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在日內瓦，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的外長，幾乎跟美國貿易代表蘇珊‧史瓦普吵了起來。

導火線，是美國政府對農產品的補助政策。這項補貼政策，長期以來讓美國的農產品能以較低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與開發中國家競爭，也讓仰賴農業為生的國家，損失很多生意，因此一直被開發中國家攻擊。上週，美國的貿易代表願意妥協，把補貼金額的上限，從原本的每年四八○億美元，調低到一五○億美元。

表面上，這很有誠意，因為整整砍掉了三分之二。但實際上，美國每年補貼農產業者的金額，目前約為八○億美元左右，跟這一五○億的所謂「上限」還有一大段距離。也就是說，目前的讓步，等於沒讓。「不夠，當然不夠，」參與談判的巴西外長阿莫琳說。但史瓦普一度不願妥協，「哪個國家不接受，就是沒有恢復談判的誠意，」她強硬地說。

這樣的態度，當然讓新興國家的代表跳腳。不是說，要公平競爭？不是說，要建立無疆界的世界？假如有錢國家老在拿鈔票替自家產業撐腰，要窮國怎麼翻身？

對亞洲許多國家而言，像這樣的貿易爭議，只是橫躺在眼前的經濟難題之一。從日本到四小龍，從中國到印度，所有在經濟上力爭上游的亞洲國家如今都發現：經濟成長這條路，遠比過去想像中複雜與難走。怎樣做貿易，才不會造成今天的全球性失衡？怎樣搞產業，才能兼顧老百姓的生活與環境品質？怎樣約束金融市場，才不會在成長之後摔入一個又一個的金融風暴之中？

以前，拼經濟對亞洲而言，是相對單純的。沒什麼好想，沒什麼好猶豫，沒得吃，談什麼都假的；有錢的國家怎麼做，跟著學就對了。於是，大家一起膜拜科技與貿易，高談全球化；一起大搞金融創新，放任消費主義抬頭。政府這樣宣揚，老百姓也這樣相信。因此在上個世紀的整個下半場，亞洲演出了成長奇蹟的接力賽，日本先起飛，然後是四小龍，五小虎緊接著追上。為了在經濟上追上西方富國，這些國家把民主、人權、環境、生活品質擺一邊，錢，撈了再說。有了錢，還怕什麼沒有？

後來，漸漸有人發現：狂追經濟成長，原來還是要付出代價的。香港的空氣，台灣的河川，南韓的土地，不是被過度開發，就是遭嚴重污染；更多地方的政治與人權發展遲緩，貧富差距有增無減；老百姓花更多時間工作、更少時間睡眠，財務危機感卻還是與日俱增。

更棘手的是，過去原本以為能助經濟一臂之力的金融市場，事後看起來反倒像是一顆顆埋在自家後院的地雷，一不小心，就會傷到自己。二十年來，一場場的金融危機，讓日本躺平整整十五年，讓四小龍、五小虎一次又一次無助地眼睜睜看著股市樓市崩跌。

這幾年，日本與四小龍所經歷過的這些痛苦，換到中國、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國家上演。現在，幾乎所有經濟起飛之後的國家都發現：有了錢，未必能擁有一切；辛苦掙來的財富，原來這麼容易蒸發。該怎麼做，才能更健康、更安全地成長？

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亞洲領袖們不僅要能跳脫盲目成長的邏輯，擺脫彼此惡性競爭的習慣，也要勇於用新方法來處理眼前的難題。比方說，面對看來只會愈來愈少的能源，除了補貼再補貼，一定要有更多元的能源政策；對於各項蠢蠢欲動的物價，央行們要勇於約束明顯寬鬆的貨幣環境，而不是放任資金藉由投機市場興風作浪。說到投機，政府與人民如今都應看清，金融市場並不是過去大家所以為的那扇「輝映經濟的櫥窗」，反而是一面扭曲資源、模糊實力的「哈哈鏡」。看看近來的上海與越南股民，就不難明白迷戀其中所要付出的代價。

至於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挑戰。中國應設法引導湧進來的熱錢，長期投入建設與生產，而不是讓這些錢「停泊」在金融市場上伺機而動；印度應該先加速公共建設的改善，再談下一波的經濟轉型；巴基斯坦要輔導人民創新與創業，鼓勵老百姓遠離投機，而不是學著別的國家搬錢救股市；在南韓與台灣，政府不應在「七四七」、「六三三」的口號中，走回「經濟成長至上」的老路，而是要給人民更多優質社會的期待，幫助人民走出盲目的消費主義，阻止信用擴張現象的惡化。

今天的亞洲，比過去擁有更多素質良好的中產階級，他們有協助貧窮的意願，也具備推動文明發展的能力。他們已經可以明白，經濟的成長的速度，不會比保護生活與環境品質重要；熱鬧的金融市場可能帶來驚人的財富，卻也會在冷卻下來之後害人；在消費上，他們心裡都知道，不該貪戀大車豪宅魚翅熊掌，只是需要更多人一起行動。亞洲的政府們，要懂得善用這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