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蔡英文今天說「支持兩岸統一」，卻沒人會相信她的話；那麼她是否說、怎麼說「九二共識」，也就無關相信與否。既然如此，各方還這麼關注蔡說些什麼，等於給她一個表演的機會；這場表演事關她的政治前途，為了抓住觀眾的眼球，聚合自己的演說張力，她自然不會在事前鬆口。但這也無妨，政治讓人失望常由於它的心口不一，台灣選民幾乎是在政治人物的欺騙中認識政治的。就這個意義來說，台獨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毋寧是政治信心危機的反映，所以它夾雜不少看似悲壯的衝動，而以對島內外政治秩序的衝撞來體現，但這反而逆傷台北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條件。

    再說，固然蔡英文是以56.12%的得票率拿下台灣未來4年的執政權，但她同時也是台灣歷次大選中最低投票率(66.3%)的勝選者，有633萬成年選民放棄這次投票。而既然蔡只是以27.3%的民意支持度上台，那麼她的訴求對象就難以局限在一群還不到3成的台灣民意。這正是選舉民主制的弔詭處：「新民意」勝出者，既無法代表多數民意，也無法回應多數民意。蔡演說所訴求的範圍遠大於選舉民意，甚至不惜背離選舉民意；這種選後背離民意的現象，已在包括台灣的全球範圍內得到實踐證明。換言之，蔡演說不(只)是為了滿足「新民意」的要求，更要緊的是應付華府、東京和北京。這是她閃避一中原則，卻又不得不面對一中原則，而導致含糊其辭的根本原因。

    在許多台灣人眼中，大陸是「一黨專政」，而蔡的任何措辭或轉向，都可以輕易被「中國打壓」這個公式合理化；卻沒有想過大陸體制本身就是回應民意的結果，也沒有想到自己的民意被選舉體制稀釋或背離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大陸對台灣的地緣引力，構成台北歷任執政者的政治壓力，無論台北執政者是經由什麼體制產生。這說明兩岸問題根本不受島內選舉的制約，於是慣以選舉民主制思考問題的人，就很容易被對立和醜化大陸的宣傳所影響。同時，島內不同立場的人或政黨，也輕易被這種片面的民主體制所制約，而成為異己者汙名化的對象；於是後者自動限縮能量，而難以對社會產生較大影響，洪秀柱就是個例子。如此一來，台灣社會經過旨在「去蔣化」的民主轉型以降，形成執政者代表的民意日趨萎縮，而體現的民意日趨保守、甚至偏激的現象，這尤其表現在台北的兩岸政策上。

    在今天回顧兩岸關係，發現一種對比情形：即表面上兩岸由軍事對抗走向和平交流，但同胞意識卻由認同走向淡化或疏離。這種兩岸民間「異族化」的意識主要發生在台灣單方面，比較二戰後的兩韓和兩德，就顯得很特別，因為不曾有過「去德國化」或「去韓國化」作為任何單方面的政治方法。

    這或許能從地緣政治來找到解釋。在歐洲方面，維持政治地盤割裂、中心弱小、周邊大國相互制衡，是實踐大西洋彼端──美國的最大利益。「馬歇爾計畫」是叫歐洲復興以防止蘇聯勢力蔓延，可沒叫歐洲統一強大以至排擠美國在歐洲的利益。蘇聯既倒，英法德三強鼎立總比法國獨霸歐陸、甚或歐陸統一的格局要好，華府自然不反對兩德統一，遑論「去德國化」，好歹可以讓德國「過剩」的國力消耗在內部差異的整合上。反之，分裂的德國將是東西兩方不同宗教、種族、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地緣溫床，一旦問題惡化，必然耗損甚或失去華府經營歐洲的戰略利益。然而，美國霸權在歐洲還是遭到不一般的挑戰。

    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北約東擴」的確伸張了美系地盤，但十年後的極端伊斯蘭恐攻和接踵而至的難民問題，又深化歐洲各國的從屬自覺與省悟。倫敦當前出現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其實是這種地緣意義的體現。從這個層面來看，近年來歐洲大國拉結中國以對沖「穆斯林化」的壓力，除了眼前的經濟需求，還有著文明因素上的需要。也就是說，歐洲正嘗試中國作為調和「文明衝突」的可能，畢竟中華文明是當今人類三大文明體系中，相對有包容性的。如此來看涵蓋三大文明的歐亞大陸，說當代中國是「文明型大國的崛起」，就有著全球地緣經濟、政治和文明的深刻意義。

    在東亞朝鮮半島方面，北韓除了不很成熟的核武以外，綜合實力遠不如南韓；如果不是中、俄為防禦美系勢力壓境的戰略需要而容許它的存在，朝鮮半島的統一也不會懸宕到今天。但另一方面，一旦美國在西太平洋阻卻中國崛起的戰略成本高於戰略收益，且形成不可逆轉之勢，華府必然尋求北京的戰略和解與合作。前陣子的美韓聯合軍演規模是不小，薩德系統也聲勢浩大，但首爾本身也有地緣利益的考量，唯「去韓國化」不在考量之列。歷史證明，過去的日本和當今的美國，都沒能在東北亞的地盤上做到「去韓國化」。

    長遠來看，朝鮮半島的統一最有利於韓國政經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躍升。但首爾倚賴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來和近在眼前而背後有中俄的平壤對抗下去，那種美好願景就不可能達到，反而可能落個兩頭空──畢竟華府出賣盟友的紀錄已史蹟斑斑。反之，如果首爾取得北京諒解或暗助，實際擺脫美系勢力牽絆，進而主導朝鮮半島的統一，則必然由於地緣因素而得到中方支應，成為牽制日本的東亞大國。從「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考慮，首爾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現實上，「中韓自貿區」這塊乾貨比TPP管用得多；反觀台灣因為兩岸服貿受阻而空望TPP大餅的窘境，可知島上仇韓抵陸的氛圍，其實是政治博弈的產物。

    日本是全亞洲唯一參加二戰法西斯軸心的國家，且戰後並沒有像德國那樣悔過自新，並在戰前侵略中國的領土上不依不饒。也就是說，日本的戰後路線決定它難以融入「亞洲命運共同體」。從地緣上看，由於中國崛起，日本在東亞的地位不但不如中國，還可能被韓國取代。在東京當局的思考下，與其承認歷史罪行而影響「國民信念」和「國際形象」，不如充當華府在西太平洋的打手和反中先鋒。如此既可在美系世界體系中鞏固身價，又可在華府掩護下兔脫歷史責任的承擔，「新安保法」就是這種地緣政治思考的產物。當然，這前提得是美國頂住它的西太平洋體系；其次，東京還有「南向政策」。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的東界，但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由於日台間的歷史因素，台北作為「一個中國」內的政治實體，卻走向從屬日本「脫亞化」的路線。美國在亞太的幫兇不少，台北算一個，這是2010年8月荷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台北中研院的講法。蔡英文的演說再模糊，也不會溢出這個政治範疇。為了抓住東京的眼球，表現日台同屬戰後淪落人的悲情，他們既不願在「一個中國」下自居政治二貨，同時也明白美國是個不靠譜的主。於是，為了想像中的政治圖景和眼前的政治利益，兩造藉「反中」以聯盟自保，也就是自然的事。上世紀最後十年，台北的「戒急用忍」，正是為了阻卻兩岸經貿交流損及日本的利益。

本世紀以來，因為美國反恐布局的需要，大陸抓緊發展機遇；到了2010年，中國整體經濟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中製造業和發電總量還成為全球第一。然而就從那年起，美國啟動「重返亞太」；日本在釣魚台列嶼附近扣押大陸漁船，也發生在那年9月。其後就是東京企圖將釣魚島「國有化」、日美聯合奪島軍演、《日美安保條約》擴及釣魚島、《日台漁業協議》對沖大陸保釣壓力、抓扣台灣漁船對馬政府示威、李登輝和蔡英文接連密訪安倍晉三、台灣「東聖吉16號」漁船遭日本官方勒贖、還有未來可能發生的「借道台灣」以攻略南海等等。這一系列相關連的事件，無非說明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東京與台海兩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也說明所謂「台灣民意」的無濟於事。

    整個歐亞大陸上曾經對台灣起到影響的，最早是中國大陸。以後經過葡、西、荷等西歐國家與大陸的幾番博弈後，舉世確認「兩岸一中」，去年11月兩岸領導人就向全球重申過這個共識。然而日本作為亞洲島國，其「脫亞化」實際是以稱霸亞洲為目的。這種看似悖論的政治目的，緣於東京以過時的歐洲殖民主義思維，來指導自己在亞洲的未來藍圖。那麼，作為東亞的中流砥柱，中國只能直面日本的企圖。而地緣實力遠不如中國的日本，必然由於歷史、地理和政治的條件，首選台灣作為打擊中國的策應；中國也同樣基於上述條件，加上經濟與國防的需要，而堅決反擊進犯或利用台灣的外力。換句話說，台灣陷入中日之間近乎「死鬥」的局勢，這反而成為台北在夾縫中模稜兩可的機會，而體現在「去中國化」的政治運動。但總言之，兩岸六十餘年沒有實現統一的因素遠非台獨，而是國際地緣政治以及「和平統一」作為首選方案使然。

    過去台北在「一中各表」下維持政治實體還勉為其難，但隨著中外實力在前述歐亞地緣板塊上的移易，台北政治實體產生了權力焦慮，從而激化(或被煽起)台獨衝動，各種貌似「一中」的理論和主張也紛紛出籠。然而，島內認同迷失，政治民情脆弱，經濟疲軟，軍心渙散，民粹主義高漲，軍法蕩然無存，甚至發生軍官招待賞玩營區武器和稱病逃役的情形──作為政治實體的內部條件比兩蔣威權時代還差，則如何叫一個3成民意當選人去抗衡大陸？既然如此，作為台北的權力層峰，或者向北京投誠示好，或者更加強化外援結構，別無選擇。而既然拉結美日已是台北多年來的套路，不曾因為「民主轉型」或「政黨輪替」有過任何改變，那麼蔡英文自然也管不了「台灣民意」，後者照例只能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和藉口。在地緣關係上，在政治基因裡，在美國的戰略模糊下，決定了蔡政府將以東京作為她的救世主。

    如此一來，東京的「南向政策」指涉台灣，而師承東京的蔡記「新南向政策」又指涉東南亞，兩相比對，都不外乎針對中國的意圖。若以菲律賓指代東南亞，則「日台菲連線」恰恰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地緣布建之一；黃岩島爭議是菲律賓挑起的，但挑起南海爭議的絕不只是菲律賓。蔡不顧及台灣的服務業已成黃昏優勢，也不顧及台灣經營東南亞市場的條件不足，執意要把台灣青年引向東南亞去的原因何在？難道不是以台北對南海立場的退卻，意圖換取某些東盟國家呼應她的「新南向政策」？從東京「南向」到南海的路徑來看，難免喚起人們對上世紀「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記憶，而台灣始終是東亞變局的開端。一旦日本由開端而坐大，則必然引起美國重新介入東亞，或者說更有理由不離開東亞。只要能攪黃東亞局勢，台北政治實體的圖景就仍有擺放空間。

    儘管台北明白自己是美國為遏制中國所支配的工具，但借由拉結東京所形成的地緣政治引力，或也能間接反支配華府造勢撐持自己的存在。這樣看來，綠營的政要民代率皆反對或禁聲於沖之鳥礁的護漁行動，本質上就出於這種地緣政治的考慮。過去人們形容陳水扁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這兩句話其實還不經意道出台北政體的地緣條件。反面來看，即使在「天下大亂」中沒撈到什麼好處，最後仍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不超出「維持兩岸現狀」的原先估計，那麼蔡英文何不樂於冒個險呢？她怎能放過這個表現自己「有所作為」的520演說呢？只要權力在手，什麼時候承認「九二共識」、「兩岸一中」，對蔡英文而言都是利多於弊的話，她又有什麼理由在520當天表演「棄械投誠」？畢竟，選舉結果不代表選舉結束，選舉政治的高潮實在於就職演說，其後才每下愈況。結論是：520這天觀眾只能看到「一中原則如何解套」之類的命題作文而已。

    當然，蔡的估計是存在變數的。「日台菲連線」的第一個地緣關節在釣魚島，只要日台聯盟關係破產，蔡就沒戲或只能變臉，而這將取決於大陸在保釣行動上的進展。以大陸在當今歐亞板塊上所形成的地緣合力來看，蔡的520作文成本顯然過高，但橫豎是由她所管不了「台灣民意」埋單。

    傳聞中的東京「與台灣關係法」，或籌畫中的台北「國防產業」，是否在點亮台灣前，先點著台灣？許多觀眾希望蔡別玩火。為了抓住東京的眼球，何忍燃燒台灣。

                                                                       二○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本文刊於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