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初，奉朱浤源教授之命，要我寫一些從史學方法的角度來評論坊間二二八著作的文字，奉命之後用心重讀了目前台灣有關二二八的著作，細讀之後發覺難以下筆，勉強寫了幾篇書評，及討論史學方法的文字，難以下筆，不是因為江郎才盡，也不是沒有發現問題，而是問題太多，問題太小。問題多到不知從何說起，問題小到不值得討論。一本史學著作，尤其是教授、或知名教授的學術著作，能找到三、五個缺失，己經不容易了，但是有關二二八的著作往往整本書都是問題，舉凡史料的選擇、引用、歷史事件的真相，是非對錯的評論……………。無一沒有問題，以西方史學的標準，完全背離證據主義，以中國史學的標準史學、史才、史識、史德全都不及格。這種史學如何評論？好像用修辭學的標準來批改小學作文，是件奇怪的事，小學作文別字連篇、文法錯誤等都跟修辭學無關，用史學的標準來評論坊間二二八的著作，跟用修辭學的標準來改小學作文一樣，荒唐！

許多有關二二八的文章，嚴格地說並非學術著作，乃是典型的文宣作品，這些文宣作品偷用了一些史學的外貌，譬如常引用統計數字來唬人，又常用一些專有名詞來騙人。這種文章用史學方法角度來評論這些文字是高估了這些文章。

在勉強寫了幾篇評論二二八著作的文章以後，我想到兩個笑話，可以充份表達我的心情。

其一、有一個學統計學的學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繳出了一分研究報告，該報告作了一萬個美國人跟一萬個中國人的抽樣調查，其中65%是二十五歲以上的成年人，35%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男女各佔50%，經過交叉比對的結論是---美國人比中國人高。

其二、民國二十年左右，有一個黃埔軍校畢業生下部隊當連長，該連長精神抖擻、服裝整齊、動作標準。有一天營長命連長打土匪，結果大敗而回，受到營長責罵以後，連長理直氣壯的回答：「報告營長，打敗仗不能怪我，因為土匪不照兵法打仗。」

在台灣的史學界竟然有一大批所謂的史學家，可以不靠學術研發，只靠挑弄族群、挑弄歷史仇恨、對當權者輸誠，就可以在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他們的文章沒水準是理所當然的事，用方法學的角度批評他們的文章是抬舉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