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則有關兩岸語文教育的重要消息，就是大陸將回歸部編本統一教材，並大幅提升古詩文作品的份量；而台灣地區仍以「多元文化」為由，繼續開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編選課文，同時傳出高中新課綱將古文比例由50%降為30%的報導。

    升降古詩文比例是個容許討論的教育問題，但也是個可操作的政治議題。台灣的課綱審議委員包含學生代表，就具有政治操作的意義。過去反課綱學運時，朱震和林致宇等人的慰安婦論述固是如此，眼下課審代表林致宇等人再提文/白比例議題也不例外。

執政困境的反映

    既然是政治議題，就無法在語文脈絡的範疇裡來討論出答案。台當局在這時拋出大幅刪減語文課古詩文的議題，其實，是根本反映了蔡政府的執政困境。

    也就是說，在經濟、外事、內政、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得人心、民調大幅滑落的窘況下，台當局已放棄收攬全島民心的積極幻想，而轉向鞏固其基本教義派的保守策略。基教派固然也對蔡當局有些不滿，但衡諸現實，他們除了群氓主義式的叫囂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傢伙什可以用；反過來說，蔡當局固然已沒什麼乾貨可以養肥這些基教派，但只要回頭對他們釋放一點精神撫慰，他們還是樂於回抱當局並為其嘶喊的。畢竟，蔡目前還是基教派在台灣政壇上的唯一神主。

    另一方面，在台灣關起門來搞教育、搞學生，是蔡當局方方面面沒辦法中的唯一辦法；島上的家長和學生除非出走，或至少精神出走，否則只能成為被當局綁起來洗腦的政治肉票。從李登輝當局開始，這個招數一直被視為執政保證，不分藍綠的「島國體制」基教派就是這種招數的產物。如今蔡當局故技重施，不過是經驗法則的運用而已。至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動到語文課？又為什麼要大幅刪減古代詩文？這有內、外兩種因素：

「中國史」已被「東亞史」取代

    內因方面，是要配合十二年教育新歷史課綱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的工程。

    從台當局來看，既然將荷殖時代以前的「中國史」他者化(即所謂放入「東亞史」分域)，並試圖將日殖元素內化為台灣主體，那麼在「國文課」的邏輯上就不得不排斥先秦文、兩漢文、六朝文、唐宋文乃至明清文，否則不是打自己臉？再說，新歷史課綱處理台灣、東亞、世界三個分域，是以專題的方式呈現，而不再採用編年史，其目的就是要重塑(或打碎)台灣人原來的時間意識，這豈能容許「國文課」的古詩文來攪局？

    況且，台當局還適時推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試圖稀釋「國語」(共同語、普通話、北京話)在台灣的地位和影響，而相對提升所謂「台語」(閩南話、河洛話)的地位和影響。有些島內學者甚至鼓吹台灣要學習「印度經驗」──後者法定的官方語言達到22種。如此一來，為了滿足基教派所謂的「台灣主體性」，只好拿台人大腦中的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來做切割與重塑──時間方面就是利用文史教育，而空間方面則是利用「國家語言」。

    語文是教育的根基，語文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權力。據台灣學者楊子霆等人的調研，1997年實施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影響了島上大批受眾，以及其後整個台灣社會的身分認同，[1]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台灣人的歷史觀。但這是對身分認同最大的影響，而不是最後的影響，最後的影響是語文。因此，蔡當局在教育上正使出最後的招數。

中文系變成「華語文細學類」，「華語文教育」屬於外國語文學門

    比如2017年4月初，台灣各大學收到教育部門委託台灣師範大學工教系執行的兩份資料：「我國新版學科標準分類中英文名稱及簡介(草案)」，以及「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五次修正調查表」。台當局把其中隸屬於中國語文學類的「中國文學系」視為「華語文細學類」，又把「華語文教育」劃歸外國語文學門。

    另外，台灣的「漢語族」使用人口佔了95%以上，南島語系人口僅佔2.2%左右。然而台當局將漢語族系下的客語、閩語下的閩南語、以及南島語系下的先住民語都劃歸成「本國語文」，卻將現行的「國語」(共同語、普通話、北京官話)放到「華語文細學類」，使其形成兩組對立的語文命題。[2]

    但就語文脈絡來看，晚近的閩南話來自公元7世紀河南光州人陳政、陳元光父子帶進漳州的河洛話，當時說的口語是唐音，書面語是唐代古文，吟唱的是唐詩。也就是說，除非相信「台語」拜物教──宣揚「台語」是西語、荷語、平埔語、日語、華語相混同的新品種云云，否則以閩南語為多數的台灣話相較於北京話來說，還更為接近唐宋古文(以及先秦漢魏六朝的文言文)，這就是用閩南話誦讀唐詩別具「韻味」的原因。因此，反唐宋古文及文言文而高舉白話文，在語文脈絡的邏輯來看，就是「反本土化」、「去台灣化」，立場還比較接近北京官方。

    畢竟，北京官話是元明清以來800年的「雅言」，白話文是北京口語的書面形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就在北京，且民國政府決定以白話文作為國文課的主要教學媒介，這些都是沒什麼好爭議的史實。

基本教義派反智而不反殖

    不過，基教派反智而不反殖，他們宣傳的台灣白話文學，並不正視1920至1950年之間受到大陸白話新文學運動影響的台灣現代文學，而寧可承認日殖時代包括日本人的漢文創作。即使在1950年兩岸分斷以後的台灣白話文學，他們也拒絕反美反殖的左翼作品，陳映真和藍博洲作品在台灣語文教本上的「真空」，可為證明。同為新月派詩家，徐志摩「完勝」而聞一多卻「完敗」，又為證明。

    此外，東方主義式的博物館化中國書寫，以及橫向移植、膜拜西方「現代性」的理論和創作，也形成殖民主義在台灣語文教本上的鏡像關係。

    台南某位學者發表評論認為，荷殖時代用羅馬字書寫西拉雅族語的「新港文」就是最早的台灣白話文；又說1886年在《台灣府城教會報》的一篇羅馬字「台語白話小說」，證明「台灣比中國還早使用白話文創作」。[3]這位台灣文學系教授是用中國語文發表評論，但他在6年前辱罵黃春明說：「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

    用中國語文來罵人用中國語文創作，由此可見語文技窮的笑話，而正是這樣的學者主張將「台語」列為十二年教育的必修課！[4]這說明文/白之爭是無知＋反智的政治運動，就跟以「番薯」代稱台灣、以「芋仔」代稱大陸一樣，不必考究先來後到，將錯就錯，以訛傳訛，誰認真誰就輸，台灣學子和家長只能自求多福。

大陸提升古詩文份量是最大的外因

    再從外因方面來看，台當局此時突然要大減語文課本的古詩文，顯然和大陸今秋大幅提升課本古詩文的份量有關。這是台當局試圖切割與重塑台人時空意識的手法，其目的就是加深兩岸民眾的心理隔閡，以累積自己在島內的政治資本。

    也就是說，藉由加大操作語文教育來進一步控制台人的意識形態，在精神層面將政局不穩的困境遷移到時局不安的共同焦慮裡，讓基教派看見自己「有所作為」，同時也轉移一般民眾的關注焦點。畢竟，相較於執政失能這種立馬叫人疼痛的項目，操弄語文教育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是比較無感的；何況它還具有穩固選舉基本盤的政治效益，何樂不為？

    果然，這陣子島上輿論集體踩入蔡當局下的套，各家都在文/白之爭的套路上練把式；基教派媒體還因勢利導，宣稱新課綱草案建議的上課材料都是用中文漢字寫的，因此拒絕承認蔡當局是「去中國化」。[5]於是兩造人馬都在是否「去中國化」的鳥籠裡進行拉鋸，蔡當局又成功賺得一次喘息機會，並再一次贏得大陸對台灣的惡感。

    由此可以見識到，綠營人馬一向善於製造議題來積累政治能量的伎倆；而選舉民主制和美日新殖民地主義支配下的政媒型態，又決定島上一般民眾政治見識和信息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台灣語文課綱文/白之爭的本質，其實是地緣政治，其中包括殖民主義的影響或遺留。

反智的「文/白＝中/台」來自深固的政治壁壘

    從歷史看，上世紀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台灣在「復興中華文化」；本世紀以來，台灣課綱以「多元文化」取代「中華文化」，大陸則因應復興需要而向傳統文化提取資源。表面看來，兩岸語文教育對文/白的態度是互有起伏。但不同的是，大陸無論語文課的文/白升降如何，都未曾動搖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而在台灣卻能演變成「文/白＝中/台」的認知模式，後者當然是一種假象。

    以強烈主張提高古詩文比重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為例，從總發起人余光中到其他參與者，無人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的政治邊界並沒有溢出「戀殖心智」與「島國體制」。最近十來年的每個5月4日，「搶聯」都召開記者會聲張「古文運動」，儼然是對新文學叫板。以新詩見聞的人，口口聲聲高喊古典文學，卻無視毛澤東詩詞是唐詩宋詞在20世紀的繼承與再創造，是古體詩詞在現代中國的最高成就。某位「搶聯」核心成員甚至為了避免在島上觸雷，而表示「國文不屬於中共，是我們的至寶」。[6]

    於是，國文任他們怎麼搶救，都脫離地氣，也無法凝聚台灣師生的人氣。原因很簡單，把文/白對立起來思考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對中文教育的戕害；他們和「文/白＝中/台」這種思考位置，同樣形成了島上反智的鏡像關係。

    語文既是政治的重要基礎，那麼政治壁壘導致語文反智的事情，也就不足為怪。比如對著美國訪客說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還寫出「自自冉冉」的春聯來現眼等等。上樑不正，其下的語文教育豈能不走歪？

    至於說85%的高中語文教師支持文言文上限至少50%，[7]這也不意外。一來這些教師們在求學過程中習慣了古詩文；二來是習慣了古詩文的他們，又習慣了教別人古詩文。多年來謀生的傢伙什，比如教具、筆記、教參用書和教學思維的模式等，不為犧牲多壯志，豈敢日月換新天？要說他們是語文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恐怕太過；但可以問問他們是否願意自學和教授台灣教本不採用的古詩文？又是否願意自學和教授台灣教本不採用的白話文？尤其是被政治邊防所封殺的毛澤東、陳映真、藍博洲、聞一多、魯迅甚至雨果等人的傑出作品。

    曾經編審《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李筱峰說過，文化領域比政治領域要寬廣許多。既然如此，恢復台灣學子接受完整中文教育的權利，從整個中文世界的範圍來取材與授課，並在廣大的中文地界上建立教員交流與支教體系，應該是實踐文化領域比政治領域寬廣許多，並療癒「文/白＝中/台」反智症的辦法。然而，這實有賴於台海政治壁壘的真正瓦解，因為在那套《認識台灣》教養下成長的語文教師，可也不少。

                                                   2017年9月1日

本文刊於觀察者網

三年前在中國時報刊有〈課綱爭議的背景困境〉：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16000694-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