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翠蓮博士著作書名與內容不符，書名是「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而實際上書中談到派系問題僅僅第四章──派系鬥爭與二二八事件[1]共計四十一頁，而該書共六章，五百二十六頁，佔整本書不到10%，其他文字都在敘述二二八的原因、經過、結局等，至於「權謀政治」的問題著墨更少，沒有專門的篇章討論，只散見於其他章節之中，零星而沒有系統，故本書有嚴重的文不對題的缺點，假如書名改成「二二八事件始末」，或許更切題些，其實「權謀政治」確實是二二八問題惡化的重要原因，可惜陳博士對此一重要問題沒有深入討論，而且陳博士對「權謀政治」的評論對象也不周全。整個二二八事件那些問題可歸類於用「權謀」來處理，那些問題因權謀而惡化，並沒有仔細的、全面的分類討論，對這些問題我的看法如下：

一、權謀的定義：權謀的定義是政治領袖沒有依法處理問題，而用心機、謀略、政治藝術、個人威望等方式來處理問題，權謀可以解釋成任何人，當然也包括當年的民間領袖在內，只要不依法行政，不尊守法律規範處理問題都叫「權謀」。不應該單獨指責陳儀「權謀」、長官公署「權謀」，而不指責當時的民間領袖的「權謀」、處委會的「權謀」。

二、從不依法行政就叫「權謀」的標準來看，我們不能只挑陳儀對台灣人不利的作為叫做「權謀」，對台灣人有利的作為就不叫「權謀」。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說陳儀派人參與處委會、分裂處委會、緩兵之計叫權謀，而不批評陳儀在開始就對暴徙太過寬鬆，對處委會一再讓步等作為不叫權謀。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台籍領袖鼓動民眾、利用民眾以及告洋狀不叫權謀、我們更不能不指出林茂生等人篡改三十二條，除掉「國軍繳械」這重要訴求，把沒有「國軍繳械」的三十二條給美國副領事柯爾，爭取美國及國際同情以達到台灣獨立[2]等等作為不叫權謀。假如我們不用雙重標準，我們發現二二八事件惡化的原因之一是你「權謀」，我也「權謀」，最後從「權」來「權」往變成「拳」來「拳」往。

三、「權謀政治」誰該負最大的責任，我認為是陳儀，陳儀在軍、政界歷練數十年，在當時中國的社會，他累積太多權謀、政治藝術、政治手腕等經驗，所以二二八事件一開始陳儀就沒打算依法處理。二二八發生動亂以後我們看陳儀的應變處置：

三月一日陳儀接見民眾代表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灯、林忠等。答應民眾代表全部要求，包括：

立即解除戒嚴。

被捕之民眾應即開釋。

不准軍警開槍。

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

請求長官對民眾廣播。

上述要求「被捕民眾立刻開釋」、「不准軍警開槍」、「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即使依當年最低標準，都不是依法行政有效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陳一開始就存著犧牲自己人，以平民怨，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等權謀考量。

到了三月二日陳儀對台人廣播：

凡是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衝動，缺乏理性，准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

被補之人民一律釋放，不必由里長保釋，以免手續麻煩。

三月三日，處委會代表黃國書、黃朝生、李仁貴，民眾代表盧輝木、方添登等前往軍法處調查肇事公務人員是否確已羈押，並由新生報記者一一照存證。

上述這些作為，即使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都是很離譜的事，人犯是否在押，老百姓不相信，而且陳儀居然接受民眾代表記者到獄中一一拍照存證，此舉置長官公署威信於何地？置陳儀個人威信於何地？這種作法可謂「舉措乖張」來形容，這樣的軟弱，對於已經身歷日本人嚴刑峻法的台灣百姓而言，無疑是一種鼓勵、誤導了台灣人民，以為政府軟弱，以為中國部隊是叫化子兵，不堪一擊，這種誤導讓事情急速惡化，最後如燎原之野火，終至不可收拾。

假如二二八發生以後陳儀一方面宣布戒嚴，一方面聲明依法處理失職公賣局人員，只收押打死葉根得的傅學通一人，以免妨礙其他人執行公務，但依法論事，連收押的必要都沒有，並且嚴辦鬧事民眾，同時光明磊落地告知民眾，如台灣亂事擴大，兵力不足，必要時要向中央要求派兵支援，如此亂事可能不會擴大。我們從事後處委會、以及許多自治團體、民軍等聽到大陸將有部隊增援台灣的消息以後即士無鬥志、一哄而散的情況看來。陳儀一開始就態度強硬的宣告依法處理，不給台人國府懦弱、怕事、國軍不堪一擊等錯誤判斷、二二八的問題不會惡化至此。

「權謀政治」是政治文化的一部份，不但遠遠流長，而且影響一直存在到今天，「權謀政治」的病毒不但存活在政治人物心中，同時也存活在每一個老百姓的心中，「權謀政治」是文化問題，也是社會現象，權謀政治的病毒只有在進入一個充分透明的法治社會之後才能根除。

在西方有一個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結果政府民間大家依法處理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那就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波士頓大屠殺。

一七七○年英國統治下的美國充滿仇英情緒，三月五日小隊英軍在波士頓街頭被暴民攻擊，英軍開槍還擊，結果三名市民死亡，八人受傷，經過渲染，變成英軍在波士頓街頭無故殘殺數百名百姓。史稱波士頓大屠殺。事發後英國公開審判英軍，抗英領袖律師亞當斯挺身而出為英軍辯護，當時被指為美奸。但是亞當斯告訴民眾，即使敵人也有受公平審判的權力，後來英軍以執行公務為由無罪開釋，真相大白以後民眾反而佩服亞當斯的道德勇氣。波士頓大屠殺是一個與二二八類似而結果完全相反的歷史事件，前者完全依法處理，結局圓滿，亞當斯做了美國第二任總統。當然美國當時的民情、官吏水準、法治程度與當年的台灣不同。但是其中最大的差異在前者依法解決問題，後者訴諸權謀。波士頓大屠殺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當時美國仇英情緒更甚於當年二二八台民對外省人的仇恨，結果因為政府、百姓都依法解決問題，大家都沒有權謀考量，結果波士頓大屠殺事件結束後成為美國歷史上的正面教材。拿波士頓大屠殺英政府的態度、美國民間領袖的態度、美國百姓的度量，對照我們對二二八的處理方式以及到今天還被政客操弄的事實看來，二二八應該令我們羞愧、反省之處甚多。

權謀政治確實是二二八惡化的主要原因，陳儀對此要負最大的責任。陳翠蓮博士點出問題所在，可惜陳博士對「權謀」的定義瞭解不夠深入，「權謀」對二二八影響的分析不夠深入，也不夠全面，是很可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