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酷愛歷史的民族，中國歷代都有史官的設制，官方不但修國史，而且也修前朝史，中國人修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亂臣賊子」懼。中國人不但重視官方歷史，同時民間也重視個人歷史、家族歷史，所以知識份子對自傳、行述、墓誌銘、家譜都非常重視。中國社會發展是以家為基本單位。正如軍中以「連」為基本戰鬥單位一樣。儒家認爲「齊家」與「治國」同樣重要。

中國人立身行事往往想到「光宗耀祖」。中文詞彙中的家訓、家規、家聲、家醜，都顯示中囸國人對家族榮譽的重視。「光宗耀祖」、「光耀門楣」也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奮鬥向上的動力。中國文化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因為制度不健全，薪給多寡不盡合理，官吏權力過大等因素，所以貪污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必須要薪水合理化，文官制度建立後，也就是國家法治以後才能徹底解決。在封建時代的知識份子用道德力量，自我要求、自我約束，同時也要求家人、子孫為官不得貪瀆，成為家規、家訓，以防止官員貪瀆之風的惡化。如宋朝的名臣包拯，告誡後代子孫：「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又如清代中興名臣曾囯藩在告誡諸弟書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此時待奉高堂貲須，以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即多寄家中，而堂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而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如做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滛伕作惡，勿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絕不肯以攸官發財，絕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包拯有:「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之惡言，可見包拯對貪污的深惡痛絕。曾國藩更進一步教訓子弟留給子孫太多的錢，讓他們不勞而穫是害他們的。在西方有許多開明的家長盡心盡力的教育他們的後代，去世後把全部遺產捐給公益團體；許多爭氣的子孫拒絕繼承父親的遺產。

孫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去世，生前口述由汪精衛執筆的兩份遺囑，一份就是大家熟知的「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另外一份是交待家事的遺囑，全文是「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全部共計五十五字。死後遺產不勞會計師核算，也沒有後人打遺產官司。

中國知識份子立身行事，除了敬畏父母的期許、聖賢的教訓，同時也畏懼使「子孫蒙羞」，岳飛與秦檜的故事得知歷史的審判是多麼無情，多麼嚴苛。在西湖岳王廟

鑄有秦檜夫婦、張俊及萬俟卨等四人跪像供遊人唾罵，並有一聯曰：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鐵無辜鑄佞臣

這兩對跪像因為長期風吹雨打，又常被遊人用磚石打砸，所以毀壞了。清  張祖翼  岳墓重鑄四鐵像記(光緒二十三年)「歲甲子全浙底定，銷所獲鋒鏑，補范奸像，春秋之法，雖死必誅，以明刑也。越三十年光緒丁酉，祖翼恩簡擢，來繼其武，謁王祠墓，風雨之所摧，日之印炙，頑鐵陊剝，益以人心義憤，積歲詈擊，身首殘棄。因命工又范之，縳跪如前狀，殛奸回於既往，懍正氣於人間，以告萬世之為人臣者。」可見國人對秦檜夫婦之痛恨，「歷春秋之法、雖死必誅」鐵像毀壞了也饒不了你，再鑄兩對供遊人羞辱。又清人作一聯曰：

人從宋後鮮名檜

我到坆前恥姓秦

直到今天有人向姓秦的問「您是那個秦？」我保證他們回答：「秦始皇的秦」或「秦漢的秦」，沒有人會說「我姓秦檜的秦」，歷史的譴責真是嚴如斧銊。所以中國知識份子非常重視家族歷史，尤其恐懼有辱家聲，讓子子孫孫背負歷史駡名。

中國傳統式的家庭，在台灣依然不絕如縷，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大人物，生前叱吒風雲，死後家無恆產，遺命薄葬，不發訃文，不公祭，遺囑鼓勵子女愛國，自立、自強。重視家族榮譽，這一點東西文化並無不同，社會現代化、法治化許多傳統道德價值不應因而消失，標準更不應該改變，東西皆然只是用不同的面貌呈現。

可悲的是在臺灣社會同時也看到許多流氓世家、貪污世家，婚喪喜慶名流雲集，競比豪奢，官司纏身，依然恬不知恥的拋頭露面，他們的子弟面對媒體張牙舞爪、面目猙獰，毫無家教。對這些現象，社會大眾似乎見怪不怪，輿論沒有指責，政治人物同流合污，學者視而不見，這些都是亡國之兆。

我們不知道一個中國人的社會喪失了最基本的公民道德；連「使子孫蒙羞」的事都不在乎的時候，這個社會還能存活多久。也許有人會說：「別用中國人的標準來駡人，我們又不是中國人」，可我遍查古今中外，還沒有發現世界上有一個不知羞恥的民族，或一種不知羞恥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