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1  外灘畫報

專訪德國圖書獎得主卡特琳‧施密特
大部分人知道卡特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的名字，都是因為她在去年的德國圖書獎評選中擊敗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 1953-）。於是，兩位有著相似背景的德國女作家被無端地貼上了「對手」的標籤，更有人將施密特的作品比作暗喻民主德國消亡的又一部「政治讀物」。然而，在與《外灘畫報》記者的交談中，施密特抽絲剝繭地為我們澄清了種種一廂情願的揣測。「我和米勒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我的作品不是『政治讀物』，也沒有深奧的隱喻。」

卡特琳‧施密特1958 年出生於民主德國圖林根州的哥達（Gotha），現與丈夫定居柏林，大學期間攻讀心理學專業，畢業後從事過心理醫師、編輯和社會科研工作。1986-1987 年間，她在萊比錫文學研究所學習。自1984 年開始成為職業作家後，她的小說和詩歌就屢次獲獎，其中包括1993 年的雷昂斯‧雷納獎。1998 年， 她的《貢納‧蘭尼夫森的遠征》（Die Gunnar-Lennefsen-Expedition，古納‧雷內夫森的探險）榮獲海米托‧馮‧多德勒促進獎，並在英格伯格‧巴赫曼文學競賽（Ingeborg Bachmann Preis）中獲獎。2009年，憑藉小說《你不會死》（Du stirbst nicht），力壓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赫塔‧米勒，榮獲年度德國圖書獎──德國文壇最重要的大獎。

在《你不會死》中，女主人公腦溢血後昏迷，接受了開顱手術，醒來發現生活成了徹頭徹尾的挑戰：癱瘓、失憶，最嚴重的是以語言為生的她當時連說個完整的句子都非常困難。在找回失去的世界的道路上，她看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自己。在故事中，她找到了以往生活中的斷層和壓抑的激情，同時她也發現自己與悉心護理自己的丈夫之間不可消弭的隔閡。德國圖書獎評委認為：「這部小說時而簡練、時而嘲諷、時而怪異地描述了病人的內心世界，講述了她的家庭、婚姻以及一段匪夷所思的愛情故事。由她的記憶片斷湊成的世界裡既有民主德國也有兩德統一後的歲月。一段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的個人故事，由此被柔和而巧妙地置於歷史政治轉折時期的大環境中。」

赫塔‧米勒不是對手，而是朋友。一身黑衣的卡特琳‧施密特，在上海淅淅瀝瀝的陰雨中默默地抽著菸。與周圍的格格不入，難免讓人把她歸結為又一個嚴肅、不苟言笑的德國女作家。但實際上施密特並不是米勒，交談之後我們發現，施密特身上散發的更多是憂鬱，以及對陌生城市的一絲冷眼旁觀。這天是5月20日，她受「德中同行」項目邀請，來上海參加文學活動。

對於那個習以為常的問題，「你和赫塔‧米勒……」，施密特沒有表現出尷尬或慍怒，反而表達了一種對米勒的惺惺相惜。她說，她屬於德國最早知道赫塔‧米勒並閱讀她作品的那撥人。「我第一次讀到米勒的小說是在1984 年，當時米勒還生活在羅馬尼亞，是一位剛剛嶄露頭角的年輕女作家。那時候，我的好朋友送給我一本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暴虐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Nadirs），於是我被這個叫赫塔‧米勒的作家所吸引，我覺得她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代表性文學家。」

談起赫塔‧米勒，施密特一下子卸下了那副冷靜的面孔，甚至像個孩子一樣，向你展示只屬於自己的「珍寶」。她回憶說，第一次見到米勒本人，還是在1995年，當時她們共同參加了一個德國文學獎項的評比。她自己也沒有想到，兩個人的交往居然是從競爭開始的。赫塔‧米勒獲得了最終的大獎，而施密特則獲得了青年作家獎。

「那時候，我們兩個人就開始認識了，直到現在我們仍保持聯繫，有時一起參加書展，有時一起參加朗誦會。能得到德國圖書獎固然讓我高興，因為隨之而來的版稅很讓人興奮，但是我真正發自內心地為米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自豪，因為這是我們德國文學界所獲得的最高殊榮。」

與習慣於拒人千里之外的米勒截然相反，施密特雖然看起來同樣帶著一絲冰冷或者僵硬的表情，但是她的內心世界卻並不是這樣。一切，都源於2002年夏天那場突如其來的重病，在那次差點令她送命的腦溢血之後，施密特的世界徹底改變了，她甚至一度失去了語言和行動能力。

儘管離那場重病已經過去近8 年，但是施密特的右半邊身子仍然發麻，走路也不是十分方便。她在採訪中反復告訴記者，她現在回答問題總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思考，因為腦出血後遺症讓她有時候很難選擇最恰當的措辭。語言障礙成了身心敏感的作家重新回到生活的最大掣肘，也讓別人誤解她是天生孤僻或冷酷。然而，當你有幸能獲得她的信任、和她暢所欲言的時候，你面對的就會是爽朗的笑聲、機智的回答、耐心的解釋、歐洲人特有的幽默和孩子氣的鬼臉。

對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評論家把自己和米勒看作是批判極權主義的旗手，施密特有些意外和無奈。她說：「我寫這部小說時，沒有想表達什麼特殊的含義，也不想讀者從中讀到什麼東西。我只是想到什麼就寫出來而已。實際上，我也沒有夾雜任何隱喻的意識形態在裡面。可荒謬的是，作家寫出了作品，自己卻對這部作品失去了控制力。作家的責任是創作作品，讀者和批評家看到什麼、他們認為作家會寫什麼，這是作家無法控制的。的確有很多評論家表示，從我的作品中讀出了若干隱喻，影射民主德國的滅亡及一個新的德國、新的社會的產生、重建過程。但是我並沒有任何這樣的想法。至於別人怎麼想，那是我無法控制的。如果說我想透過小說來表達什麼，我就是想表達語言對一個人的生存是多麼重要。我只是想表現，失去語言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

失語並不可怕
「我們家是兩層的小樓，樓下是臥室，樓上是我的工作室。當時我在樓上的陽臺上抽菸，突然就摔倒了，清醒過來之後我努力要往樓下爬，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現在爬不下去的話，可能真的這一切就過去了。我丈夫知道我一般在樓上寫作，不希望被人打擾。如果我不下去，我丈夫可能就一直以為我在樓上寫書，不會上來找我。當時我攢足全身的力量，終於爬了下去。栽倒在沙發上，對我的丈夫說：『漢斯，我要死了。』但丈夫對我說：『卡特琳，你不會死。』」在德領館文化教育處的辦公室，卡特琳‧施密特給我們詳細講述了那個發生在自己身上，又以小說形式呈現給讀者的「驚悚故事」。

在《你沒有死》的開頭，昏迷兩星期後甦醒過來的女主人公海倫娜‧維森達爾成了一個陌生的女人，用陌生的眼睛打量著自己，緩慢地進行著最初的觀察。她發現，自己成了一個禿頭。當她想摸摸頭頂的時候，覺得顱腔裡有「金屬的小路障」。她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她必須像嬰兒似地被包裹起來，因為她無法控制口水滴落。有一次，她想說「枕頭」這個詞，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施密特回憶說：「剛醒來的時候，我不能說話，但是我能思考。可奇怪的是，我在思考時，腦海中呈現的不是語句而是畫面，各種各樣的畫面，有時候畫面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現在回想這段經歷，我也很難區分當時的畫面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我做的夢。現在我康復得比較好了，我會想，當時很多畫面可能都是我做的夢吧，不是我真實的經歷。但當時，眼前會呈現非常稀奇古怪的東西，我認為自己的確在經歷這些事情……」也正因此，這部小說中既有作者的親身經歷，又夾雜了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夢與幻境。

作品描述的是失語，而作者用以描述的語言，以幾乎觸手可及的方式告訴人們，它是多麼精確而簡潔。它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讓他親歷這些事件，好奇而冷漠：章節短小，描摹人物對於瞬間的觀察，並用星號將其分隔開，以標誌情節的發展，且並不按照時間的順序。施密特創造了海倫娜這個形象，在始料未及的生活震盪中，她的主體經驗與文學想像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關係。

在長篇處女作《貢納‧蘭尼夫森的遠征》中，施密特從女性的視角敘述了一個虛構的有東普魯士背景的家庭故事：不同的血液匯流在一起，動物世界裡的血肉內臟不時出現在人類的欲望世界中，乳汁與精液在作品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二部小說《科尼斯太太的孩子們》（2002），則充滿了混亂而無所不包的感性描寫，「愛與性」作為古老的宿命而存在著。而在《你沒有死》中，文學想像回歸到了具體的個人與社會的經驗之中，並通過很多細節體現出來。

生與死的邊緣體驗，導向的是作者在文學觀上的自我認知，奏出了讀者沒有料到的音調。在海倫娜謹慎的探索中，她重新獲得了作為一種生存形式的語言。語言在表明著，它可以省略許多，也可以說明一切，它可以穿越自身的空白，也可以觀察到邊緣與細節。在一次次膽怯的嘗試之後，海倫娜有意識地記錄下這樣的話：「語言是會染上快樂的。」對語言的尋找，越過了身體的障礙。

儘管《你不會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施密特說，她還是更喜歡寫詩。然而，病後的施密特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辦法進行詩歌創作，寫小說甚至成了她為了繼續詩歌創作而進行的練習。「今年2 月，我最新的一部詩集已經出版了。昨天我剛剛得知，在德國西南廣播電臺推出的一份暢銷書單中，我的這部詩集排到了第6位。這是非常好的成績，因為一般詩集是不會排在暢銷書單上的。這讓我非常開心，這比我的小說獲得德國國家圖書獎還要開心。」

施密特說，像世界各地的詩人一樣，儘管喜歡詩歌，但她仍要透過寫散文和小說來養活自己。「自從我有了孩子，我就多了一份牽掛，於是就不得不更多地創作小說。如果我是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我會選擇寫詩為生。小說的成功，除了給我帶來了富裕的生活，最主要的還是寫詩的自由空間。」

對話施密特應該給我一次獎了。

【賞析】短篇小說──〈學藍調〉
2012.5.13  卡特琳‧施密特/黃霄翎譯

那是一個苦夏。或許「苦」字通常被用來描寫冬天，可在那一年，苦的是夏天。那種苦徹底擊敗了阿爾喬姆、孩子們和我，最後弄得我們像疲憊的戰士一樣，在秋天的門口徘徊，盼著解脫。阿爾喬姆那年五月剛開始在柏林市中區熱電廠擔任數學專家，休假自然遙遙無期。雙胞胎才一歲半，正蹣跚學步，本該老是牽著，可我只有兩隻手，實在沒辦法，只好在院子裡的梨樹近旁安了個學步圍欄，把她倆擱在裡頭。我在圍欄和我媽之間跌來撞去，從早奔到晚，兩頭忙著餵飯換尿片。我媽當時大我一倍，72歲。我有時候還指給她看，太陽怎麼躲在梨樹葉子裡頭跟自己捉迷藏，希望她看了能打起精神來，可對我那兩個女孩，我就只好指望她們倆互相忙玩著。順便說一下，我給她倆起了個小名叫娥兒，她倆的大名裡都有個寫法像「娥」的音節，不過念起來並不像，一個叫克蘿爾，一個叫菲妮克絲。晚上，阿爾喬姆回到家，疲憊不堪的我把兩個娥兒交到他手裡。阿爾喬姆是那種好爸爸型的人。他偶爾也跟兩個女孩說俄語，看看她們的反應。有時候她們簡直像在跟他說一種混合語，一半一半的。每逢這時候，我媽就彷彿清醒過來，她教過俄語，她的臉上陣陣放光。我備了一架相機，打算最後一次給她拍張臉上放光的照片，可惜這光轉瞬即逝，我根本來不及按快門。累死人的日子。

「寶貝，明天吃的桃子蛋糕你烤好了嗎？」那天晚上，阿爾喬姆問我，口氣格外隨便，言外之意，要是我沒來得及做，他就自己動手。可這種隨便激怒了我，我以問代答：「你今天買土豆和衛生紙了嗎？」他一躍而起，把兩個女孩抱在腰間，跑到走廊裡，他進屋的時候把提包和買的東西隨手扔在那裡了。當然，一樣不少。有四層的衛生紙，有硬土豆。我從冰箱裡取出桃子蛋糕，放在他面前。我媽在沙發椅上睡著了，不時哼上一聲。一個娥兒哭起來，另一個莫名其妙地歡呼。阿爾喬姆似乎很欣賞這種模範之家的樣子，雖然他一言未發，但他咧開的嘴巴表明了這一點。做蛋糕底是我的拿手活，再鋪上浸在甜優酪乳裡的桃片，整個冰一冰，最後澆上黃色的糖衣。阿爾喬姆心滿意足地送孩子們上床。我呢，應付我媽就夠忙的，每晚送她上床，她總要鬧騰一番。

她睡著了，我沖了很久的澡。沖澡時我沒想阿爾喬姆。我平常就很少想他。儘管他用豐厚的收入加上對雙胞胎的關愛撐起了我的生活，但不知怎的，我對此視而不見，我在家務事的漩渦裡團團亂轉，根本看不到陸地。洗完澡，我散著濕漉漉的頭髮，站在鏡子前面，看自己塗深色口紅和睫毛膏。我看起來就像我媽從前的樣子。這時我突然想起來，她以前很愛跳舞。她週末常跟我爸去舞協，估計她愛跳舞甚至超過了愛我爸。這時我又突然想到阿爾喬姆，我覺得，要是不跳舞，我就沒法睡到他身邊去。九月的晚上很暖和，讓頭髮在街上自然吹乾還不要緊。我套上牛仔褲，披上一件70年代風格的印花長袍，揀了雙最輕便的鞋，拎起五彩斑斕的小坤包，輕手輕腳地關上門。

夜的黑暗正推開最後一線亮光。我住了腳，驚奇地發現，九月夜晚的氣味很重。我迷迷糊糊，一步一步挪到埃爾利希路，上了有軌電車。就兩三站。哈瓦那酒吧。我把頭探進門裡。就在三年前，我還把每個多餘的夜晚都送進這家酒吧，還送上我多餘的錢。現在，我在眼前年輕的顧客裡頭一個熟人都看不到，估計這些年輕人跟我當年一樣，還在上大學，單身或者正在找伴。我頭一回清晰地感到自己正在變老。我不知所措地縮回頭，上樓踏進輕軌，車開了。我對面坐了個戴眼鏡的小夥子，長頭髮。他在看一本英文書，卡勒德‧胡賽尼的《追風箏的孩子》。我包裡正好有德文版，我拿出來打開，那人一抬頭，看到我的書，笑了。他要在雅諾維茨橋下車，他詢問地看我一眼，我便跟著他下了車。兩本書已經放回各自的包裡。他拉起我的手。話是沒什麼要說的，我們倆都沉默不語。我們沿著布呂肯路往南走，一直走到克羅伊茨貝格。我感到一絲涼意，拽著他進了一家酒館。我們喝啤酒、吃粗腸。最後我扯扯他的袖子，酒館免不了喧嘩，不過還不影響我們跳舞。我們找了個桌子的空當，搖擺起來，自顧自的卻又緊緊相連，我們摟成一團，閉上眼睛，有節奏地晃悠著對方，店主看到我們跳舞，把音樂開響了。是凱蒂‧瑪露（Katie Melua）的《學藍調》，天知道這家酒館怎麼會有這首曲子。一曲終了，店主按下「關」鍵，我們睜開眼睛，才發現其他客人正盯著我們看，最後面還有個人拍起手來。我們買了單，回到街上，要分手卻不那麼容易。我們倆之間似乎有什麼未了，不是有賬沒清，不過其實也差不多，我們撒不開對方的手。我感覺到，我得跟他睡了才回得了家。他的背肌繃得就像阿爾喬姆拉滿的彎弓。我們在一幢樓房的門廳裡合二為一，那是一場順暢而有力的較量。一個醉歸的女人進門時，燈亮了起來，這時我的牛仔褲已經拉回到腰上。我覺得他的背肌在緊窄的T恤衫下放鬆地嬉戲。我親親他的額頭。他從地上撿起提包走了，我選了相反的方向。

回到家已是次日兩點。我又沖了個長澡，用寶寶油洗淨睫毛膏和口紅，上床躺在阿爾喬姆身邊。他把左大腿擱在我的肚子上，滿足地清清嗓子。早上起來，我從夾模裡取出桃子蛋糕切開，最後在外面套上一個蛋糕圈以防損壞，我很得意自己想到了這招。阿爾喬姆喝了我煮的咖啡。他親親我的額頭，就像我昨夜親那個小夥子一樣。我很享受自己知道一件阿爾喬姆不知道的事情。我祝他跟同事們過個美好的生日，送他卡勒德‧胡賽尼的《追風箏的孩子》作禮物，德文版。他把書放進包裡，插在文件當中，走進房間再看了兩個女孩一眼，就走了。下了樓，他把蛋糕放在副駕駛位子上。這時兩個娥兒有了動靜。我又有事情做了，天天如此。

我媽通常比兩個女孩早醒很多，我總算得空去看她的時候，發現她已經死了。我們的家庭醫生海爾曼博士認為她死於心力衰竭。殯儀館的員工把我媽裝進一個灰塑膠袋裡，拉上拉鍊，抬下樓去。我當時想，我昨夜還在鏡子裡看到過她的。我不想哭。打電話給阿爾喬姆吧，他今天過生日，我覺得不合適。我跑進院子的圍欄裡，跪下來跟孩子們玩，才覺得安全了。我想睡上一會兒，可是女孩們不停地用玩具娃娃、塑膠汽車和小沙桶干擾我。後來我從草叢裡撿了兩隻既漂亮又新鮮、裂了口的梨子，去廚房削好給克蘿爾和菲妮克絲吃。我媽生前老愛坐在梨樹下的小凳子上出神，現在她死了，熟透的梨子我吃著不香。

晚上，我和阿爾喬姆分吃了兩塊剩下的蛋糕。他緊緊摟住我。我們談了我媽的事。她葬禮那天，她原來學校還在的員工來了，十三位老師，都老了，還有阿爾喬姆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們的老家是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我媽生前說過，死後要個木十字架，估計後來是他爸在十字架上加釘了兩條橫杆，現在我媽墳上豎的十字架成了東正教的了。幸好一直沒人發現這一點。至少沒人向我問起過。

我媽死後依然占著那張小凳子，我沒法坐在上頭歇腳或是看書，後來我發現，雙胞胎踉踉蹌蹌走出屋子到院子裡去時，老是盯住那張空著的凳子看，我知道了，她們也看見我媽坐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