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問鵑不僅擅于抒情，她的敘述能力也很強，也因此當年《武漢日報》在邀她擔任編輯未成后，還是聘她擔任了《武漢日報》的特約記者。在《寸草心》中雖只收錄了六篇記敘文，但都很耐看，尤其是她寫的《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姊》，對研究褚問鵑的身世很有參考價值。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位親人。母親的文學脩養和機智膽略，給褚問鵑樹立了一個人生的標桿。而一手把褚問鵑帶大的三姐褚惠子，更是褚問鵑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至親至愛的人。褚惠子不僅用自己教書得來的微薄的薪水，資助褚問鵑念完蘇蘇女校，讓褚問鵑對此終身感激不盡；褚惠子對命運的忍辱負重，一直讓褚問鵑扼腕嘆息；而褚惠子柔中帶剛的性格、對事業的那份執著，尤其是抗戰時期排除幹擾，堅持教書育人，而且拒絕使用敵偽出版的課本，在教科書買不到的情況下，與丈夫二人自己動手為學生抄寫課本。種種的一切，讓與姐姐分别八年之久的褚問鵑聞訊后感動不已，遂在民國32年的重慶《婦女月刊》上發表了這篇《我的姊姊》，向廣大讀者介紹了褚惠子的事跡，也表達了自己對三姐的無限思念和崇敬。

    褚問鵑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走南闖北的經歷，讓她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也讓她留下了很多這方面的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借景抒情小品文，她的遊記同樣出色，情景交融，人物鮮活，細節傳神。看她的遊記，猶如與她在一同出遊，身臨其境。《南嶽山頭一片雲》就是這樣一篇描寫與同事等一行七人一起遊衡山的散文。這些來自浙江平湖、湖北等地的同人，在褚問鵑的筆下，個個活靈活現，妙語連珠。一路上的風景，也在褚問鵑傳神的描述下活了起來，充分展示了褚問鵑觀察之細膩、刻劃之精確的敘述功力。

    即使是那些評論一類的文章，也可以看出褚問鵑不凡的個人喜好。與司湯達、雨果等同為法國浪漫主義代錶人物的斯達爾夫人，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鮮為人知，至少在很多人眼裏沒有司湯達、雨果等人名氣大，但褚問鵑卻對她極力推崇。她特地撰文向讀者介紹她的生平。這位法國浪漫主義女作家、文學批評家和思想家，不僅寫了很多小說、戲劇、散文，她的文學理論思想，有力地推動了浪漫主義運動的發展，她的代表作是《法國革命史》、《論德國》等思想性很強的專著。說起來，這位思想家也是出身書香門弟，從小受過很好的教育，深受盧梭學說的影響，能自成一種見解，雖處專制時期，信仰始終不變，哪怕被驅逐出境，或者限制自由，都沒能禁錮她的思想。縱觀褚問鵑的一生，這些她所推崇的歷史人物，或多或少影響了她對世界的看法。當年正是她在報上發表的一篇論建國的評論文章，其獨特的見解和超前的思想，讓陳誠將軍非常欣賞，並托人邀她擔任軍刊社社長。

    褚問鵑雖然在文學上並沒有什么大的建樹，但她對文學自有她的主張。在《文學與時代》一文中，她認為文學不僅要反映時代，還要“領導時代”，這是文學的最高使命。她列舉了外國著名文學家歌德、屠格涅夫、莫泊桑和盧梭、雨果、易卜生的區别，認為前者只是忠實地反映時代而已，而后者才是引領時代的人物。“他們這些偉大的思想家，都能夠憑仗自己的精密觀察，熱烈的同情心的運用，即看透了舊製度的黑暗和行將崩潰的端倪，复把握了人類新生的預兆。”這一觀點在《未來》一文也有論述：“文學家的責任，就是一個立在現在的石頭上，而幫着别人替未來的世界開門的人。”她把文學家的使命看得如此重要，恐怕也是阻礙她在文學上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到了晚年她評價自己當年的文學創作是“眼高手低”，應該是比較客觀的。不過，也可以證明當年她對文學確實是作了一番研究的，並且清楚地意識到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是何等重要。

       1930年在《評梁遇春的春醪集》一文中，褚問鵑對北大才子梁遇春剛剛結集出版的散文集《春醪集》，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梁遇春文中所表現出的悲觀主義是這個時代的病症。在褚問鵑看來青年人有這種悲觀思想是不可取的，“要補救這樣的病症，只有一個法子可以應用，就是拿現實來扺抗空虛，戴上望遠鏡，把他們的黑眼鏡拋棄。人生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絕望”，並提出：“現在的青年們需要的酒醒藥，再也喝不得什么醉人的‘春酒’了。”如此錚錚的的語言，出自一個經歷坎坷、當時也才三十歲左右的女人之口，實在難得！不知當年梁遇春是否看到了這篇文章，看到后如果知道褚問鵑的身世又會作何種感想？

    另外她還有評論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名劇《歐那尼》（(Hernani——現譯“愛爾那尼”)和法國劇作家羅斯丹的代表作《西哈諾》的文章，都可看出褚問鵑不俗的藝術鑒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