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6世紀荷蘭為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首先誕生國歌以來，陸續誕生的各國國歌普遍懷有一個民族國家反抗外來壓迫、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味。因此，國歌是一個民族國家政治力量的體現，是一種對共同歷史和文化的集體自覺，也是近代以來在全球範圍內辨識不同國家群體的標誌。那麼，如果唱國歌是一種政治和文化認同，噓國歌自是一種政治和文化表態。在中國歷史視野看來，18年以前，香港學生沒唱過國歌；70年以前，台灣學生也沒唱過國歌。當然，殖民地時期的港台兩地學生，不唱「國歌」的自由程度容或有別，但公然噓「國歌」的自由同樣是不存在的。

    殖民地制度過去以後，祖國國歌分別來到台港兩地，但歷史的曲折讓今日台港居民對祖國與國歌都發生集體焦慮和認同困擾，這種曲折是外力殖民和中國內部對其不同反映的發展過程。有人在唱國歌中找到集體歸屬感，也有人在噓國歌中滿足政治表態的興奮。在當今人類的視聽裡，若像伊斯蘭國國歌〈我的烏瑪〉那樣傳唱時，可以讓多少人的政治興奮以為「曙光已經出現」？而對於敘利亞難民來說，〈領土的守衛者〉或唱或噓，卻顯得那樣無奈與蒼白？亞洲乃至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歌，與近代歐美日殖民主義的歷史分不開。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權被殖民主義者或收買或出賣、或征服或利用，導致今日碎裂衝突的地緣版圖和國家政治，民族文化與國家政治的統一遙無前景。那麼你方唱罷我噓場的中國國歌，也只是反照後殖民時代仍沒走完的歷史曲折。

    清代末年，朝野都有人試作國歌，如曾紀澤和李叔同。李叔同作於光緒31年的〈祖國歌〉說：「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彼時香港已淪為英國殖民地逾60年，台灣則淪為日本殖民地達10年，中國內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收復殖民地的歷史作業有賴於內地中央政府，但也可能敗於內地中央政府。嚴復作了「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的國歌以後沒幾天，大清政府在眾人噓聲中倒了。民國政府成立，沒改變內地社會性質，政治上則南北分裂，〈卿雲歌〉、〈美哉中華〉、〈少年中國歌〉、〈國民革命歌〉的紛陳傳唱，正說明這種亂象。民國26年6月，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中山對黃埔軍校訓詞為〈中華民國國歌〉，此時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的是抗日；而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產物，始於民國13年6月，為的是反帝和國家統一。

    對日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收復大清丟失的台灣，但在國際冷戰對峙的背景下，又遇到國共決裂乃至兩岸分裂。此後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圍堵和反圍堵的極端環境中，中國兩岸走上數十年迥異的道路。大陸在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敵視和封鎖中，實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集體生產，建設獨立自主的重工業體系；台灣則在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中擔綱產品代工的角色，受到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技術和資本支配。這期間，香港因為大陸中央政府的戰略考量，仍然是英屬殖民地的狀態，保持國際金融和服務貿易的繁榮，英國因而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台灣則受到《舊金山和約》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制約，在美國新殖民主義和島內反共法西斯的混同體制下，以中華民國名義在國際上代表全中國近30年。後來美國為了全球戰略改變的需要，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至今；同時，中國中央政府致力於改革開放，並開啟了中英双方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

    事後回顧，無論人們覺得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代表全中國是否荒謬，被美國《與台灣關係法》支配逾30年的台北，仍以中華民國名義宣稱一國兩區，近來更在新加坡峰會中確立「一個中國」的共識，只是兩岸領導人都未提怎麼在「一個中國」的共識內解決兩個國號的問題。而正是在「一個中國」的歷史上來看，從未出現以台灣為中國政治中心的事實。清代建設台灣為現代化前驅省分，不可否認是為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需要；即使台灣省淪為美日新舊殖民地，仍只是殖民主義宗主國劍指中國的跳板或棋子，也就是一般說的「反中前沿」。換言之，台灣在地緣上和歷史上，不曾是也不會是中外政治板塊的中心。這種地緣政治的性質，卻被前述的歷史曲折壓抑變形，台灣人被中華民國教育塑造成自以為是政治中心的公民，無論是以兩岸還是以一島為政治直徑。所以自稱統派的新黨主席在2014年9月親聆習近平重申一國兩制最有利於台灣後，回到台灣即在報上發表〈中華民國不是香港〉以對。這種心理早被高明的李登輝看透，所以李自上世紀90年代就引進日本學界用過的「同心圓觀」套住台灣朝野；20多年來島內各色兩岸關係的政治主張，因而多數是李記「同心圓觀」的派生物或衍生物。

    香港在淪為英國殖民地以前，是廣州新安縣的一處漁村，居民約3000人。它既不曾脫離中國行政區而獨立，更談不上像台灣這般所謂代表全中國。香港日用水的源頭是中國大陸，飲水思源說明了一種政治常識，港獨比台獨的難度還大得多。即使將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看作港獨源頭，港獨想像至今也才20餘年；而美日兩系的台獨操作，至今已有70年以上的歷史，加之「中華民國是台灣」這種歷史曲折的覆蓋，仍無法動搖「一個中國」的全球共識，遑論台獨，又何談港獨？港獨向失敗的台獨取經，反證自己走投無路的窘境。同為中國政治邊陲的地緣性質，決定台港兩地居民有個「中心邊陲」的思維存在，這種客觀存在有時因為偏執的超克願望而愈加偏執，愈加對立，從而愈加孤立自憐。所謂「港獨台獨合流」，毋寧謂是一種同病相憐，它反而愈加強化自身的邊陲印象和性格，而不是增加反中心的聯盟力度，因為它只會招引來自中心的更大控制力度所覆蓋。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願意走向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局面，更何況是崛起中的當代中國？那麼港台政治聯盟的另類解釋，只能是處在全球化風浪中的單薄身影，忍不住發出一種乞求中心眷顧的邊陲焦慮使然。

    港台在19世紀是以中國的一處漁港和一個省分被英日兩國割據，而不是一整個國家或整個民族被殖民主義者佔領。這種性質決定港台的去殖民化運動不存在民族國家獨立的元素，而是向反帝運動勝利的中國復歸、即當代中國中央政府恢復對港台行使主權的歷史進程。然而，英日對港台的皇家化與皇民化殖民改造，使港台的「中心邊陲思維」改變為「向心離心矛盾」，儘管分離主義不能保證港台成為政治中心。反而由於港台分離主義對英日美的積極從屬卻又得不到政治保證的尷尬，而強化自身的悲情意識和流浪意識。可某些港台政學媒的思考是，與其面對中國崛起而喪失在殖民地時期擁有俯視內地的相對發展優勢，重回「中心邊陲」的路徑和命運；他們寧可利用那種病態意識作為離心資本，充當「反中前沿」也在所不惜地往「同心圓」政治的想像裡鑽營。當然，這種以「本土」為圓心名義的分離主義作派，擁有新舊殖民主義者物質和精神上的戰略支撐，儘管它有限得支撐不起一個「向心離心」的國際架構。說得形象一點，港台分離主義運動得到的境外資助不比伊斯蘭國還多，遑論像台灣這樣連蝕本都買不來有效的境外支撐。

    當然，「向心離心」的徒然性，不盡然反證「中心邊陲」的合理性；港台一定聲勢的「殖民高級論」無論來自何種炒作目的，都說明中國中央政府在邊陲地區的去殖民化工作，包括消弭特權、打擊貪腐、緩解貧富不均、升高道德水平、改善民生經濟、創造民主環境、提振民族精神、…等，應當做得比過時的殖民主義國家更為進步。這是一個近代受盡打擊的多民族共同體，走向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現代化建國所必需的過程。它需要時間，需要兩岸三地心力交折的代價與克服。在這方面，港人的交折長度和烈度與台人不同。

    民國14年3月，詩人聞一多在海外創作〈七子之歌〉，將台灣、香港、澳門、旅大、九龍、威海衛、廣州灣等7處被外國列強奪去的中國失土，比喻為自母親身邊被外力擄走的7個孩子。生於光緒死於民國的詩人念茲在茲的中國七子，其回歸「一個中國」的歷程，自清末以來超過170餘年；億萬中國人民為這七子回歸所體現的民族復興，包括聞一多在內，慨然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如今全球承認「一個中國」共識，而非承認七子「各自表述」；則「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還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拌嘴，因而是現眼全球的民族挫折。台北操作中華民國是台灣人認同中國的中介，大陸若不承認中華民國，則台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有理。換句話說，彼將中華民國當作台灣人中國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的交易條件。問題是，現在國際場合不存在〈中華民國國歌〉，是不是就意味全球抵制台灣人的中國政治與民族認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而香港是中國香港無疑；但為何中華民國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迄今，台灣不能叫中國台灣？難道中華民國中介論根本虛妄？或者說，對台灣行使主權的並非中華民國？那麼，「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反證中華民國無權代表中國？

    相較於港人直面中國國歌18年後或唱或噓，台人直面中國國歌時會是什麼表現？〈中華民國國歌〉如今不存在國際場合，但卻存在島內迄今70年，它是台人中國政治與民族認同的條件？還是台人認同中國的一堵高牆？或是台人游離於中國之外的便橋？顯然，台灣回歸「一個中國」的歷程要比香港複雜，正因為香港不存在中華民國這個「中介」；而無論將來如何處理這個歷史「中介」，台人的認同轉折都是港人無法體會的心路。台大教授張亞中說「認同是兩岸能否和平久安的關鍵因素」，這話沒什麼不對；問題在他說「太陽花世代已是未來兩岸和平發展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這話就誇大了邊陲效應。中國政治中心也將是東亞政治中心，這不是擴張，而是根據它的地緣和經濟體量恢復它在歷史上的本來位置和和現實上的應有功能。只要這種態勢和條件沒改，台灣任何世代的認同異變，除了博取港、疆、藏反對派等邊陲勢力的可能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招惹整個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要求他認同反正的壓力。那麼不待這些被反中教育支配的世代何時反正自己的認同，台灣若因彼等難以妥協的交折自縛而日益邊陲化與疲軟化，就只能反向強化北京對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導和支配而已。

    有些台人在認同「一個中國」的心路上無法躍進，內心的苦悶被日益現實的邊陲化焦慮暴露原形。當2014年被西方媒體捧為「雨傘革命」的香港占中運動遭到清場後，台北政學媒普遍發出兔死狐悲般的哀歌。他們說香港占中與25年前的北京六四學運是歷史軸線上相互呼應的亮點，說「六四」從歷史的深處保護了「占中」，說「占中」標誌著香港從經濟社會走向公民社會。但是，同一個他們，又說2014年台北太陽花學運和2015年的反課綱微調學運「無論如何都是違法行為」，「顯示他們缺乏法治的精神，也缺乏對公民不服從的正確認知」，「只要政治不要法治」，是「最糟的公民教育」云云。如此一來，只要反中國中央政府，港台就是公民民主，無論法治；但無論法治的所謂民主衝擊台北時，又變成對「公民不服從」的無知。這種「反中心即民主」的邊陲圓心主義意識形態，最大功能就是推助台人心智趨向邊陲化，例如某報為了反中國中心而整版刊登「全能神」的廣告，其心智可見一斑。港台民主聯盟成不成事且不論，但確乎能被這種心智壞事。

    說回到〈中華民國國歌〉。它自誕生日起就具備反抗外來壓迫、追求獨立自主的中國元素，這點並無懸念；但傳唱至今日台灣，它已變成反共拒統的政治工具，這種歷史曲折也難以否認。如今作為一種中國認同的政治要挾，台北不在國際承認中華民國方面多做奢望，而是爭求中國政治中心承認中華民國；因此新加坡峰會後，馬英九在台北遭到的強大逼問就是有沒有對習近平提到中華民國。這反映了「中心邊陲」的國家格局和心理預期已然形成，而不是反映「向心離心」在國際空間上還有什麼發展前景；2015年10月，台北中研院公布49.7%的島內民眾預期台灣會被大陸統一，可為佐證。那麼，〈中華民國國歌〉如果不再是作為一首反抗外來壓迫、追求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旋律，它的傳唱就反而是服務島內政治權力支配、即從屬於邊陲政治甚至離心政治的手段。關於這點，台獨勢力不是沒對它報以過噓聲；只是當台獨勢力明白自己也是從屬這種離心政治的邏輯後，他們照樣加入高唱〈中華民國國歌〉的陣容。甚至為了鑽進離心政治的圓心內營生，他們質疑起別人「未提中華民國的存在」，比誰都來勁。

    從噓國歌到唱國歌，港台同胞在中國現代化建國的道路上演出不同的悲喜劇，這正反映中國歷史前進道路上的曲折性。港台政治人物強調的民主，其實在中國內地90多年前就被當時的知識菁英們提倡過，當時港台兩地還是沒有民主可言的殖民地。追求民主進步本就是近現代中國政治中心的任務，而且應當是中國本土的、克服殖民地壓迫的民主，也就是基於中國條件，既要學習民主又要民主進步的生存方式。但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到20年的香港，和仍受到美國新殖民主義政治支配的台灣，兩地政治人物強調的民主觀念，是否沒超過90多年前中國半殖民地時代認知的民主範疇？用緊張的二元對立民主觀來看待中國的「中心邊陲」關係，自然產生你死我活的生存焦慮，一如港台政爭那樣的勝負邏輯，但那畢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後遺。

    西方民主的對立思維，體現在對「他者」的掠奪和侵占，這種民主圓心的強大是以周邊地區、種族和國家的資源犧牲為代價，美國主導的民主秩序可謂世紀典型。但正因為以掠奪和占領為體現方式，美式民主秩序很難持續穩定，卻容易經由相互毀滅而走向終結。這種終結焦慮說明港台民主教育的殖民遺害，並反證港台去中國化教育的殖民成果，雖然這種殖民成果或遺害正是港台某些人物的政治資本──在對立的視角看來，邊陲民主焦慮是基於中心政治影響的擴張，而導致邊陲政治圓心權力的瓦解。

    鑒於港台兩地的國歌認同或表態，中國「中心邊陲」的國家經營模式，在汲取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之外，更有必要超越西方的殖民經驗。中國傳統的自中心惠及邊陲、又由邊陲強化中心的可變性文明多元結構，是解放西方文明二元對立格局的可貴資產。「一體多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組成，也是中國自古至今的有效政治經驗；在「一體多元」的意義和格局中，民族、文化和政治的統一才構成中華民族克服殖民主義肢解的條件。那麼，用同胞意識克服殖民意識和政治困境，一國一體，兩制多元，兩岸三地避免利用體制差異來相互敵視，而是相互借鏡、學習和依存，始能共存共榮。捨此鞏固一體以成就多元的方式外，現代中國人還有什麼超邁新舊殖民主義模式的生存路徑？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文刊於《兩岸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