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問鵑又說：“然而好景不長，北大一直欠薪不發，我的丈夫為了兒子將來的教育費起見，他決計離開北京，想到南方去打出一條生路來。不過我的意思，總以為我已有研究所畢業的資格，可以出去做事，賺錢來貼補家用的，勸他不要脫離北大。但是他說：‘妳去做事，孩子在老媽子手中一定帶不好，經濟是我做丈夫的責任，妳不要擔憂就是。’這時候，有一北大旁聽生名叫金×成（按：金滿城）的，常來向黃教授借錢。黃教授憐他淪落，也常常周濟他。我一見此人，就直覺地感到這個金×成絕非善類……便私下勸我丈夫，不要和這姓金的太接近，恐有后患。但他笑道：‘這真所謂婦人之見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年輕人，又何必對他苛求呢？’暑假以后，黃適就帶了金×成一同南下，在上海開了一家藝風書店（按：是‘美的書店’，褚問鵑為了不讓人們一下認出張競生，故混淆視聽），做起出版商來了。”

    后來，張競生將褚問鵑母子從北京接到上海同住，他們住在辣斐德路興業裏19號。褚問鵑說每天中午12點一敲，張競生就會回家吃午飯。可是這一天，12點半了，不但他人沒有回來，連個電話也沒有。褚問鵑哄孩子睡着后，馬上去弄堂口借打電話，是張競生接的，他的聲音沙啞，很緊張地說：“店裏出了事，我要遲一點才能夠回來，妳不要等我吃飯。”直到下午4點，他回來了，頭發蓬亂，神情沮喪，頹然坐倒在椅子裏，說：“金×成捲逃，所有現款完全被他提走，卻留了一身的債務給我，我完蛋了！”他說着把頭埋在兩只手掌裏，痛苦地喃喃道：“后悔沒有聽妳的話，如今養虎傷身，除開怨恨自己外，還有什么可說呢？”

    到上海之后，張競生與褚問鵑兩人之間的感情發生裂痕，中間雖曾一度重脩舊好，但最終褚問鵑離開張出走了。于是張競生在《新文化》月刊第二期上刊登了他們離婚的廣告，其中說他們離婚的原因是：“（褚問鵑）受一二CP所包圍與其CP化的情人所引誘，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P化耳。”張競生又在《新文化》月刊上發表了題為《恨》之文，斥褚離他出走。然而褚問鵑的友人則在《語絲》第一百二十四期上發表文章反駁張競生，說是因為“張競生熱衷于跟國家主義派與西山會議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問鵑的不滿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這下子可好，你張競生不是倡導“愛情定則”之一是可以“變遷”的嗎？當時反對派早就笑道：當心你的老婆吧！果然張氏打開的是“潘多拉魔盒”，活生生吃了一個“請君入甕”的啞巴虧，卻正合于張氏所說一旦“條件”“變遷”，“比較”與“變遷”告成，“愛情”就發生變化。張氏雖說于褚氏有恩——助其讀書，提攜學問，這時卻離鸞别鳳，勞雁分飛了。張氏談“定則”，種瓜得瓜，自食其果，成了人家“如何如何”的談資，使他好不惱火，于是不免將身上殘存的男子霸權主義，全盤洩漏，他發表文章“將她屢次對我的假偽欺騙盡情托出，大大罵她一頓”（《十年情場》），這與鬱達夫發表《毁家詩紀》一樣魯莽，其實效卻是在男權中心下，對恩怨女子的刀筆攻伐。

    對張競生斥罵褚問鵑的《恨》一文，則有周作人大加攻擊。周作人指出：“我們看了這節橫暴的話，會不會想到這是張競生先生對他三年前戀愛結婚的那位夫人說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這正是舊日男子的常態。我們只見其中滿是舊禮教，不見一絲兒的‘新文化’。”張競生認為周文完全是“惡罵”，難以容忍，就與周作人大打起筆墨官司，后來發展到意氣用事，張競生甚至攻擊周作人個人的私德，說他娶日本老婆，為“諂媚倭奴”起見，他在北京住家門前不升中國旗而升日本旗，雲雲——而事實上週作人出任偽職還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張競生后來在《十年情場》表示：“我往后極知自己那時的錯誤，可說是為情感燃燒到失卻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與張交惡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時將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張競生晚年回憶說，當年褚女士無緣無故，棄孩離他而齣走，使他受到極大的刺激，于是才導致他寫文章大罵她一頓，事后回想覺得該文章實在太過于惡毒，絲毫無留一點寬恕的餘地。而這件事對褚問鵑而言，可說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到了晚年執筆寫回憶錄時，不僅絕口不提張競生的名字（改以“黃適”代之），還把黃適寫成因車禍身亡，最后由她獨立撫孤。其心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