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伯樂的眼力，我發現我們的社會到處都是千里馬，可是我沒有伯樂的權力，連推荐一個科長的能耐都沒有。我明明就是匹千里馬，但生不逢時，我生長在一個沒有伯樂的時代，空有一身功夫而毫無發展的機會，這是我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的不幸。

取法黃梨洲　歷史可佐證

清初大學者黃梨洲先生明亡以後，從事反清運動屢遭挫敗，見大勢已去，潛心學術研究，深入思索文化問題，著「明夷待訪錄」乙書，書中內容至為廣泛，檢討中國傳統政治、法律、君主制度、戶政、兵役、稅收，為中國最早一批起蒙大思想家。

「明夷」是易經中第三十六卦，喻賢者不得志。

黃梨洲在書中自序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意思是「我雖然老了，就像等待箕子那樣的賢人來訪問（瞭解、拔識）我，豈能因天剛黑（明剛亡）天還不亮，就祕藏我該說的話呢？」

箕子是商朝大臣，屢次諷諫紂王而被囚，後來裝瘋避禍成為奴隸，商亡後率五千人移居朝鮮為君，亦稱箕伯。

我說我是千里馬，大家說我吹牛，我說我才勝諸葛亮誰也不信。無奈之餘，我以「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同樣的心情，寫「假如我是馬英九」專欄，糾正馬英九的錯誤，為馬英九建言，為馬英九獻策。

假如有一天馬英九發現我確實是匹千里馬，我不求一官半職，只希望馬英九採納雅言少犯點錯就好了。

假如馬英九完全不理會我的話，那麼白紙黑字，時間可以證明我是不是千里馬。「假如我是馬英九」所有文字，就像明夷待訪錄一樣，靜靜地等待「簣子之見訪」，等待歷史來證明我的高明。

假如我是馬英九，我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法辦李登輝，李登輝與劉泰英狼狽為奸，貪污金額之大絕不比陳水扁少，劉泰英坐牢，而李登輝居然無事，不但無事，且以台獨指導教父身份興風作浪，製造社會動盪。

或曰，沒有李登輝犯罪證據，所以無法起訴李登輝，此言差矣！據筆者可靠資料，情治單位早已掌握李賊貪污證據，包括劉泰英的供詞，以及李登輝親友銀行帳戶，存款提款有異常往來者超過百名。

所謂異常往來，如李登輝有一遠親任小學教師，在某校任教，在某銀行開戶十餘年，存放款皆在六位數字之內，有一天帳戶突然存了五千萬元，當天就提走了．此所謂異常往來帳戶。李賊靠百名以上親友洗錢，數目之龐大可想而知。

銀行貴戶資料保存時間本來就很長，資料電腦化以後保存時間天長，至今要辦李登輝，為時仍然不晚。

不搞請益行　法辦李登輝

但是馬英九上台後，非但不辦李登輝，而且待之以恩師之禮，沒事去看李登輝，名曰「請益之旅」。請問馬英九先生，李登輝哪一點值得你去請益？品德？學問？治國能力？這種人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別說現任總統，就是親友都羞與為伍的壞痞子。

馬英九身為總統之尊，不但不敢法辦此獠還待之以禮，馬英九心中還有沒有一點是非之心？還有沒有一點正義感？更何況李登輝是搞垮國民黨的元凶？馬英九認賊作父，豈有資格做國民黨主席？

假如馬英九法辦了李登輝，可預見的後果是民進黨趁機煽風點火，挑撥無知深綠鄉民走上街頭，甚至可能會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但是如果馬英九夠種，所有非法挑戰都依法強行壓制，首惡者皆依法究辦，風波平息以後等於打通台灣法治的「任督二脈」，台灣法治不但會大幅提昇，而且馬的作風可能成為十三億人的精神領袖。

因為法治（Rule of law）在中國是很困難的。中國文化裡儒家重德治，德治者，人治也，非但如此，儒家還有反法制的傳統，春秋時代晉國鑄刑鼎，把刑法鑄在銅鼎上，這是人類最早的成文法之一，也是中國法律的重大突破，孔子對此非但不加讚美，而且憂心忡忡說：「遭了！晉國的老百姓從此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註：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戰國時代的孟子，有人問他假如舜的老爸犯罪，舜的法官該依法辦理嗎？孟子說：「應該」，那人又問：「舜難道眼看著老爸判刑嗎？」孟子說：「不可以」，「那該怎麼辦呢？」那人又問。孟子說：「舜應該拋棄王位，揹著老爸遠到海邊，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日子。」（註：孟子盡心上）以法學的角度來看孟子公私不分叫舜「棄職潛逃」。

看！這是我們儒家聖人的法治觀。也許有人問我們不是有法家嗎？錯！在中國文化裡沒有真正的法家，中國號稱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只是法術家，他的學說的中心理論，其實是一套帝法統治學，教帝王用法、術、勢來統治天下，法者法律也，術者帝王權術也，勢者帝王濫殺之權力也。

韓非子教帝王用權位、重償、重刑來駕馭部下，如有人對三招都不賣帳，則此為「無用之臣」，殺之可也（註：韓非子二柄），韓非子的學說充滿了矛盾。

中國儒家反法治，中國法術家又鼓勵帝王用權謀，重償濫權來控制部下，所以中國人在法治的道路上，簡直是舉步惟艱，什麼「法理不外人情」、「法令多如牛毛」、「明哲保身」、「民不跟官鬥」、「中庸之道」、「和諧」、「圓融」等等傳統文化中反法治的幽靈，依然活躍在海峽兩岸的華人社會，依然是華人社會法治的絆腳石。

馬英九如果法辦李登輝，非但可以打通台灣法治的任督二脈，而且可以打破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上的法治障礙，台灣的成功當然會影響到大陸的法學思想，當然對大陸的民主法治有催化作用、示範作用。

奢言不沾鍋　有愧總統責

但是馬英九非但沒有這種雄心壯志，而且上任以來無論對李登輝的恭順、無論對司法改革的消極態度，都令泛藍支持者失望，何以如此，追根究底，最大原因是馬英九的法學不及格也。許多人聽了也許大吃一驚，馬英九不是法學博士嗎？法學博士會不懂法學嗎？

不錯！馬是法學博士，但是學位不等於學問，一個人努力讀幾年書，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但是拿到學位以後，從此不再關心、思索法律問題，他的法學是會退步的。

如馬英九先生拿到學位，在美工作不久就回台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祕書，從此進入權存核心，後來雖擔任過法務部長，但對台灣的司法制度問題、司法界風氣問題、台灣傳統中國文化反法治傳統問題，瞭解都不深入，最可悲者，馬英九在官場中汲汲營營多年以後，馬的正義感、赤子之心、與基本的法學常識都不見了。

馬的正義感、赤子之心不見了，馬變得冷酷、權謀也許很多人都同意，但馬的法學常識也不見了，許多人也許不同意，茲舉幾個例子證明我的看法。

馬在市長任內常說「惡法亦法」。在古希臘時代，伯拉圖、亞里斯多德都講過「法律必須是良法」，近代法學的飛躍進步，就是法學家打破「惡法亦法」的傳統思維。

「惡法亦法」是統治者欺壓百姓的藉口，是立法機關因循苟且的結果。法學家認為，「惡法」是任何社會都不能避免的現象，但是「立法者」、「執政者」、「法學家」三種人，不能講「惡法亦法」，因為你的工作是找出惡法、消滅惡法，而馬英九口中居然講「惡法亦法」，一個法學博士居然講出沒有法學常識的話。

馬英九面對司法問題的回答是「我不干涉司法」，從廣義的司法而言，一個行政首長都兼賦司法官的權利跟責任，何況總統？所謂不干政司法，是指不干涉司法個案的審判。司法制度有問題，司法官風氣有問題，百姓對司法常識不足，我們文化中反法治的傳統，難道不是總統該思考的問題嗎？不是總統的責任嗎？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了，我們檢視現代化的成績，無論科學、經濟都有快速的進步，唯有政治、法律進步非常緩慢，海峽兩岸皆然，歸根究底問題出在文化。

台灣的民主政治已有相當基礎，假如馬英九有膽識打破中國文化中人情、權謀等法治障礙，法辦李登輝，馬英九先生絕對有資格做十三億人的精神領袖。馬英九先非但浪費了上天給他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而且沒事向李登輝請益，我不但懷疑馬英九的法學，而且懷疑馬英九的精神狀況。

假如我是馬英九，我非但依法究辦李登輝貪污之罪，而且召開全國性的法學研討會，從法律、制度、法學、文化，全面檢討對中國社會的法治問題，全國檢討提昇我們社會的法治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