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16  東方早報/鄭依菁、徐曉林圖

「英國的文學圈更小氣，普遍對八卦感興趣。而美國的文化視野更加大氣，一般對事不對人。」

英國書評傳統和美國相比有何區別？曾為英國《觀察家》雜誌、美國《紐約書評》等報章撰寫書評的伊恩‧布魯瑪一針見血地說，「英國的文學圈更小氣，作家和評論家之間的關係更加糾葛複雜，大家普遍對花邊新聞和八卦回憶錄這些題材感興趣。而美國的文化視野更加大氣，一般都是對事不對人。」不過也因為如此，「英國書評比美國更加有趣」，畢竟作家八卦幾乎是人見人愛。

擔任《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小說編輯的托比‧利希蒂希，他認為英美書評傳統的差異源自英美報刊定位的差異。「《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偏重記錄文化領域中的事件和動態變化，是記錄性的雜誌；而《紐約書評》是專業性更強的小型雜誌，所以文章的篇幅都比較長，內容也更加深入。」

古典音樂評論人諾曼‧萊布雷希特認為，寫評論前必須做一個重大的決定，「你想成為一個屠夫還是砧板上的肉？」毫無疑問，諾曼自己的選擇是「屠夫」。

這位音樂界著名的老憤青擁有一枚炮彈般的「大嘴」，他曾痛駡莫札特和卡拉揚，預言古典音樂唱片公司Decca會倒閉，還多次稱「古典音樂已死」。他的大放厥詞常常引來口水仗和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的評論仍然是古典音樂領域最好看最專業的評論之一。

「他們寧可收到一篇非常惡毒但也非常精彩的評論，也不要一篇溫和但語焉不詳的評論。」

不過即使是諾曼也會淪為砧板上的肉。1991年一位學者對他的書評讓他至今「懷恨在心」。在他11歲的女兒小學畢業的那天，心情愉快的他隨手買了份《泰晤士報》，結果看到一篇對他新書《大師神話》的評論，第一句話就是「這是我看到的最討厭的一本書」。諾曼描述那天的心情：「我很傷心，因為那位書評家是研究德國的學者，說明他肯定讀過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史》，在讀過這些書後他居然還是覺得我寫指揮大師的這本書最糟糕。」不過有趣的是，出版方後來將這句評論印在了平裝本書籍的封底，結果這本書一下賣出25萬冊，至今暢銷。

英國書評人中以犀利惡毒聞名的不在少數。伊恩說，「如果《紐約書評》想找惡毒的評論，一般都找英國書評家寫。」英國書評界甚至專門設立了「斧頭獎」，以獎勵那些「憤怒、有趣而犀利」的書評。今年的獲獎者是英國女書評家卡蜜拉‧隆（Camilla Long），她將另一位女作家蕾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的新書《後果：婚姻和分居》評論為「一個脆弱的女施虐狂和無與倫比的自戀狂」所寫的「噁心、古怪的回憶錄」。

在諾曼看來，英國的書評傳統繼承了英國的政治傳統。「英國議會的政客經常互相謾駡、互相攻擊，但還是能保持一定友誼，罵完還能一起喝酒。書評界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他們寧可收到一篇非常惡毒但也非常精彩的評論，也不要一篇溫和但語焉不詳的評論。

政治對書評的影響不止於此。英國的報紙雜誌大多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比如《衛報》比較左翼，《每日電訊報》是右翼，而托比所在的《泰晤士報》也是右翼。不過托比說，《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由於是下屬報紙，因此受政治干預較小，或者說儘量取消政治傾向的影響，基本做到中立，左中右的文章都能發表。布魯瑪認為，相比之下還是美國政治對書評影響更大。「《紐約書評》是左翼，基本不會刊登保守右翼的評論，而《紐約時報》立場中庸，不願意得罪任何人，因此他們的書評很無聊。」諾曼說，「書報界的政治性主要呈現在報紙的歸屬權，比如梅鐸自己是右翼，他總是試圖影響旗下的新聞集團也變得右翼。但英國記者往往是很頑固很有反抗當權的意識，因此老闆越右，文章越左。」

「評論的目的是挑戰讀者的品位，但誰來挑戰評論家呢？他們應該互相挑戰。」

作為一個老到的書評編輯，如何挑選正確的書評家？諾曼的意見是，編輯應該了解每個評論家的偏見和口味，如果評論家對某個作者有明顯的厭惡或偏愛，就不該讓他來評論他的作品。「比如，我對安德魯‧韋伯的《歌劇魅影》就有極大的偏見，一個負責的編輯絕不會要我來評論這部劇。」然而布魯瑪透露，也有例外，《紐約書評》為了賣雜誌往往故意找來帶偏見的評論家評論以博取眼球。布魯瑪說，「我的唯一原則是，永遠不要去評論那些你不感興趣的東西。」

托比在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挑選書評家時遵循的原則是，「如果我知道這個批評家肯定會說什麼，我就不讓他來寫，要保持懸念。但是我也不會把書評交給一個毫無把握的批評家。」「具體來說，如果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英國著名小說家）出新書了，你會避免哪些批評家呢？」諾曼問托比。「我不會找一個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的批評家來寫，因為年輕人會以打倒有名的作家為榮，也不會給曾經批評過馬丁的勁敵來寫──不過這樣做很誘惑，我會猶豫。」

此外托比說，他對那種每週都寫批評的專業評論家比較有顧慮，「水準不高，沒有新鮮感，粗製濫造」。因此他所在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有1,000多人的評論家備選，這樣每人每年寫3-6篇，以保持書評的品質。而諾曼則認為，這對日報來說實現比較困難。他的建議是，在每個領域比如電影、建築、視覺藝術尋找幾位專業的評論員，最好他們的文化品位和意見往往是相左的，這樣能夠擦出火花。「評論的目的是挑戰讀者的品位，挑戰作者的實力，但是誰來挑戰評論家呢？他們應該互相挑戰。」

至於讀者應該如何區分好書評與壞書評，布魯瑪說，「不要太相信書評人，因為他只代表他個人。」而諾曼則說，「我讀了很多垃圾書評後才知道什麼是好書評，在讀了很多好書評後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書評。」

「人們在有了網路以後更加保守和固執，因為無論什麼觀點都能在網上找到小圈子。」

英國《獨立報》把所有文藝評論家全部解雇，在新媒體的巨大壓力下，傳統報刊危機四伏，而其中境遇最險惡的莫過於報刊中的評論家，因為「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最沒有必要的」。布魯瑪說，新媒體令報刊生存環境日趨惡劣。「人們在有了網路以後更加保守和固執，因為他們只關心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無論什麼觀點都能在網上找到與他們同樣觀點的人和小圈子。」

諾曼則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新媒體至少帶來了兩個好處。他舉例說自己的朋友被報紙解雇後成立了古典音樂批評的獨立網站，十分興旺。此外，新媒體令評論的民主化成為可能，也就是人們可以對批評家本身進行批評，對評論本身進行評論。

有讀者提問說，網路發表評論的底線在哪裡？諾曼認為，評論民主化確實令評論參差不齊，但好的一面是，即使在政治高壓的國家也能較為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網路評論的底線在於「要以評論一個人的某部作品為主，而不是看作者之前的功績、他的為人和個人名聲等。比如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美國作家）成名後水準一度下滑，但他後來的作品《美國牧歌》很好，可惜很多評論只記得他之前的下滑」。而愷蒂說，比起英國書評傳統，中國的書評更多是書話隨筆和文學理論式的書評傳統，「中國書評習慣於把作家的全部作品讀一遍評一遍，回顧作家人生，而英國書評以書論書，更輕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