僅是兩個黑點。可站在他們的位置，這路上無疑也是一大群移動的黑點，無比巨大的白色廠房背景下，他們渺小而一致。

【三】

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用雙手支配著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產品的組裝生產，不斷刷新著令人激動的貿易紀錄，連續7年內地出口額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零部件在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環節中流過，加工成型；他們單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裡吃得那麼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當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後，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時代》雜誌在2009年把中國工人作為了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誌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當電腦、手機、汽車，每一樣商品都成了資本的產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樣代價也被資本消耗殆盡。

這個容納四十多萬人的巨型工廠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它提供食宿，規模達到一個中等城鎮，流水作業，井井有條。與同類相較之下，這裡的設備齊全而優越，待遇標準而規範。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只為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找一個也許他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實非一個工廠的內幕，這是一代工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