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樹林中學讀了一學期，因涉嫌偷甘蔗案而被退學，退學後透過媽媽的一位小同鄉，時任敎育局督學的樊景周先生安排，以插班生的名義就讀市立大同中學高一下學期，只讀了半年。因學學校改制，省立中學只辦中，市立中學只辦初中，把目前巿立中學的學生一律轉到省立中學就讀。所以我從高二開始就變成師大附中的學生了。

一直到今天，建中、附中都還是最好的學校。當年以我的成績，連做夢都不敢夢到我會讀師大附中。我永遠忘不了我聼了這消息有多興奮。尤其是爸媽，突然變得笑口常開。我發覺我在家裡的地位提高了，左鄰右舍的長輩們都替我高興。

我們大同中學一共有五班轉到師大附中，師大附中考慮到我們這五班學生的學業成績較差，所以利用那年的暑假強迫我們每天上午到學校補習。師大附中是一個很自由的學校，（聼說至仍是如此），校門幾乎沒有門禁。有一天我跟陳國強同學借腳踏車（陳國強是我小學同學），想騎車到校外買東西（要買什麼已經不記得了）。

當時腳踏車是學生主要交通工具。每個學校都有腳踏車專門停放處。學校會派人管理。停車時取一車牌，牌上有號碼，管理員也會在車上掛上一個相同號碼的牌子。取車時憑號碼牌取車，何以那麼麻煩，因為當時腳踏車是奢侈品，這樣做可能是為了防止偷車。

當時台灣有很多英國車，一種牌子是飛利浦，另一種是三槍牌，也有國產車，好像叫飛虎牌。英國車車身輕，騎起來也輕快。國產車笨重，踩起來吃力又跑不快。當年為什麼滿街的英國車，據說是政府海軍在台灣海峽虜獲了一艘蘇聯貨船。那條船裝滿了英國腳踏車，所以當年滿街都是英國腳踏車。許多倒楣的俄籍船員無端成為俘虜，被關了十幾年後才放回俄國。

那天我騎了陳國強的腳踏車到校外買了東西，回來還腳踏車的時候，我發覺我騎錯車了，陳的車是三槍牌英國車，而我騎了一部台產飛虎牌的車子。結果被停車管理員發覺，那位山東藉的管理員劈頭就問：「你幾年、幾班的？你叫什麼名子？」

「你問我這些幹什麼？」

「我要報訓導處，說你企圖偷竊。」

「你在開玩笑嗎？我要是偷車，我為什麼要還回來？我自己的車是英國車，我為什麼換一部國產車？」我急忙辯解。我知道我有兩次退學，一次被少年組處份前科。到了訓導處絕對有理說不淸。

「有理為什麼怕去訓導處？有理到訓導處去講呀？」

「你有神經病嗎？你以為學生都是好欺負的嗎？」我的憤怒到了極限。

「好小子！你敢恐嚇我？」

爭執不久，訓導主任來了，訓導主任外號「人皮」，這個外號據說有「人面獸心」的意思。

到了訓導處，訓導主任問了幾句話就讓我走了。我鬆了一口氣，我以為過關了，其實沒有。

就在那一天的半夜，學校寄了封限時專送，內容是「貴子弟在校發生重大事故，請家長明天到訓導處...。」信是姐姐收到的，我跟姐姐說明原委。姐姐比我大五歲，姐姐從小品學兼優，膽識過人，常常以家長身份出面幫我解決糾紛。那時老爸身體非常不好，我就拜託姐姐瞞著老爸，明天以家長身分到校一談。

姐姐在訓導出跟訓導主任談了一個小時以上，姐姐據理力爭，訓導主任堅持我的行為是「偷竊未逐」。

「不對！假如要偷車，為什麼還要還回來？我弟弟頑皮我承認，但是他不會偷東西，身為訓導主任，不可誣陷同學...。」

幾句話反覆地說了許多遍，最後訓導主任不耐煩地對姐姐說：「學校不會冤枉同學，如何處份，校方自有考量，妳請回去吧！」

「主任！你是辨敎育的，你不要仗勢欺人，你敢開除我弟弟，我就到蔣主任那邊告你，不信你試試看！」姐姐聲色俱厲地丟下狠話。同時對我說：「走！好好去上你的課，有理就不要怕！」

姐姐口中的蔣主任就是指蔣經國，姐姐那時在救國團工作，救國團的主任是蔣經國。

大約是兩個禮拜後，我接到了學校通知，我以「恐嚇敎職員」的名義被「留校查看」處份。留校查看的規定是再犯任何小錯就退學。

整個事情是冤枉的，以「恐嚇敎職員」的名義被處以留校查看也是很荒唐的事，但是保住了留校，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多年後我才知道我沒被退學，我的導師董道明老師起了關鍵做用，聼說附中的傳統是開除學生一定要導師同意，導師不同意，學校不可以開除學生。董道明老師為我的事到訓導處為我力爭。

沒有正式開學之前我已經被留校查看，所以每天戰戰兢兢地上課。我也常常自已警告自己，要謹言慎行，不能再出差錯。以附中的升學率，我是有機會考取大學的。當年的外省人最好的出路是讀大學、出國。外省人沒有資金，沒有田地，做生意沒外省人的份。

沒想到再戒慎恐懼也沒用，高三又發生了一件冤案，（詳見汚辱敎官一文）學校又要開除我，經過董道明老師跟訓導處力爭的結果，我以「汚辱敎官」的罪名再度被留校查看一次。我可能是附中有史以來唯一兩次留校查看而沒有被退學的學生。

除了留校查看的待罪之身令我每天心驚膽戰之外，我不能跟太保學生、幚派份子完全斷絕來往更令我終日忐忑不安。在巨大的憂懼之中我終於病了，我得了類似燥鬱症之類的病（詳燥鬰症一文）。

經過理性的思考，我發覺我在學校分分鐘有被退學的風險，而且在學校無法專心準備大學聯合招生的功課。最後我大膽的向董道明老師提出一個要求，我不到學校上課，我在家裡自修。因為在學校不但無法唸書，而且精神問題也會惡化。

董老師很專心地聼我講完話，然後凝視我長達一分鐘之久。我想董老師敎了一輩子書，可能沒碰過這種學生，終於董老師開口了。

「武之璋！我相信你不會騙我，可是你每個禮拜要來兩次，週一朝會你要來參加，每個禮拜輪到你掃地的時候，你要來掃地。」

從那天開始，我就沒到學校上課。每個禮拜到學校兩次，參加周會跟掃地。每天我把自己囚禁在姐夫朋友在信義路的飲料公司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不跟任何同學、朋友見面，強迫自己每天唸十五個小時的書。每天晚上十二點檢討一天讀書時間，沒讀夠十五個小時，補足十五個小時才睡覺。三個月後聯考放榜我考取了大學，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董道明老師兩度對抗訓導處，不同意學校開除我。又破格讓我不必到學校上課，不算我曠課，讓我在家自修。董老師對我真是恩重如山。此外董老師教歷史上課認真、生動，也使我對歷史產生了興趣。商場退休後以後變成一個專業歷史研究者。董老師是影響我一生的恩師，我越老越感激他，越老越懷念他。這些年每當我研究史學有點心得，或者有新書出版的時候我就會想到箽老師，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書。我想讓他知道，當年他相信一個學校幾度要開除的壞學生是對的，這個壞學生沒有騙他，這個壞學生後來真的變好了。這個壞學生後來真的認真在家讀書，考取大學。晩年追隨老師的腳步成為一個史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