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又寫了一本我想寫的書，他每次都這樣。因為，他是大才子，我不是。但狄波頓從來沒做過特派員，他好整以暇可以仔細以他哲學家般的巧思來評論現今的新聞環境，而我的的確確擔任過特派員，真槍實彈，幾乎每天都在與新聞為伍。我一直身處新聞現場。可以乘機說說我的讀後感嗎?狄波頓先生?

曾經擔任廿年歐洲特派員，我經歷太多這樣的日子，每天起床，早餐後，喝起咖啡或茶，一邊讀報紙或溜覽新聞網頁，然後思索:什麼新聞值得我寫?

或者，什麼新聞值得台灣讀者閱讀?

狄波頓要說的是，新聞已經是宗教。每天的晨間新聞是晨禱，午間新聞是午禱，而晚間新聞又是晚禱，在歐洲，收視率最高的是晚上十一點的電視新聞，因為很多人看過後便可以去睡覺。

對一個特派員而言，什麼新聞值得讀者閱讀，這個決定權不一定完全在我手上，因為報社每天都在同樣的時間裡，開著大小不同的編採會議，有時會議中已經決定什麼歐洲新聞必登不可，又或者是，什麼台灣新聞過於重要，歐洲新聞根本不會有版面，揙採會議決定了歐洲新聞的篇幅，會後同事會同步告知我。

如果不告知我的話，而那天又剛好有點版面的話，是的，那麼我大可書寫一些我認為值得閱讀的新聞。但問題就在這裡，什麼是那樣的新聞?我得發廿年的時間才知道，不是什麼新聞值得台灣讀者知悉，而是什麼角度和什麼寫法的新聞，才值得台灣讀者閱讀。

狄波頓這一本「新聞的騷動」(The News)便是在闡揚及描繪他的「新聞文藝復興」理論，他的書大大安慰了多年擔任駐外特派員的我。現在我才知道，那些年，我無能發揮我那歐陸的黑色幽默，可能並不是我的問題。因為，台灣正如大部份的西方媒體，新聞寫法沿襲了那一板一眼的制式新聞規定:五個W( who where when what why)，而且許多記者連五個W都做不到。另外，台灣讀者(包括媒體編輯)對歐洲的欠缺了解，往往是很多新聞的盲點。而台灣媒體勢單力薄，如何與大通訊社競敵？說穿了，我們無法競爭，只能延續和伸論，或者，在好一點的情況，過濾和篩選，但前題是，寫稿的人也得對歐陸政治社會文化有足夠的熟悉和理解。

讓我舉個例子吧，這譬如說，身為歐洲特派員，我報導了無數次的德國女總理梅克爾，她參加選戰，她在國會發言，她接受訪問，這種種的新聞，甚至包括她宣佈那違背她所屬右派的決定，也是一個順從民意的好決定：2022年德國全面廢核;但這些新聞都不如我注意到的一件事:無論她在哪裡，聆聽別人時，她的雙手手指總是會做出一個心型圖案，梅克爾，妳怎麼了?妳的雙手手指被瞬間膠黏住了嗎?其實，這件事說明了梅克爾為了營造自己有多麼努力.....畢竟，在德國那樣的父權社會，她已經是全球最有權勢的女人。

我曾經和梅克爾面對面，我詢問她問題時，她便有這樣的手勢，我也曾看過幾十張別人拍攝她的心型手勢相片，我便曾經想寫一篇這樣的報導，卻一直沒寫。是造型和心理專家聯合建議她做出這樣的手勢，女性、委婉但堅定，我被那選舉選舉選舉記者會記者會記者會分心了，因為我也會擔心我漏新聞。而在台灣媒體，漏發新聞便是記者的大罪。

好吧，我說遠了。我本來只是想禮讚狄波頓這本「新聞的騷動」。在此無冕王已死的時代，人人都是新聞記者，可以隨時在任何網路社群發佈訊息，垃圾新聞因此滿天飛，讀者其實更無知了，人心其實更惶惶了，消息其實更泛濫了，但我們需要這麼悲觀嗎?狄波頓無非要說，我們不必這麼悲觀，我們需要新聞，但我們需要更好的新聞，不是人人都可以寫新聞，是極少數有文化有知識又有使命感甚至幽默感的人才能寫好新聞，而這本書告訴我們怎麼寫好新聞，也充份說明了書寫及閱讀好新聞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