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原以《台灣胎記》之名印行，而於民國八十六年重新以《解讀二二八》改名出版，能夠長久行銷，可見本書對許多想要一窺二二八事件堂奧的讀者而言，還是一本重要的論著。由於本書對入門者有導引作用，所以我們必須指出該書的許多謬誤之處以免誤導讀者。最後必須說明，我們要評論的是後一個《解讀二二八》版本。

　　該書優點不少，但值得檢討的部份也不少，例舉如下：

一、書中認為陳儀等大陸官員來台初期，在公務人員的職等比例上，對台人並不公平，李教授認為「台灣人身居要職的比例極小」，書中載有一表，乃根據監察院〈台灣省現任公務人員概估〉統計表而來，統計時間為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底，該概估乃統計台灣省薦任和薦任以上官員的省籍分配情況，我們將它附於文後供讀者參考。[1]

　　這樣的解釋如果只在一個絕對標準的層面上來看，我們只得說李教授正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待台省人民並不公平。但是如果以另一個相對標準的層面來看，比較日據時代的數據，我們就可以得知光復初期台省人民擔任要職的比例，其實較日本統治末期已大幅提高。依陳翠蓮博士著作中的記錄顯示，在日據時期台省人民任職薦任及薦任級以上的人數及比例，相對日人的狀況如表一所示。[2]

　　兩份表格相較，顯示在陳儀一年二個月的治台期間（至民國三十五年底），也已提拔簡用不少台籍人士，超逾日據末期良多。以簡任級的高級公務員來說，日據末期台省人士只得1位，陳儀在三十五年底，即任用台省人士27人，薦任級的中級公務人員，日據末期台省人士只得51位，陳儀在三十五年底，即任用台省人士817人。實際上增加的比例皆以十倍計。台籍人士對本省人任高階職位公務員比例少於外省人不滿，可以理解；但以實務而言，有職等的公務人員任用，必需按其任用辦法晉用晉昇，怎可任意破格提升職等？一年二個月的治台時期，能依規晉升多少台籍公務人員，實在也不能太過要求，更不能用這個理由來認定是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之一。

以上這些狀況如果不詳加解釋，不注重公務人員任用實務上的困難，只引用單一資料片面說明：「大陸人壟斷權位」[3]恐怕流於主觀。

二、李教授書中提及光復初期台灣民生的凋敝，因為物價上漲、商人屯積米糧、百業蕭條、失業人口大增，造成台灣省民的生活痛苦。[4]這其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當然有重大責任，但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參戰國國民，幾乎都免不了受到戰爭破壞而帶來經濟蕭條之若。例如戰後的日本，盟軍大轟炸破壞了大部份工廠，生產力萎縮到不及戰前十分之一，民生物資缺乏，百姓三餐不繼，當時不少日本少女到南洋賣滛，賺錢寄回日本，或維持父母基本生活，或供弟妹讀書，[5]同時美國先後援助日本二十多億美金幫助日本重建國家，日本經濟復甦以後，不少日本學者或文學作品感念當年在南洋賣滛的日本女人，認為她們不但也是戰爭的犧牲者，同時也是日本經濟復甦的功臣。又如當年的中國大陸，抗戰前到勝利後通貨膨脹達五百多倍之多，遑論金元劵失敗之金融全面崩潰，相對當年台灣的經濟情況比世界大多數的地方都較穩定，強調經濟問題是二二八發生的主因恐非事實。至於公賣制度的缺點，如效率不高，成本控制不易，無法與民營事業競爭等先天缺點，乃是事業體長期經營的缺點問題，對於短期經濟不會造成立即性的傷害，其於二二八的影響更小。

三、《解讀二二八》這本書，對共黨份子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著墨不多，對一本入門書來說似乎有所久缺。例如對事件北中南三個中心的台中謝雪紅和鍾逸人二七部隊，只用16行文字描述；[6]對將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定案的，處委會台北市分會主角王添灯及其周邊台共分子的雙重身份角色，只以一段「三月六日下午，『處委會台北市分會』成立，由王添灯任主席……王添灯膺此重任，乃委請其《自由報》同仁潘欽信、蕭友三、蔡慶榮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者）研究更具體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後由潘欽信執筆，草擬成三十二條的『處理大綱』」[7]五行字淡淡帶過。由於共黨分子在事件擴大扮演相當大的角色，李教授這樣的寫作方式，將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淡化，對瞭解事件為何會擴大並無幫助。

四、蔣中正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台灣省發生二二八事件，套句現代用語來說，對事件的責任他必須概括承受，但是負何種責任應該讓證據來說話。但反之，對其不應受的責難，也不該任其無端受謗。

李教授書中言及蔣發給陳儀的電報內，經舒桃（元孝）親口證實有「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等字，但又言「在目前可查到的史料中，雖無上述舒桃所言之資料。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處斷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然後，李筱峰教授乃以張學良提及的「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没有辦法的』」為證，認為蔣過去迷信暴力的性格，在二二八事件中採取「格殺勿論」態度，似乎也就見怪不怪了。[8]

　　李文中引述的資料無論是舒桃的親口證實或張學良的話，都是二手資料，都是孤證，而且瞭解蔣介石的一生就知道蔣的性格特質並非「迷信暴力」，如在蔣統一中國與軍閥混戰時期，以及蔣在剿共時期，德籍顧問屢次建議蔣作戰時要徹底殲滅敵人，但是蔣迷信中國「以德服人」，之傳統，一再原諒敵人。而二二八有關蔣的一手資料如三月十三日致電陳儀元電「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三月十九日電白祟禧：「據劉師長電稱，我軍一營追擊至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此應特別注意對殘匪之清，切不可孟浪從事，稍有損失以漲匪焰，尤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故軍隊補給必須充分周到，勿俟官兵藉口敗壞紀律，如果大軍入山，窮追更應慎重，請轉告劉師長為要，近情如何盼復。」上述電文並有手跡原件，可謂一手資料。如果李筱峰連一手資料都不相信，豈可輕信對蔣介石不利之二手資料及孤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