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14  東方早報/諾曼‧萊布雷希特；盛韻譯

在198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夕，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德語作家）禁止英國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從1939年躲避希特勒暴政起一直居住在英國。雖然他無法阻止兩部傑作《迷惘》（Die Blendung, 1935）和《群眾與權力》（Masse und Macht, 1960）的平裝本重版，但他下定決心不出美妙非凡、匠心獨運的自傳。這一非常行動出於憤怒和怨恨（因為企鵝出版社1977年對《迷惘》英文版進行了刪節），並且表達了對接納他的國度的一種複雜而激情的矛盾心理。

我托他的美國出版商羅傑‧斯特勞斯（Roger W.Straus Jr.，法勞‧斯特勞斯‧吉羅﹝FSG﹞出版社的合夥人）偷偷弄來一本《獲救之舌》（Diegerettete Zunge, 1977，自傳三部曲之一），立刻被其鮮活而暴烈的情感給迷住了。卡內蒂5歲的時候，就因為一個保加利亞小女夥伴不給他看作業而持斧相向。這為他未來的愛情關係奠定了基調。

自傳三部曲第二部《耳中火炬》（Die Fackel im Ohr, 1980）的背景是1920年代的維也納，他拜在明星演講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門下，克勞斯可以用一句名言殺人。《迷惘》中的反英雄主人公彼得‧基恩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孕育的，他與哲學家康德有許多相似之處，最後一把火燒了自己的書房，自己也和書一起葬身火海。從這裡我漸漸開始看出卡內蒂的來歷。

許多年中，我試圖與他聯繫，先是透過出版商，然後經由一位共同的朋友安娜‧馬勒，不過安娜叫我別費心了。她說卡內蒂可能就住在漢普斯特德，但他不願意結交新朋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於和過去打交道。1994年他去世了，享年89歲。

他從未講完在英國那些年的故事（雖然他後來撤回了英國出版禁令），並且留下指示，2024年之前不能出版他寫下或者口述的回憶片段。他的女兒沒有聽從他的指示，於是有了這本《空襲中的派對》（Party in the Blitz），成了納粹德國空軍回老家後倫敦文壇遭遇的最激烈的謾駡性轟炸。

文學教授約翰‧凱里（John Carey）說這本書充溢著毒汁和嫉恨，愛麗絲‧默多克的傳記作者彼得‧康拉迪（Peter Conradi）說它「妒火中燒，偏執成狂」。不過對於那些沒有義務急急捍衛文學神牛的讀者們來說，這本書倒像是一封寫給田園式英格蘭的情書，這塊曾經養育了密爾頓、德萊登、多恩和斯威夫特的天堂沃土，卻已然消失在20世紀後半期的歷史中。

「我生活的英格蘭是她的智性腐敗之時，」卡內蒂這樣寫道，「我看著一個叫什麼T.S.艾略特的人出名。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令人懊悔的嗎？」他痛斥艾略特「和舉國上下的人一樣無能」，散發著「虛弱無力的臭氣」。在他怒火的猛攻下，艾略特的盛名像一隻充氣皮球被戳破一般癟掉了。

他承認對任何一位英國作家都沒有好感，即便是1946年讓喬納森‧凱普（Jonathan Cape）出版社出版《迷惘》的薇若妮卡‧韋齊伍德（Veronica Wedgwood），在書裡出現也僅僅因為她對柴契爾夫人的崇拜。當然，他把最厲害的報復留到了最後。

卡內蒂透過病中的詩人朋友法朗茲‧斯坦納（Franz Steiner）結識了愛麗絲‧默多克，他們訂婚後不久斯坦納就去世了。斯坦納請卡內蒂審讀愛麗絲的處女作《在網下》（Under the Net），愛麗絲去探望卡內蒂，第二次見面，他們就接吻了。

「很快，簡直是飛速地，愛麗絲在我還沒碰她的情況下就脫光了，她這麼做跟愛情一絲一毫關係也沒有。她的衣服都是羊毛的，很難看，不過很快就堆在了地板上，她呢，裹著一條毛毯躺到沙發上。這樣我就根本沒有時間細細打量她的物件或是她本人。她就那麼一動不動地躺著，我進入她身體時幾乎沒什麼感覺，也沒覺得她有什麼感覺。」

毫無風度可言？此類苟且之事英國人是不會在小報之外提及的。卡內蒂這樣做是為了顯示他不是英國人，而她也不是小說家，因為她缺乏對小說家來說至關重要的感覺。他對她的24本小說嗤之以鼻，還有她「粗疏的」論文，她的雙性情人們：「所有那些應邀進入她身體的男人，都是她自己的變形……我所鄙視的英國生活的一切，在她身上都有體現。」

約翰‧貝利（John Bailey）教授是愛麗絲的鰥夫和保護人，將這些評論斥為羨妒的產物和「病態的妄想」，但同時也承認愛麗絲「幾乎所有寫作都受到他的影響」。康拉迪注意到卡內蒂對愛麗絲的態度隨著她的成功而改變；他肯定對《在網下》印象深刻，所以決定以匿名方式投稿給出版社。

然而羨妒心理可以被排除。卡內蒂在寫回憶錄時，已經得了諾貝爾獎，他創造的彼得‧基恩已經成了藏書迷的不可磨滅的形象，《群眾與權力》已經成為學者不斷引用的傑作，不管他們是要解釋希勒特現象還是Live8慈善音樂會（數千人會在舞臺上流行歌手的示意下一齊在空中搖動食指）現象。卡內蒂在痛斥愛麗絲時，已經擁有了所有他能想像的成功。而她有的，不過是藍襪社女學究式作品，未來幾個世紀除了英國之外不會有多少人還樂意去拜讀。

卡內蒂攻擊愛麗絲的原因，除了惡意和怨恨之外，也是努力去定義他心目中的價值的最後一次嘗試，而這些價值，已經在燈火管制的英格蘭的島國褊狹和無休無止的飲宴派對中淡漠冷卻。對於卡內蒂而言，愛麗絲‧默多克代表了戰後英國錯誤的一切，先是麻木的自私，後有柴契爾式的自以為是。

但卡內蒂的恨是誤導性的，因為這恨的另一面是愛。他小時候，家人曾在曼徹斯特住過兩年。「我從父親那裡繼承的英國基礎依然牢固，」他寫過，「我花了一生尋找那些認同這一英國形象的人們，好幾次差點找到了，結果就是我的重生。」

在閃電戰的空襲中，卡內蒂驚歎於「英國人拒絕人心渙散的自制力」。在公車上，他從未聽到過一聲焦慮或抱怨。1952年他成了英國公民，儘管三十年後他在蘇黎世安了家，他從未放棄追尋那個他欽佩仰慕的英格蘭。

卡內蒂將年邁的作曲家拉爾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視為典範人物：「一個值得大寫特寫的人。」很少有外國人對英國文化有如此激情，更沒有人以如此狂熱的憤怒表達這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