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成名於台灣戒嚴時代，靠文星雜誌蕭孟能的力捧，一夕成名，李敖在蔣介石的威權體制下，敢批評蔣政權的專制、獨裁，批評當時政府違憲，批評學界黑暗，批評中國文化，確實令人欽佩。

當時在戒嚴時期許多官方檔案尚未解密，李敖常能取得官方檔案為其文章的佐證，也頗能服人，李敖文筆很好，天馬行空不拘格式，文字淺白，理路清晰，有吸引力。

李敖被政府迫害，坐了六年牢，出獄後李敖聲望返到顛峰，被譽為台灣文化鬥士、人權鬥士，一直到了與當初拉拔他的恩人蕭孟能對簿公堂、與胡菌夢離婚，其性格心胸狹隘、貪財、忘義的一面才漸為世人知曉。為了報復，檢舉蕭孟能偽造文書，使蕭因而坐牢；為了報復胡菌夢為蕭孟能作證李敖侵占，李敖利用媒體、文字辱罵胡菌夢連續數年之久。

李敖的私德暫且不論，我們再檢視一下李敖的文章，早年李敖批評中國文化的文章頗有可觀者，可是到了李敖出獄後，以罵國民黨、鬥臭蔣介石為職志，其文章格調日益卑下，漸漸不成體統矣！李敖有關國民黨、蔣介石的文章可以歸納出下列幾個通則：

一、凡是原則：只要罵蔣，罵國民黨的資料一律採信，無論降將、政敵、共產黨只要罵蔣的，不加考證，一律採信。

二、斷章取義、隱匿資料：為了達到誣蔣的目的，李敖只採用對蔣批評的部份，而絕口不提對蔣有利的文字如李宗仁雖反蔣，但是李宗仁回憶錄中對蔣在戰場上的勇氣、抗日意志的堅強十分敬佩，但李對這些資料絕口不提；又龔德柏是有名的抗日份子，主戰派，倡言日本必敗論，一生擁護蔣介石，李敖對龔的日本必敗論及擁蔣的言行一字不提。而且無中生有地說龔說日本不亡中國「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其實龔一生都沒有講過類似的話。

三、只用孤證，只會演繹法：李敖常批評別人用孤證，但是用孤證來臧否人物最嚴重的就是李敖。此外李敖寫歷史文章絕不用歸納法、統計法，李敖的統計數字只是用來唬人的，如統計外蒙古比台灣大多少倍，中研院院士有百分之幾到台灣，李敖對一個「歷史事件」的統計題目太單純，如統計中研院院士來台的比例，同時當然也要統計來台院士的平均壽命，更要統計來台院士的學術成績，此外李敖寫歷史幾乎沒有用過歸納法，只會靠孤證斷人生死。

四、只研究好人壞人：研究歷史只研究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是很幼稚的事，李敖的史學最大問題在此，其實世上除了毛澤東以外，那有絕對的壞人呢？而李敖對毛澤東從來不敢批評，李敖當年的勇氣到那裡去了呢？

五、專研究餖飣小事：李敖研究歷史最得意的事是抓到了孫中山、蔣介石照片被人改造，把原照片的何應欽拿掉，徐錫麟的照片有沒有頭髮之類的小事，只能證明蔣介石手下有馬屁精作假，對歷史而言無關宏旨。尤其在一個大時代

有關思想，有關制度的變革，如國共之間現代化路線選擇問題，中國現代徵兵制問題，李敖在這方面幾乎繳了白卷。

李敖的一生年青時以文章暴享盛名，出獄後為悲劇英雄，大家對李敖又敬佩又同情，敬佩其膽量，同情其遭遇。李敖的品德始且不論，李敖在學術上的「凡是論」，替民進黨奠定了台獨建國、台灣新興民族的理論基礎。李敖斷章取義的史料也被台獨學者充分利用。至於李敖的史學更替年青朋友做了最壞、最錯誤的示範。

龍應台是一個通俗文藝作家，龍應台從不自以為是史學家或思想家。「野火集」只是忠實地描繪了一些當時的社會現象，當然描繪這些現象筆法無可避免地有批判的意味，而批判的標準又是西方的民主、法治作標準。「野火集」出版後很引起一些關心文化問題者的討論，也對台灣的現代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野火集」中描繪的許多現象現在有些在台灣已經不存在了，有些依然存在。

「大江大海騙了你」龍應台寫作的目的與「野火集」類似，龍應台企圖很客觀描繪一些一九四九年的眾多「現象」，尤其是小人物，如低級士官兵、學生、小公務員等，更費力地去描繪戰爭的殘酷，同時龍應台雖強調「客觀」、「忠實」，但對國共問題實有褒貶之意，所以龍應台才會以一個失敗者的「第二代」為榮。

龍應台缺少史學訓練，對史料的真偽缺少判斷能力，如二二八事變，如國民黨抓兵等，所引之資料有誤。但是總結一九四九大江大海的企圖是令人敬佩的，至少也提醒了大陸方面，不該再用意識型態，不該光用標語、口號來談一九四九。在這方面龍的書也產生了一個正面作用。

如果僅以中國近代史或中國現代化這個議題而論，李敖根本沒有資格批評龍應台，龍應台在這方面作品不多，成績有限，但是龍是暢銷作家，野火集對台灣社會的進步有一定的貢獻，而龍應台至少沒有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