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未來是現在，現在的未來是過去。也就是說，歷史並不站在未來的對立面；就人類文明而言，過去、現在和未來是相互成就的存在。尤其對於擁有二十四史文明的中國人來說，歷史一直是動態的延續的概念，而不是靜態的敵對的物件。「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這種豁達的宇宙和人生觀照，正由於動態的「歷史感」使然。反之，在歷史虛無論下的想像與思辨，即使建構一個「睜眼說瞎話」的主體，也自稱是「向前看文化」的勝利。例如說蘇格拉底是「未來感」的代表，是歐洲人把他的「向前看文化」發揮到淋漓盡致，從而獲致科學、技術、文藝、音樂的輝煌成就云云，就是這種瞎話的典型。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發展出的科學、技術、文藝、音樂等文明，與蘇格拉底何干？那場運動是義大利新興城邦銀行家憑藉巨額資金，為反抗歐洲教皇和教會的獨斷統治、替資本權力的新發展找尋出路，而創作(或瞎說)一套既高於又早於基督教文明的「古希臘理想城邦文明和藝術」的歷史敘事。其前，超過千年之久的中古「黑暗時期」內，歐洲既沒有蘇格拉底的「未來感」，也沒有孔子的「歷史感」可言。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曾說：「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把眼光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的肩膀上。」換言之，所謂歐洲文明的「未來感」，是建立在阿維洛伊(Averroes)等阿拉伯學人對古希臘文明的解釋(或創造)的「歷史感」之上。歐美科學史學家薩頓(George Sarton)也說：「希臘科學的基礎完全是東方的。人們無法無視希臘文明的埃及父親，和美索不達米亞母親。」

毀滅舊羅馬帝國的白種人蠻族，本身沒有足夠統一和駕馭全歐洲的文明條件，遂建立十個分裂的封建王國；發展到「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歐洲更分裂為三百多個邦國或自治體。期間，源自西亞地區的基督教，成為中古歐洲的精神主宰。文藝復興運動想開創未來新局面，卻拿「歷史感」說事，說要復興地中海人種所創建的古希羅文明。也就是說，近代白種人主宰歐洲乃至世界，並不是靠「縮短『歷史感』」，而是不惜冒認文明祖先，也要盡力「伸長『歷史感』」使然。歷史也證明，他們這樣做，並沒有使歐洲社會「集體陷入弱智」。相反，從啟蒙時代至今，沒少過歐洲學人向中國歷史汲取智慧的呼籲。瑞典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漢尼斯‧阿爾文(Hannes Alfvén)等人曾就〈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主題宣稱：「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裏汲取智慧。」難道這些歐洲學人「集體陷入弱智」？

范疇先生提出：「台灣要靠歷史感或未來感吃飯？」這恐怕才是構陷台灣於集體弱智的問法。蓋人類文明之間，除了競爭方式，還有借鑑、交融、互助等方式，從而能形成多元存在。但范文以逼仄的線性思維，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大類文明在競爭出路：「一類靠未來感吃飯，一類靠歷史感吃飯」，並認定台灣只能在「歷史感」與「未來感」中擇一吃飯。如此把原本不必對立的物件，人為地對立起來，例如「未來感」和「歷史感」、「個體」和「群體」、「蘇格拉底」和「孔子」等，其思維本質，難道不是中西文明衝突論？乃至於是西方(歐洲)中心論？「歷史的終結」這種上世紀思維，已被同一個作者在本世紀修正，何以台灣仍欠缺「時代感」？是范文思維沒想到未來？還是其思維本身被某種過時的政治目的役使所致？去歷史化以後的台灣，中國元素或許可被抽光，但同時也抽光了台灣面對未來的文明底蘊。

范先生為求台灣擺脫中國的「地緣引力」，發文疾呼台灣發展「語言國力」，以掙脫「地緣宿命」，可謂用心工深。范文的動機是：「即使政治獨立了，單語台灣也只能作中國的附庸。」其方法是快速的、大幅度的、手術式的提升台灣的「語言國力」，以多語台灣的型態，對沖中文對台灣的文明覆蓋。范文仍以歐洲為圭臬，說：「歐盟28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但事實上，歐盟國民如果不會3種語言，連火車服務員都沒資格當上，因為火車動不動就跨越3個、甚至5個語區。」然後數落亞洲，說國民基本上只會單一語言，幾乎是所有亞洲國家的共同問題云云。國民的語言能力，確實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但何以是為了掙脫「地緣宿命」來使用？按范文的說法，一個只會說泰文的泰國人，他的「腦力」只能貢獻給泰國，而台灣不一樣。怎麼不一樣？因為中國是個中文大國，「地緣引力」會吸納台灣中文人口的「腦力」貢獻給中國，這就是范文的語言焦慮所在。

如此看來，去歷史化，去中文化，而以「未來感」和「語言國力」為包裝，並以歐洲文明為中心，是范文的寫作策略。但范文無視於歐亞地緣政治的根本差異，只怕是讓台灣邯鄲學步的下策。蓋歐陸政治板塊的特性是分割零碎，中心板塊弱小，而周圍板塊相對強大。這種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的政治格局，自然使得歐陸中心成為大國緩衝區；而周圍大國之間誰也壓制不了誰，離心結構和相互牽制的關係，遂讓歐洲統一成為像美國那樣的強國，遙遙無期，反而在國際事務上形同美國的小弟。亞洲特別是東亞不同，中國作為中央大國的板塊完整厚實，周圍國家或零碎或欠完整，使得華夏文明始終是主體地位。這種向心結構既是地理也是歷史的結果，統一的中國是亞洲特別是東亞穩定的基石。新加坡的「語言國力」可比美國好，但就沒擺脫遠在大洋東岸的美國宰制的「地緣宿命」；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同在太平洋西岸，其「語言國力」能切換「地緣引力」？顯然，去歷史化和去中文化，就能讓台灣去中國化的想法，還沒超出李登輝的「未來感」範疇。

台灣的未來如果寄託在去歷史化，那只能是虛無主義的未來，即所謂「一個『後主權時代』，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的『後主權世界國家』」之類。范文用一塊世界座標的「未來感」大餅，撐住精神上的政治飢餓，反映這種政治想像即將步入歷史的命運，橫豎它本來自歷史虛無主義。所謂只憎惡昨天才睜眼說瞎話的人，而不憎惡一百年前說瞎話的人之論，說明歷史失憶是某種「未來感」的代價，也就難怪把孔子當成沒有「未來感」的古人。事實上，「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思維，已超邁「歷史感」和「未來感」的二分法範疇；而所謂「為什麼、為什麼不」的向前看文化，卻沒超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思維模式。

孔子首創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學術性社團，匯聚了跨階級的各方菁英人才，為中國文明服務兩千多年，為歷代政權所倚重，為睜眼的歐洲學人所推崇。他本人的倫常觀如《詩經》風流倜儻，超乎董仲舒和朱熹的詮釋。作為改革家，他為後世改革開放的時代所歡迎，包括歐洲，包括當代中國。但他這種「未來感」的流風所及，緩解不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飢荒。

二○一六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