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建構「島國體制」以來，台灣民眾兩度遭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認知高峰。第一次是蔣介石威權時代，為期25年；第二次是蔡英文掌權時代，至今不過1年。

在這兩度高峰期，台灣民眾無論自身的歷史經驗或主觀意願如何，都不得不面臨「一個中國」的認同思考。特別是蔡英文因為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造成的風波，喚起一般政治無感的台灣民眾好奇什麼是「九二共識」，並進而面對恢復中國人意識的歷史要求。差別在於蔣時代的「復興基地論」，以及國際上的反共封閉環境，讓台灣民眾以台灣為中國的中心，並認為大陸才是「去中國化」的地區。

    然而蔡時代台灣人認同「一個中國」的處境已不同於蔣時代。蔣時代建構「島國體制」時，主觀上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客觀上有冷戰‧內戰結構為條件，且有一批從大陸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和故宮古董，以及用金元券「換來」的大陸黃金，讓台灣民眾自以為是中國中心。但李登輝至蔡英文等人承繼「島國體制」的同時，又進行「去內戰化」、「去中國化」的體制建構，包括「族群政治」和「語言政治」的操作，長逾20年，這至少使一整代台人的中國主體意識被清掃一空。也就是說，自日殖結束、台灣光復以來，台灣民眾被建構的政治心態歷經「中國邊陲」→「中國中心」→「中國邊陲」→「兩岸兩國」的曲折過程。

    然而，在「島國體制」支配的現實下，全面執政的蔡政府對於「正名、制憲、入聯」，沒有一樣能辦得到。這不但證明「台獨建國」為假，更糗的是，連「維持現狀」的政治意圖都捉襟見肘。面臨這種時局，台灣民眾不得不思考如何以政治上「中國的他者」的想像重回中國主體，並在民族意識被規訓「去中國化」以後，如何恢復中國人知覺的問題。

新南向政策只是虛妄的想像

    以蔡英文去年的就職演說為例。蔡說打造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的第一步是通過TPP、RCEP、「新南向政策」等，以擺脫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云云，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證明台灣經濟格局與多元性的提升，根本離不開大陸。連原本要以TPP遏制中國崛起的美、日都已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者開放共享的友誼比前者損害內政主權的盟約更具包容性與發展性。在這種趨勢下，RCEP將成為「一帶一路」的組成部分，以擺脫大陸影響為目的的「新南向政策」因而成為泡影，蔡經濟的第一步就是虛妄的想像。

    從台北「南向政策」的歷史淵源來看，它是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產物。在李登輝的「南向政策」以前，處在冷戰時代的壁壘後面，先有美國金援長達15年，再來是日圓貸款接手，「島國體制」有恃無恐。可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肥大的資產橫遭美國搜刮一通，引發了後續的泡沫經濟。這不但連帶影響到日本對台資助，而且，還需要台灣以「戒急用忍」來綁縛自己，以便對日輸血。1990年代以來猖獗至今的「日殖有功論」，便是台北當時為日本「南向政策」助興的產物。只不過，台商選擇大舉西向，台北的「南向政策」終告失敗。

    台灣學者陳光興認為，「南向政策」是一種附從日本的「次帝國想像」。就這個意義來看，新舊「南向政策」都屬於「島國體制」下依從美日的路徑。然而經過20多年的兩岸經貿往來，冷戰時代美日台三角經貿結構已徹底成為過去，台灣在東亞政經版圖上逐漸成為大陸邊陲，並深度依賴大陸的發展。也就是說，因為內戰和冷戰而構築起來的台灣對美日的依賴體制，已被或將被台灣對大陸的依賴所取代。這當然是對「島國體制」及其權力結構的威脅，李登輝是這種威脅的島上先覺者之一。只是20年前的「南向政策」尚且胎死腹中，如今時移勢異，20年後仍以閃避大陸影響為目的的「新南向政策」，只能更加表現李蔡師徒的反動性。5月15日發布的《中越聯合公報》上，越南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表了態，支持「中國統一大業」，並拒絕與台北發展任何官方關係，就是證明。

    凡是稍願意見識大陸發展的台灣人，都明白大陸經營東南亞是更深入、更全面，東南亞國家也無不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北京推動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短短四年就涉及全球70多個國家、超過60%的人口並具有全球30%的生產總值，大陸作為整合東南亞的最大平台毫無懸念，並已成為東盟國家的領頭角色。而除非台灣民眾樂於到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去求學和就業，否則同文同種且不願捨近求遠的台灣民眾，自然會重新省思「一個中國」的認知，乃至認同。

    只不過，在大陸推動這個「新全球化」的過程中，台北偏差的「南向政策」將導致台灣的經濟處境比東南亞還邊陲化，而這會自動成為北京讓台灣民眾回歸中國主體與認同的政治籌碼。

欲點亮台灣卻點燃台灣

    再以勞工政策為例，蔡的6大政見基本破功，所謂「積極提升勞動生產力，保障勞工權益，讓薪資和經濟成長能同步提升」云云，都走到相反方向去。唯一上路的「一例一休」，卻減少勞工加班機會與加班費，還引發物價上漲，讓消費者平白遭受生活損失。蔡雖親自召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每週討論層出不窮的議題，從放假、電價到菜價，無所不包，但也無疾而終。

    在「年金改革」方面，勞保修正費率逐年調高至12％，投保薪資採計從60個月拉長到180個月，更將退休歲數拉長到65歲，形成偏袒資方而導致勞工「多繳、少領、延後退」的虐政。修改後的年金，不僅減損千萬名勞工的權益，且勞保年金10年後還是面臨破產，根本無助於解決財政缺口。蔡所謂發動集體協商以推動年金改革云云，卻演成拉一派打一派，自領18%優惠利率的主導者，和主導同婚議題一樣，造成社會內部相互開撕的局面。財庫羞澀的問題，不從財源與分配根本解決，妄想依靠挖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來深固體制壁壘，最終只能是換來民眾集體挖自己的牆角。特別是，台灣民眾若因此恢復對1981年「葉九條」的記憶，[1]則蔡政府只能噬臍莫及。

    至於「司法改革」，號稱全民參與，卻由蔡自任司改會召集人，且賦予蔡自己具有終審法院法官的決定權，遑論那些已經入列的司法院大法官。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接地氣的司法改革，連處理酒駕殺人都無法滿足社會公義。

「轉型正義」宣稱重建原住民史觀，利用原住民代表打擊鄭成功的歷史地位，卻繼續推崇日殖工程師八田與一。操作「泛南島民族意識」進行「去中國化」，卻利用土地劃分法大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面積。如今16族原住民紛紛成立的「民族議會」，已要求蔡英文兌現推動原住民自治的承諾，但還遲遲等不到她的回應。在新住民方面，將東南亞7國語言列為「本土語」必修課程，以對沖漢語中文教育對中小學生的影響，卻對東南亞移工的人權保障毫無進展。至於歷史真相轉型正義，則完全不提平反那些上世紀中葉投身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台灣受難者。台灣的邊緣人群，只是被「轉型正義」利用的工具，他們根本不在蔡政府的重要位置。

在「軍事改革」方面，蔡說要機艦自造，卻沒有相應的資金和技術。說要買F-35，卻連一通美國總統的電話也再沒希望。「價值盟友」如日本也跑去一帶一路論壇，不願為延續「島國體制」的權力結構而出手；除非在日本交流協會的名稱上加個台灣，就可以換取核災食品輸台的利益，東京還是願意派個小官員來指示台北的，但也僅止於此。也就是說，不論就內部條件還是戰略態勢而言，蔡的窘境是連自願當棋子都乏人問津，民眾也逐漸覺悟到台灣已不是什麼國際孤兒，而是夜壺。既然如此，過去一年來軍中吸毒、性醜聞、導彈誤射、坦克掉水裡、東南亞傭兵、周末戰士、鍋貼二兵等，彷彿娛樂新聞也就不足為奇。

國共兩軍上世紀在大陸戰場已定輸贏，敗撤台灣的國軍成為「島國體制」的骨幹。但蔣系軍人畢竟是在戰場歷練過的，有些還經歷過對日抗戰，民族意識與中國認同雖被壓抑或扭曲，但畢竟存在，且成為他們精神武裝的一部份。到了李蔡師徒以來的島上軍人，已經是不同價值觀的世代，其在「島國體制」內的地位也不如蔣時代，軍風、軍紀、軍魂尤不堪聞問。加上蔡的「年金改革」一攪和，他們只得將台北街頭當成戰場，這是蔣時代完全無法想像的畫面。而如果蔡軍連蔣軍都不如，戰場又在海峽的這一邊，還憑什麼說「力抗中國」？至於說聯美、日兩國自保，這只是延續雙戰時代的思維，也是「島國體制」的組成部分，並非蔡的獨創，只不過在今天被反對黨放大來看罷了。

    總之，蔡的改革烽火造成台灣失火，彷彿處處是抗爭的燃點，叫人懷疑去年蔡說要點亮台灣，是不是以點燃台灣為代價？《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就有篇批評蔡政府的特稿說：「這個政府似乎只顧得自己的方便，根本就不聆聽各種多元的異議，而這些異議全都是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存，只有自己飄在雲端，關在冷氣房決策的人，才會口出『執政不是來輪流討好各方』的這種傲慢。」今年蔡接受同一個記者的周年專訪，還表示過去一年是「改革元年」，未來一年才是「建設年」，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分溝通」和「有效執行」。換句話說，過去一年的改革對象原就不在「充分溝通」之列，難怪蔡說：「如果我沒有魄力，怎麼能夠在任期一開始就去解決年金問題？」[2]

    在上述專訪中，蔡提出一種理論，說是根據過去政府的經驗，執政越久改革的條件越差、意志也越弱。因此她自稱：「以前政府不願碰、不敢碰的，我要在上任第一年就正面迎戰，因為如果這個國家一直讓舊問題綁著，我們根本沒有機會能夠往前走。」[3]這樣看來，想依靠蔡英文實現「台獨建國」的人是確定沒指望了，她上任第一年正面迎戰以前政府所「不願碰」、「不敢碰」的，並不包括「正名、制憲、入聯」。然而不過如此，就已經全島自燃，還能指望蔡政府去火拚解放軍？那些期待蔡「正名」的教授，[4]或要求「趕快正名」的媒體，[5]委實是加害蔡英文而已。

    從記者的評價和蔡的言行風格看來，可知蔡是個完全沒有道德負擔的人，因而也談不上政治擔當。一旦遇到內外交困，蔡就對媒體推卸責任給在野黨杯葛和大陸打壓，前者如八千八百億預算的「前瞻基礎建設」，後者如WHA和李明哲事件。這種領導人的魄力自然達不到「台獨建國」的要求；但也可能是因為她的智力超過「台獨信徒」的水平。橫豎講求民主責任制的西方政黨政治，移植到台灣後卻質變為民主避難制；這方水土或能盛產政治明星，但不可能出產政治家，這是台灣的局限。

「武統論」的商榷

    既然如此，就凸顯大陸政制和資源的相對優越性，因而能主導並實現二戰後同盟國體系賦予台灣回歸中國的權利。只不過，自19世紀末以來，兩岸分斷一百多年，而人為手造的台灣民眾仇共反中的意識壁壘，又必然加劇大陸民眾的不解與反彈。這種情緒需要得到宣洩，從某方面來說，讓大陸民眾仇恨一下是好的，否則就無法體會台灣民眾在「島國體制」內接受60餘年仇恨教育的影響，同時也讓台灣民眾反省一下，什麼是遭受仇恨與歧視的滋味。

    擔任周恩來日語口譯的台灣姑娘林麗韞曾說，在上世紀80年初台海兩岸尚未開放往來時，許多大陸民眾不知道台灣居民大部分是漢族，還以為台灣人都是高山族。[6]這說明從人為分斷到再融合，必然需要一個跨越和再認識的過程，而情緒矛盾是其中的一部分。不過在情緒之外，如果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來看問題，就有必要分出主次和本末。以「武統論」為例：

    首先是統一的方法，應包含文武並用、和戰相成的辯證思維。國家統一既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國族運動，也是華夏大地的歷史傳統。歷史地看，台海統一其實一直是運動的狀態，這當中也包括「武統」的運用；但總是以「統」為主為本，以「文」「武」「和」「戰」為次為末，且應盡力使國家統一在文明與和平的狀態，而非相反。至於如何取捨「和」「戰」、運用「文」「武」？則要依照國家的最高利益(即「統」的最大效益)來定奪，並由此決定「幾制」，而不是由「幾制」來決定「一國」。關鍵還在於，把「武統」和「文統」二分對立起來思考，其實是矮化了國家的最高利益。明白地說，如果大陸沒有堅實的武備作為後盾，就不可能讓台北自動放棄「島國體制」的權力結構，也無從保證以和平統一來爭取最大效益。如此看來，「武統」其實是一直在進行中，遼寧艦不是純粹來台海觀光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武統」是台海統一進行式的配套。

    其次是「武統論」的內涵，也應達到國家生產力的高度。如果「武統」只消作滿足情緒宣洩的工具，那何不憑藉強大軍力殺將過來，演譯一下「留島不留人」的焦土畫面？中華民族並不是沒有這種歷史經驗，而這正是島內外「台獨」勢力最期待的戰略局勢。問題是，兩岸兩軍的對比已到了不必多費筆墨的地步，卻還把上世紀電影裡的戰火拿來想像成國家統一的技術水平，恐怕是一種不計成本的錯估。台獨/獨台自知軍心軍力不足以「力抗中國」，但渠等不是政治家，可以毫無道德負擔地煽動兩岸仇恨與戰爭，可以讓接近滿分的台海統一，變成不及格的台海統一，並藉此做大外力介入中國崛起的機會和條件。這是渠等心虛的表現，也是渠等最終的算計，過去一年兩岸間的感傷往事已證明這種圖謀。從另一方面來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已展示解放軍具有現代先進的作戰條件，而現代化作戰能利用太空衛星及其信息技術進行遠程精確打擊，這當然包括距離不過兩百公里的台灣島上的任何目標。即使真到了《反分裂國家法》所提的動武時機，也不是一般「武統論」所想像的好萊塢戰爭那般。換句話說，「武統論」也要配合國家文明發展的程度。

    其三，台海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具體表現，它將具有世界文明史的地位，以及相應的一套文明模式與詮釋。習近平認為中華民族正面臨歷史上最接近偉大復興的時刻；其實，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接近國家完全統一的時刻。而這接近全民族復興的最後一哩路，是不是要用「武統」來完成？或用哪一種「武統」來完成？都考驗著政治家的戰略智慧。著名戰略學家張文木從國家利益的層面來看待台海統一的問題說：「治國者當以正為本，以奇為用。台灣問題的主要責任不在台灣同胞，而在於美國及其西太平洋主要盟國干涉和少數『台獨』分子的破壞。這樣，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沒有極端的『台獨』事件或外來勢力直接干涉的出現，就不應該有『直搗黃龍』式的思路。當年康熙和後來的毛澤東，都沒有採用這種思路。因為他們對台政策的目的並不是將台灣打跑，而是為了將台灣拉回。」[7]張教授的話主要不是在為台灣同胞喊冤，而是在強調「用奇用兵」需要有國家戰略高度的思維。

    當然，「文明」不能淪為拒統的修辭工具，台獨/獨台本身的反動性就是反文明、反民族復興的存在，這是「武統」必須相應存在的理由，也是「武統論」的文明意義。只不過，「武統」應堅持用在於保證中華民族文明崛起的位置，用在於保證接近滿分統一的位置，而不是用在於台獨/獨台水平的相對位置。何況，無論根據島內民調還是日本旅台作家的親身觀察，對兩岸統一有心理預期、甚至對中共有期待的台灣群眾比外界想像的還多。[8]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無論就經濟實力、政治地位還是軍事能量來說，已是一個不對稱的說法；在全球範圍看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才比較符合實際，也是國際公認的狀態。既然如此，在大陸方方面面掌握主導權，爭取民心勝券在握的時刻，情緒性的「武統論」恐怕不是什麼上策。

    仇恨可以是解決問題的動力，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且更多時候容易成為別人利用的工具，這是「島國體制」仇共反中教育下的經驗談。

「一個中國」怎麼了？

    至於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究竟怎麼回事？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今年《上海文學》5月號刊文稱：「台灣問題之複雜，不是那些天天嚷嚷『武統』的人可以駕馭的。(章念馳〈因陳映真而想起的……〉)」「武統論」的高漲很值得正視，然而章念馳在刊文中呼籲重新認識台灣與統一運動，也同樣值得探究，才好評估「武統」的必然與應然。以「一個中國」在台灣為例：

1970年代以「保釣運動」為契機，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開始產生「中心/邊陲」的移動，而國際環境對新中國的接受與承認則全面加速這種轉變，以台灣為中國中心的政治想像破局。迫於內外條件的時移勢異，蔣經國以政權「本土化」來應對這種變局，島上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因此有了舞台。至李登輝於1996年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就職演說為界，其後將台灣作為中國邊陲的認知轉變，推往另立中心(國家)的政治想像。3年後，在李登輝授意下，蔡英文等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出爐；次年陳水扁掌權，「兩國論」在島內政治理論與實踐上相結合，並徹底而全面支配台灣中小學的國家認同教育。2012年由於日本當局對釣魚島「國有化」的風波，台灣民眾再度經過「保釣運動」的教訓而看見什麼是中國主體性，並再難否認台灣遭逢「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

在上述過程中，原以官僚、買辦、舊封建地主為主要成分，而號稱革命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掌權時代發生質變，甚至有「黑金政黨」的名號。到了台灣引進西方政黨政治後，國民黨所謂革命政黨的屬性已名實俱亡，其所謂「一個中國」或「一中各表」等等，自隨名實俱亡的質變而只能是選舉修辭和黨爭口號。另外，李登輝雖然摧毀國民黨的舊有屬性，但卻承繼國民黨建構的反共「島國體制」，並縝密地在這體制內打造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全方位的「去中國化」，比如「民主人權」、「戒急用忍」、「南向政策」、「認識台灣」等。也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台灣教育被置入「日本殖民有功論」以及「台灣人原住民祖源論」，前者如崇拜八田與一，後者如泛南島民族意識等，其本質是建構「去中國化」的配套。

    李登輝「建立新中原」以來逾20年，「島國體制」文風不動。其中，陳水扁的主要興趣在於家庭經濟，他唯一有意義的政治覺悟是「台灣獨立辦不到就是辦不到」；馬英九不統不獨整整8年，他的臨去秋波是2015年11月在新加坡對全球重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儘管如此，「島國體制」拜美親日反共拒統的性質一樣沒少，一脈相承，它並非蔡英文的原創。「新南向政策」只是20年前「南向政策」的複製，目的在閃避大陸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

    在「島國體制」支配下，國家認同成為台灣幾代民眾命定的政治焦慮，台人自出生開始接觸的環境，就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國家認同視聽網。比如在台北松山機場，一入境就聽到廣播說：「歡迎回國！」更別說在全島範圍內，每個人自小見聞國歌、國旗、國號這些視聽符號的洗禮。因此，認識、接受甚至追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對於任何一個普通台灣人來說，都需要智識、經驗和心理上的跨越。這種跨越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是一個摧毀和再建構的過程，其糾結程度不亞於叫一個「統派」去支持「台獨」。也就是說，在台灣相較於所謂「天然獨」，「天然統」是更加難以置信的存在。於是面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乃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有人選擇裝懵或逃避，也有人相信輕易的、現成的「島國體制」，無論它是不是「台獨」。

    國家作為排他性的近代文明產物，好幾代台灣人被建構的的國家意識是：「台灣就是一個國家」，不論它的稱號叫什麼。於是，大陸就成為一般台灣人國家意識中的「他者」。因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政治邏輯上是排斥「島國體制」的概念；或者說，「一中各表」根本是一個主權互斥的偽概念。2015年洪秀柱使出「一中同表」參選，還不勞綠營出手，就遭到藍營內部「斬立決」，正緣於「島國體制」的政治基因。有了洪這個前例，所以在艾普羅民調數據上大幅領先眾對手的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吳敦義，日前在網媒公然叫「統派」離開台灣到大陸去住，以免拖累2300萬同胞的話語，固然有打擊洪秀柱和收編藍營派系的戰術目的，但也符合「島國體制」的政治邏輯。這至少印證了前述國民黨在質變以後，不可能還有「一個中國」政治格局的論斷。

    中國時報社論呼籲「國民黨要贏 先喚起反台獨熱情」，[9]這已是「島國體制」下的政治頂標，6名藍營主席參選人都說「反台獨」，都不超過吳敦義，也沒超過馬英九，叫人如何熱情以對？而既然藍營的「兩岸一中」為假，並有收納同時稀釋「統派」的功能，那麼綠營也就樂於關起門來「打假」。當然，台獨/獨台也是個偽概念，1996年李登輝就職演說聲稱：「四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因為歷史因素，而隔海分治，乃是事實；但是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也是事實。兩岸唯有面對這些事實，以最大的誠意與耐心，進行對談溝通，化異求同，才能真正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謀求中華民族的共同福祉。」既然兩岸追求國家統一「也是事實」，台獨/獨台當然是假。

    何況，「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那麼20年後，從李登輝麾下出師的蔡英文也在就職演說聲稱：「今天，明天，未來的每一天，我們都要做一個守護民主、守護自由、守護這個國家的臺灣人。」台灣人「守護這個國家」的意思，依照上述李登輝就職演說的邏輯，也就是守護中國人完成和平統一的大業。否則，如今身負台獨黨綱的綠營已經二度執政周年，為何所謂「正名、制憲、入聯」一樣都沒做到？急得親綠媒體大呼「趕快正名」，卻兀自文風不動？

    蔡政府周年的各項民調滿意度已多數低於3成，連原先最挺蔡的20至29歲年輕人也有63.3％不滿蔡的表現。[10]於是台灣民眾逐漸認清所謂「去中國化」，不過是政爭需要的假動作，根本「台獨」不了！否則「台獨信徒」多年風行「出草」蔣介石──台灣反共第一人，如果是真的，就該揚棄包括反共拒統在內的體制壁壘；但顯然不是真的。綠營「台獨」既然是假，藍營「反台獨」也真不起來，這就是台灣兩黨政治的主軸。這種政局下去的一座島嶼，是值得興兵「武統」？還是運用經濟、政治和外交手段，來推助蔡政府作繭自縛較好？

殖民主義「文明」的葬身之地

    從歷史發展來看，殖民主義文明觀與中華民族復興是互為消長的。張維為教授說的「中國震撼」，主要指的是中國文明模式崛起對過去殖民主義文明模式的革命性震撼。港、台兩地都曾是中華民族遭受殖民主義瓜分的家產，是帝國主義者蔑視中國的實驗區。如今在聞一多的〈七子之歌〉裡，只剩台灣還是美國《與台灣關係法》下的半殖民地。但既然殖民地香港能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和平回歸祖國，則20年後的一處半殖民地回歸的方式，應該更能相應於祖國的文明崛起，而不是相反。

    台北為獨佔「島國體制」的權力和利益，接受西方價值和制度來「力抗中國」，並煽動兩岸仇恨以埋設「武統」反文明、毀文明的陷阱，企圖讓中華民族孤立於「文明」世界。那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用「一帶一路」、「中華文化」、「中國模式」等文明創造和話語，徹底從精神上贏得世界尊敬，將灌了迷湯的島內「民主」信仰摧枯拉朽，讓台灣成為殖民主義「文明」在中國的葬身之地。如此一來，台灣再光復之日，即中華民族真正復興之時。

    根據這種戰略認識，蔡政府的表現不但「台獨」不了，反而是給統一搭橋。這當然不是說要支助蔡，而是要順勢打蛇。比如說蔡不承認「憲法一中」，這乍看不好，但為何不好？首先她將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而失道寡助；其次，1947年公布施行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中共根本沒參與，也不可能承認。蔡不承認它，立場並不與北京相左，反而是幫忙清理擋道的物件。即使蔡日後吃回頭草，也無法補救它在台灣民眾心中的耗損。但是，也有北京學者主張蔡承認「憲法一中」，說這樣可以避免三、五十年內「武統」云云，[11]則是另外一種認識了。

    再比如蔡寄望於「新南向政策」，還把東南亞7國語言當成台灣「本土語」，那就著手和「本土語」7國如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多簽《聯合公報》，崩解她的「語言政治」和「族群政治」，越南已經做了示範。蔡口口聲聲「台灣人民」，歧視陸客陸生陸配，那就對台灣民眾號召「國民待遇」，實踐「兩岸一家親」。蔡搞前瞻計畫輕軌建設，那就提供資金和技術，問問海峽高鐵算不算前瞻建設？蔡缺機艦武器，那就供應她相關武器和技術人員；蔡嫌邦交太少，那就指點她一百多個已有的邦交國。她少什麼，就幫什麼；她搭的橋，儘管善用；她下的套，不要去踩。

    島上沒有政治家，藍營更無希望。最新民調顯示2020年的台灣選舉，蔡英文仍然勝出其他可能人選，包括郭台銘。[12]這是「島國體制」的晚景，就讓蔡英文來為「殖民主義在台灣」送終吧。

                                               二○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文章內容刊於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