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翠蓮博士《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是有關二二八歷史的一部力作，多年來很受重視，但是我們詳讀該書以後發覺許多問題，謹以客觀的學術態度，對該書提出一些質疑，供關心二二八的朋友參考。

第一、陳翠蓮博士的論文，以派系鬥爭當做二二八事件核心的主軸，本文也就以派系鬥爭為主軸就教於各位。陳書中的第四章〈派系鬥爭與二二八事件〉中，將隨陳儀來台的國民黨各派系，分為政學系、孔宋系統、軍統、CC派、三民主義青年團等五大派系；本省人士則分為半山和地主士紳階層及一般知識分子三大集團。其中，陳儀身處的政學系（包含其治閩班底）和軍統及孔宋系統三個國民黨內的派系，結合半山集團，陳博士稱之為統治集團；而三青團和CC派分別結合本省知識份子，而地主士紳階層則自成一派，此三個派系陳博士稱之為民間社會。[1]陳書中有列一個圖，我們將其附在文後，以供參考。

國民黨內的派系分野，能否那麼簡單的區分，讓人十分好奇。依常識性的區分方法，國民黨內的各派系，可區分為黨務、政務、軍事、經濟、特務等五大權力分權。那麼CC派及三青團主要屬「黨」，政學系主要屬「政」，黃埔系主要屬「軍」，孔宋集團主要屬「經」，軍統主要屬「特」。但各派之間，有爭權奪利者，有爭功諉過者，但兩派全面公開衝突的情形，尚未得見。

譬如CC派自有中統局特務機關，軍統雖與中統相互競爭，但也絕對不會橫挑全CC派的大樑子。蓋，在撤退來台之前，陳立夫兄弟深得蔣中正總裁的竉信，黨務一任陳氏兄弟經手，勢力舖天蓋地，軍統在特務情報方面雖得蔣之絕大信任，但蔣尚且置一中統在陳氏兄弟手下制衡軍統，軍統又怎敢無事生非只為爭權奪利而得罪整個CC派？就算軍統敢，各派系權力的來源者蔣中正，也不一定會允許此一情況的發生。

再者，由於各派人馬流動，有時也會伸入其他派系的地盤範圍。如陳儀是政學系，先前雖然是帶兵官，但後來多時以政務工作為主，但其義子湯恩伯則深受蔣中正重用，雖非黃埔系統出身，但在抗戰時期領兵數十萬號稱河南王，遠勝許多黃埔出身的將領。所以國民黨內各派系在中央或地方都是盤根錯節，無法一刀兩斷的釐清彼此的關係。

因而，陳書中只因黨務工作必須結合基層力量，而在各地方布建基層黨部連絡地區有力人士，就將CC派及三民主義青年團視為民間社會，則可能過分簡化了事實。[2]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國民黨內的黨、政、軍、經、特五大分權，不管在中央也好在地方也罷，每個派系都是統治集團。任何地方人士（包含地主士紳或一般知識分子都一樣）跟上述五大權力結構合作，不是為了獲取「權力」難道只是為了熱愛鄉土？在台省的CC派和三青團恐不能視為民間社會。因此，這一個派系的統治集團區分實在有必要重新檢討。

第二、陳在本書中以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為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因而忽略了共產黨在事件中的影響。例如她認為舊台共如蘇新等人誇大了中共地下黨的作用，而真正中共派赴台灣進行工作的蔡孝乾，她也認為效率不高。陳的結論是「由於組織發展未臻健全，對台灣戰後情勢估量不夠準確，使得中共在台工作委員會在猝發的事件中只能扮演被動的角色」而且「舊台共勢力固然有較前者深厚的社會基礎，但稍有作為的謝雪紅一支，也難免受到士紳階級的抵制，在國府軍隊增援前後匆匆潰散」所以「國民黨政府指二二八事件為中共奸黨所策動，則顯然是搪塞卸責之詞。」[3]

此一看法，以背景層面來看沒有大錯，意即二二八事件確實並非如國民黨所說的由「中共奸黨」所策動，國民黨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推給共黨，純粹只在卸責。但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北、台中、高雄三個事件的風暴中心，台北「處委會」裏，自由報諸舊台共領導人，藉自由報社長王添灯影響事件的走向，[4]最後甚且因而弄出了令陳儀十分不高興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台中則謝雪紅本就為武裝風暴之核心，結果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中心裏有二個由共產黨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如果以共黨在事件中影響的層面而論，讓二二八事件難以和平收拾的因素中，恐怕共產黨必須負上比國民黨內各派系還要多的責任。

第三、陳書中以二二八事件中CC派搧風點火意圖扯政學系陳儀後腿，軍統則以兩面手法耍弄陳儀意圖拉下陳儀，解釋事件裏軍統和CC派的角色。[5]就中統而言，首先，陳翠蓮博士認為CC派所屬的中統向中央匯報台省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狀況，是「不利於陳儀」的手段。[6]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中統善盡情治機關的本份，談不上什麼和政學系的鬥爭。再來，她認為CC派省黨部外圍組織「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張晴川、白添枝、李仁貴、廖進平在事件擴大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這和台灣省黨部脫不了關係。[7]但是陳在書中也說，CC派在台灣省的頭子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事件初起的三月一日即多次要求「政治建設協會」常務幹事兼組織部長蔣渭川積極介入協助撫平二二八事件。[8]由此觀之，省黨部對外圍組織成員的控制力，實不能如臂使指只能動以利害，而且CC派對白添枝等人的作為真否能加以控御，也有待證明。那麼CC派在事件中的角色如何，該負的責任為何，恐怕還要再研究。

就軍統而言，要以派系鬥爭的觀念來看事件中軍統的角色，那麼就必須先解釋軍統鬥贏陳儀能取得何種「權」或「利」？陳博士在書中極力想要說明，柯遠芬是軍統人馬，其作為造成二二八事件動亂的擴大。[9]但軍統以特務情治系統為主要發展地盤範圍，柯遠芬是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陳儀是兼司令，由參謀長負一切名義上及實際上的責任，柯遠芬實因陳儀力邀而來台任職。柯氏拉下陳儀，再來一個行政長官兼司令或省主席兼司令，對柯氏並沒有任何利益可言，而甚至新任長官或省主席會不會將其撤換改任自己親信，也在未定之天。

興風作浪所獲不多，還要擔心相互競爭的中統或其他情治系統，蒐得軍統在事件裏暗中搞鬼的實情往上呈報，柯氏為何還要鬥倒陳儀？沒找到動機前，只以派系鬥爭解釋軍統的角色，說服力不足。至於事後三民主義青年團許多人被關、被整，主要原因是他們參加二二八，這與他們派系背景無關，如果有CC或軍統分子參加二二八，國民黨難道會放過他們嗎？

深入瞭解國民黨當年的派系特色，我們應該知道，軍統、中統是特殊的機構，他們直接對蔣負責，他們之間互相競爭，他們對其他派系之間，沒有實際的利害衝突，他們是以「監軍」的心態替蔣辦事，對蔣個人負責，從陳文中的許多分析，可見陳對國民黨當年派系的特性瞭解不夠深入。

陳文中一再強調國民黨之間的派系頃軋，但是陳忽略了當年這些派系對認定「二二八是場暴亂」、「是叛國行為」的共識，我們看軍統、中統、長官公署、保密局、中央黨部各單位給中央及蔣的報告，對二二八發生的經過，處理辦法等立論、建議等都大同小異，可見大家立場一致、想法一致，所以派系鬥爭對二二八影響極小，陳文中用大量的資料來分析國民黨的派系情況，精神可佩，但是強調派系對二二八有多大的影響，在邏輯上事實上是都無法成立。

至於陳文中一再強調32條「軍隊繳械」、「撤銷警備總部」等十條是由軍統CC派唆使的陰謀以羅織台人罪名作為出兵藉口，此說既缺乏直接証據，又不合情理。事實上，黃彰健院士的研究「軍隊繳械」系林添燈的主張，惹禍以後曾經向陳儀要求取消「軍隊繳械」這十條。同時以當時台灣動亂之嚴重，尤其有共產黨參與暴亂，中央派兵已是遲早的事，沒有必要再增加一兩個出兵的藉口，一再強調陳儀、柯遠芬等人「製造」、「羅織」出兵藉口，是見樹不見林的看法。

國民黨是一個革命政黨，在二二八之前國民黨歷經了辛亥革命、北伐、剿共、抗日。除了軍閥以外，共產黨、日本軍閥都非易與之輩，在二二八之前國民黨已經累積太多的鬥爭經驗，二二八對國民黨而言是癬疥之疾，同時以當時台灣情況之嚴重，大多數縣市實際已經「淪陷」，治安混亂，各地警局警員棄械逃逸，地方政府癱瘓，中央出兵己有足夠理由，根本不必大費周章捏造台人「罪證」，作為出兵藉口。同時以當年國民政府官員對法律也沒有尊重到這種地步。國民黨派系雖多，內鬥激烈，但是遇有外敵，更多的情況是一致對外，否則，國民黨不可能完成東征、北伐、抗日等大事。研究二二八的發生原因，惡化原因如以重要性而言，陳儀的處置失當、本省領導階層的內鬥、書生誤判情事、暴亂的擴大、駐台兵力不足、台灣社會結構特別產生的認同錯亂等等其重耍性都超過國民黨派系鬥爭對二二八的影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強調派系鬥爭使二二八情況惡化與國民黨「製造」假罪證做為國府出兵的藉口。非但邏輯不通，同時對國民黨的歷史屬性缺乏更深層的瞭解。同時陳文中對大量參考資料也是選擇性引用，如引用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為何對唐文中大量描述暴民暴行的資料略而不提，對楊功亮報告中譴責暴民、皇民奉公會分子的內容也隻字不提，這些都是可信的史料，也都是二二八惡化的重要原因。

歸納陳文雖然旁徵博引，可惜犯了對國民黨認識不夠深入，邏輯不夠嚴謹的毛病，所以書中的重點結論「派系鬥爭使二二八情況惡化」，這種論述使我想到一句廣東諺語「風大賣皮箱」：

有兩個人一同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到了以後發覺該地風沙很大，其中一人立刻興奮地說：「機會來了此地可以發展皮箱生意，保證可以賺大錢。」「為什麼？」另一個人問，他回答說：「你想，風大眼疾者必多，眼疾者多瞎子必多，瞎子多拉二胡的必多，拉二胡的人多貓必少（用貓皮蒙二胡共鳴桶），貓少老鼠必多，老鼠愛咬皮箱，老鼠多皮箱耗量必大，故此地賣皮箱必發大財。」

硬把國民黨的派系問題扯到二二八頭上，而不重視引起二二八的主因，如台灣書生誤判形勢、流氓、退伍台籍日本兵、日本通譯、皇民奉公會分子等動機主張各有不同，以致動亂一發不可收拾等，而硬扯一堆不相干的或次要的因素來解讀二二八跟風大賣皮箱一樣，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