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艺朋友都比我年长，其中褚问鹃要算长辈了。我当时只有15岁。有次在维特家谈起年龄来，我说我是早熟，她们大笑起来，褚问鹃笑着说：“早熟可不要早衰呀！”转眼间一个幼稚的少年已年近古稀，尚健而未衰，可是褚问鹃已不知何在。

1932年她在汉口一私立中学教国文。她来汉前，上海光华书局早出有她的短篇小说集《女陪审员》。问鹃早年就读北大，曾是闻名全国的北大教授张竞生博士的夫人。然而此事她很忌讳，我们从不提及。由于张在当时声誉不佳，连她与张所生一子，亦改姓黄，在珞珈山的东湖中学（武大校友所办私立学校，非现在东湖中学）上学，托武大陈瘦竹、周醉平予以照料。

她写的多是小说。有一心爱的高材生死了，她在《时代前》上发表了一篇十分悲痛的悼文。

她跟陈诚夫人是同窗好友。后来她就当了陈的秘书。1936年夏，因一群“一二·九”运动战友被捕（其中有张执一同志夫人王曦等），我曾同余梅青同志一道到武昌南湖的蒋介石“行辕”找过她，请求营救，褚时任行辕秘书。1939年夏，我在重庆曾访她，那里陈诚更是红得发紫，身兼许多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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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接近抗战那段时期，当时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不仅热爱祖国，要求抗日，而且都向往着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共产党、苏联在我们心目中，是至为崇高神圣的！这种思想感情，即使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中，也会在笔端流露。这可以从武汉一隅，证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力量的强大。这是我所了解的一批文化人的思想状态。“鸟鸣嘤嘤，求其友声”，正是这共同的思想基础，才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只有一个褚问鹃，后来走入了官场。人生的道路，原是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复杂因素，驱使着一个人走向何方的。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又可以走到一起来了。

此文提到的褚问鹃的儿子即黄嘉，倒并不是褚问鹃让他改姓黄的，是当年张竞生逃难香港时，儿子托付给一位姓黄的女人，主要也是为了避祸，后来也就一直没有改过来。

武汉是褚问鹃一生中重要的活动场所，很想去实地看看，不过还要做一下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