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譴責“血汗工廠”的不人道行爲時，更應該檢討和反省我們的制度，因爲是“血汗制度”製造出“血汗工廠”。這裏，也可以認爲，是“血汗農村”導致“血汗工廠”的存在。

孔善廣：關注“血汗工廠”更應關注“血汗農村”

的正義性似乎無可置疑。指責的聲音，有來自大眾的，也有來自媒體和專家的。作為一個血汗工廠的小業主，老實說，對來自大眾的指責，我覺得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對媒體和專家的言論，則不敢苟同，儘管他們和大眾的聲音幾乎沒有區別。

說到血汗工廠成因，國人的思維，天然地傾向於主要是由工廠主的貪婪和無情造成，因為國家已經有成文的各種法規，其中對勞動者的權益有明確規定，但由於工廠主的貪婪，總是意圖謀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所以才置國家法規於不顧。這種思維，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然而就中國而言，它其實還是經幾十年灌輸後，馬克思的剝削論、剩餘價值論在大腦深處留下餘痕，這種餘痕使得大多數人不經思考，就得出了結論，思想的惰性可見一斑。

本人始終認為，血汗工廠在中國的存在，關鍵原因是背後有更為血汗的農村。這個道理本來應該是一點就明，一說就通的。本人奇怪的是，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和媒體記者，在高聲呼籲維護農民工權益時，在研究血汗工廠的存在成因時，為什麼沒有把這點徹底明瞭地指出來。

這些農村老鄉，過的是什麼生活呢？本人上大學前，農忙時賺過工分，上大學後因家裏承包責任田，暑假也幫過家人幹農活。大家知道南方插秧、耘田（那時用腳除草）、割稻子是什麼情景嗎？天沒亮出去，天黑才能回來，不管天冷天熱，颳風下雨，決無例外。因為天時不等人，你不能說天太冷就不育秧、不插秧，天氣太熱，就不去割稻子。江南插秧時若遇上春寒，溫度可以在10度上下，風雨一起上，你還得早出晚歸。而割稻子時，上午十點前和下午3點後，也常常是35度以上高溫烤曬，一邊揮汗如雨，還要被熱水中的螞蝗叮咬，這些，是不是中國農民的血汗常態？

這麼艱辛的努力謀生，結果怎樣？結果是農產品年年跌價，最悲慘的時候是辛苦一季、一年，盤點一下，除了賺了點口糧，竟然手無餘財甚至於倒掛帳。這幾年種水稻可能好點，國家有補貼，農業稅也全免了，但是農民一年的辛勤，換來的錢其實還不足以送個把兩個小孩子上中小學，更別說上大學。那些全家只有一條褲子的，決不會是打工的，而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農業人口，最近傳出的賣瓜難，買一車西瓜竟只得三塊錢，也該不是造謠吧。查查各地農村的人均收入就會發現，一年超過5000塊的，已經是高收入，1000多的也還有，2000到5000的大概是常態。即使是5000塊，那是什麼概念，那就是說，平均到每月，不夠500塊。請注意，1、這是平均數；2、是統計數字，沒有擠去水分；3、它包括了外出打工者的收入。所謂的社保\醫報,工傷保險,多少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自然是提都不必提.

其實，農民蜂擁走出農村，已經說明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外面再血汗，也不比農村更血汗。經濟人的假設，在農民那裏，應該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在外面謀生包括在血汗工廠打工，他們的收入預期遠比在農村高。他們之所以毅然決然的拋家棄子，忍受家人離別之苦，忍受沒有家庭、夫妻正常生活的困擾，就是因為，如果困守農村，幾乎就是一條絕路，在付出比打工更血汗的代價後，他們的所得不如打工，他們將來的生活更沒有希望。成千上萬農民工對農村生活和打工生活的比較和事實驗證，決定了這些人的去向，而這些人義務反顧的去向，是對農村更血汗的充分證明。

所以說，中國血汗工廠的背後，是因為有更血汗的農村，是因為如果你堅持做農民，你會付出更多的血汗，得到更少的利益，和更可憐的將來。

這樣說，並非為了證明血汗工廠的合理性，事實上也證明不了。但是，它卻指出了一個血淋淋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血汗工廠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有一個更為血汗的廣大農村的存在。如果龐大的農村人口不能改變更為血汗的命運，他們始終願意選擇相對不夠血汗的工廠，來作為改善自己命運的跳板。農民在農村更為血汗的現狀，也使政府難以下決心，解決城市中的血汗工廠問題，因為如果在短期內強制企業完全遵從《勞動法》的規條，勞工的條件確實改善了，也更符合人道的要求，但是如果其中的成本不能消化，導致大量中小企業破產，也絕不僅是危言聳聽，因為我們畢竟面對的是成本導向的國際市場，本來因原材料價格上升增加的成本就難以消化，再過度增加勞動力成本，中小製造業的死期也就真到了。

我這樣說，更不是想說明，因為農民在農村更血汗，所以他們必須忍受血汗工廠相對農村「更好些」的待遇，或者說，他們的條件，因為相對在農村已經有改觀，已經不必要再改善。當然更沒有農民天生就是賤民，能有這樣已經不錯了的想法，因為，不到三十年前，自己也還是農民，因為，其實對一個小業主來說，農民打工待遇的提高，對自己這件小工廠的存在，本質上是件好事，如果農民的消費力提高，中國的市場會更大，自己也可以多買點東西，這不是極其簡單的道理嗎？

農村龐大的貧困人口，不能在農村消化，唯一的出路還是外出，包括在血汗工廠打工，而這些人因為兩者比較，意識到血汗工廠其實並不比農村更血汗，自身就沒有和資方鬥爭以求改進的衝動。再說幾十年來對農民的歧視性政策，到目前為止本質上並沒有絲毫改觀，這已經使整整幾代農民，習慣性的貶低自己，權利意識始終無法覺醒，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即使全力推進勞工權益，要得到勞工自己的呼應，也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樣，政府的努力，成效一定是有限的。

對於有些專家說的，政府對血汗工廠睜眼閉眼，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與資方有利益相關，地方因政績需求或稅收等，所以不肯認真監督企業執行勞動法，查處違法行為一說，我認為儘管也算有道理，其實相當業餘。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在農村做農民更為血汗這一背景性事實，沒有看到因為農民知道農村更血汗，加之被長久壓抑做二等公民後權利意識暫時無法覺醒因而沒有維權能力的事實，沒有看到只要有龐大的血汗工廠後備軍，農民勞工又不能自覺主張權利，政府其實無法包辦的事實。政府可以頒發法令，卻對法令的執行其實因為現實的制約沒有真實的強制執行力，這才是關鍵。

如果按專家和一廂情願者所言，中國人民全體動員，立即大規模強制執行勞動法規定的關於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在比如說三到五年內使血汗工廠銷聲匿跡，結果會怎樣？這點恐怕要經濟學家來回答，本人沒有研究，不知道。但我知道其中的成本上升終究會使大量企業不能消化，所以應該有不少企業會退出市場。退出市場的結果，是大量農民再次回到農村，因為更多剩餘勞動力的存在，勞工的談判能力甚至比現在還差。

那麼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血汗工廠就永遠血汗下去，當然不是。血汗工廠存在的基礎是血汗農村，所以改變農村現狀，改變農民的生活，其實就等於抽取了血汗工廠的基礎。為什麼血汗工廠中沒有城市市民，不就因為城市市民不管多麼艱難，還有個低保可以吃嗎？農村如果能逐漸改變，變得更富裕，變得有保障，對血汗工廠就等於釜底抽薪。

在農村短期內沒有可能徹底改觀的情況下，政府當然也可以做工作，強制企業逐步改變血汗工廠的特性，但政府必須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政府本身要降低成本，減輕企業稅負，減少收費專案，給企業消化成本以實質幫助；二是政府要嚴厲打擊腐敗，減少企業灰色支出，目的同樣是減輕企業成本；三是政府必須給出明確的改善勞動條件的指引，而這指引不是要求企業一步到位，一下子完全遵從勞動法的規定，而是在與企業協商的情況下，有步驟地進行，讓企業能逐步調整。四是嚴格執法，一旦可行的指引出來後，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不能選擇性執法，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不公平，讓所有努力付諸東流。

這樣看來，要消滅血汗工廠，對政府的要求其實比對企業要嚴格得多，而歸根結底，血汗工廠存在的現實，應該說既不能全怪政府，也不能全怪老闆黑心，主要是我們有一個更為血汗的農村，做農民比打工更血汗。

聯繫到最近的富士康事件,當事人和政府的態度和做法,是不是更能接受和理解呢?

第一財經日報與深圳富仕康因“血汗工廠”的報道發生的（官司）爭議，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斷將我們大多數眼球引到城市、工廠企業裏，同樣，衆多媒體除了報道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外，也不斷反映報道經濟發展中在城市和企業的社會問題，包括“血汗工廠”。

但是，一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一個社會問題的出現必然牽涉到一定的社會背景，如我們所關注的“血汗工廠”問題一般發生在城鎮，但“血汗工廠”的雇員主要是來源於農村的“農民工”，因此，關注“血汗工廠”更應關注“血汗農村”。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名爲《血汗工廠：一個小業主的喃喃自語》（誰能理解血汗工廠的難處——老道人））的文章，作者以自己的在農村的親身經歷說出“中國農民的血汗常態”，摘錄一段如下：“本人上大學前，農忙時賺過工分，上大學後因家裏承包責任田，暑假也幫過家人幹農活。大家知道南方插秧、耘田（那時用腳除草）、割稻子是什麽情景嗎？天沒亮出去，天黑才能回來，不管天冷天熱，颳風下雨，決無例外。因爲天時不等人，你不能說天太冷就不育秧、不插秧，天氣太熱，就不去割稻子。江南插秧時若遇上春寒，溫度可以在10度上下，風雨一起上，你還得早出晚歸。而割稻子時，上午十點前和下午3點後，也常常是35度以上高溫烤曬，一邊揮汗如雨，還要被熱水中的螞蝗叮咬，這些，是不是中國農民的血汗常態？” 我相信，有在農村耕種經歷過的人不難有此體會。

但是，更令農民體會更深的是，付出血汗後得到的收益卻少得可憐，僅靠農業種植收入很難維持普通的生活。

 根據《中國農業發展報告》的資料，2003年，中國的小麥種植平均每畝虧本36.4元，平均每百市斤虧6.6元。純粹農業收入（這包括糧食及經濟作物等的種植業）占總收入11%，就可以知道種糧食的收入是多少了。就算加上林牧漁業的收入，2003年占總收入不到19%（2004年爲18%）。如按家庭人年純收入中的生産性純收入（林牧漁業的收入）計，2004年人均爲1398.1元，占全年純收入2936.4元的47.6%，不到一半。2006年國家免除農業稅後，農民收入雖有所好轉，但還是“杯水車薪”。

也就是說，在農村耕種，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到不到120元收入，對比子女教育、醫療等的高額支出，根本不能負擔，尋找對比更好的出路成爲一種必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現有進城農民工1.4億人，他們主要是來自中西部貧窮的農村地區，2004年全國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爲539元，雖然工資水平很低，但這顯然比在家種田收入要高。

2006年，農村有高達7587萬人的貧困人口（包括絕對貧困人口爲2610萬人，初步解決溫飽但還不穩定的低收入人口爲4977萬人）。如按世界銀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估計有2億人，因爲在2004年農村居民平均人均純收入還不到3000元，僅達到一天一美元的標準，而近8億農村人口中絕對超過有2億在平均數之下，因此才有1億4千萬的民工進城尋找更好的出路。

中國存在一種不能否認的社會性和制度性的事實：雇傭城鎮居民，就會因其身份而比較嚴格地履行勞動合同法，並能享受到其他除工資以外的其他福利，如住房公積金、代其繳納養老保險等；而農村居民進城工作，除了工資外，很難享受到其他福利。工資差距加上其他的社會福利，待遇相差十分懸殊。社會性和制度性的歧視下，使進城農民工不得不接受條件惡劣的工作環境來追求比種田更高的收入自己保障自己。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的生産成本決定的，當糧食價格比較低時，産量不高的土地就會撂荒。中國農民增産不增收，勞動力大量剩餘，農民種糧收入水平仍然在徘徊，需要尋找出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甚至就出現將耕地丟荒的現象。但是，耕地抛荒卻仍然要交那些稅費，甚至還有這樣的法規規定：造成承包耕地抛荒的，應依“法”繳納荒蕪費。如“荒蕪1個作物種植周期的，按畝年産值的1至2倍收取土地荒蕪費；荒蕪1年以上的，每年按畝年産值的2至3倍收取土地荒蕪費”。城鎮居民月收入1500（以往800）元才交所的稅，但農民將耕地丟荒沒有耕種收入了，不但要照樣交納稅費，還要繳納荒蕪費。

“雜交之父”袁隆平提出這樣的疑問：“在中國，誰對耕地、對糧食最有感情？是農民，是幾千年來將耕地和糧食當成命根子的農民。爲什麽時至今日，連最珍愛土地的農民都棄糧而去了呢？”

2006年年初筆者在《制度製造出“血汗工廠”》一文中提出：我們在譴責“血汗工廠”的不人道行爲時，更應該檢討和反省我們的制度，因爲是“血汗制度”製造出“血汗工廠”。這裏，也可以認爲，是“血汗農村”導致“血汗工廠”的存在。

我們可以高聲呼籲提高農民工工資，我們也可以大聲疾呼提高農民工非工資福利，但是，提高了這1.4億人的工資福利後，還會吸引數億的低收入勞動力進入，工資福利水平馬上就會被稀釋，這些，難道就不值得我們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