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知識、與社會正義的辯證（摘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林崇熙

在台灣，隨處可見檳榔攤，鄉野之間，到處可見檳榔林。我們生活當中，也常常接收到官方及學術界關於檳榔的知識，如導致口腔癌、危害水土保持、敗壞善良風俗、危害公共秩序等，因而檳榔被直斥為「亡國滅種」之害。面對前述種種「污名化」的說法及處於政府與學術界的全力圍剿中，檳榔業者與紅唇族並不以為然，卻能夠發展出關於水土保持、適當及「正確」嚼食檳榔「顧牙齒」等來自庶民生活經驗的「對抗性知識」，從而導向「收編邪惡」的自我說服效果。另一方面，雖然知識菁英為了宣導戒嚼檳榔，而發展出一套關於檳榔的負面「科學知識」，但是知識菁英內部對於檳榔的看法卻也常有矛盾，如嚼食檳榔與牙周病或口腔癌、檳榔及配料成份的致癌性、檳榔園之水土保持等議題，都在學界內部有著矛盾性的爭議。然而，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浮上檯面的檳榔論述卻是一面倒地負面呈現，檳榔更成為諸多社會環保之惡（如高爾夫球場、高山茶、高山公路、高山蔬菜、高山水果等）的替罪羔羊與掩飾。所謂的「社會正義」並非客觀道德標準，而是權力與知識相互滋生下所交織出來的政治論述。

關鍵詞：檳榔、知識、社會正義、後殖民主義

一、前言

在台灣，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東西南北、政治不分藍綠橘黃，數百萬人每天的生活與檳榔息息相關。城鄉之中，到處可見檳榔攤；鄉野之間，到處可見檳榔林。我們生活中也常常接受到官方及學術界關於檳榔導致口腔癌、危害水土保持、敗壞善良風俗、危害公共秩序等知識，因而檳榔被直斥為「亡國滅種」之害。換句話說，種植檳榔、販賣檳榔、與嚼食檳榔都會造成社會禍害而有違「社會正義」。

        檳榔的種種「危害」使得行政院院會於1997年核定每年12月3日為「檳榔防制日」，並喊出「口腔惡習ABC，致癌危險一二三」的口號，表示若同時有飲酒（Alcohol）、嚼食檳榔（Betel quit）、和抽菸（Cigarette）三者習慣，則得口腔癌的機率較無不良嗜好者高了123倍。（韓良俊，2003）然而，面對這些「科學知識」，檳榔族並沒有因此而「幡然悔悟」或「改過向善」。那麼，臺灣果真有數百萬人如此地「反智」與「墮落」嗎？如果這樣，臺灣未來還有什麼希望呢？這即是官方與學術界痛心疾首之處。

相類似於這般科學家的知識與民眾行為之間的落差，我們亦可看到政府委託專家學者所進行的焚化爐、水庫、核電廠、蘇花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規劃，都受到民眾強力的反彈或抗爭。這些重大工程的規劃都有著縝密的科學研究做基礎，有翔實的數據為後盾，更有周延的理論為依據，為什麼民眾不願接受呢？難道台灣又有這麼多民眾是如此「反智」嗎？民眾有著他們在地的疑慮、立場、見解、與知識，仍然應該臣服於專家學者的論文嗎？此外，在這些科技爭議中，也有許多專家學者支持民眾的反對立場；這些專家學者也拿出許多科學證據、科學研究、科學理論等來論證這些工程之不當性（胡湘玲，1994；鄭先佑，1994；王塗發，1993）。對於社會廣大的民眾而言，看到兩造立場都有科學證據與立論支持，卻又如此針鋒相對，究竟應該相信那個「科學主張」呢？也就是說，若前述「不相信科學就是反智」成立的話，該如何面對兩個矛盾對立的科學主張呢？

面對科學爭議，並不是哪一方符合大自然真理，所以得到最後勝利；相反的，勝利的一方的主張會被談成是大自然的真理。（Latour, 1987）再者，科學實驗室固然是科學知識生產的場所，但是，實驗室之外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種族、性別、文化等力量，更是形塑科學知識最後面貌及是否為社會大眾接受的重要因素。（Bijker＆Low, 1992；Winner, 1986；林崇熙，1998c）換句話說，某個主張並不是因為它以「科學知識」的姿態出現（例如科學論文），就會被科學界或社會大眾接受；相反的，此主張說服了其他科學家或社會大眾，才會被科學社群的內外接受為「科學知識」。

一項「科學知識」的社會意義，不在於又多了一篇期刊論文，而是此主張對科學社群或整個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科學典範需要科學研究成果來精鍊典範；（Kuhn, 1962）政府需要科學研究成果來支持各項國防、經濟、外交、內政等政策；工業界需要科學研究成果來促進產業發展；科學家需要科學研究成果來說服國家進一步支持龐大的研究計畫；人們也需要各種可以信賴的知識來做為生活行動的判斷依據。（Dickson, 1988；Mukerji, 1989；Mowery and Rosenburg, 1989；林崇熙，1997b）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科學知識擴散到各個生活層面，而是各個行動者（actors）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選擇、使用、挪用各種科學知識。（Latour, 1987）除了科學知識外，生活中還充滿了各種經驗、傳承、傳說、印象、俗民知識、另類知識等，形塑著我們的價值觀，也交織成我們生活的行動基礎，而各種「社會正義」也就在其中凝鑄而成。

「社會正義」常以「真理」的面貌出現。但是，真理不是先天而生的存在，而是權力生產與支持著真理，同時，真理塑造權力，而權力再使真理擴張勢力。這即是真理的版圖（regime of truth）。真理的社會運作是如同一套有秩序的程序系統，在其中各種陳述（statements）被生產、規律化、配置、散佈、及運作。真理的政治經濟學在當今的社會有五種特徵：其一、真理以科學的論述形式和制度出現；其二、真理常來自經濟與政治的需求；其三、真理是消費與散佈四方的東西（如透過教育與媒體）；其四、真理是由一些政治或經濟權力（如大學、軍隊、媒體）所生產、控制、與傳送的；其五、真理常是政治辯論或社會矛盾對立之所在。（Foucault,1980: 131-133）以「真理」自居的「社會正義」，正是各種權力交織出來的論述。

        在台灣，檳榔被談成是很不衛生的（隨地吐檳榔汁）、不道德的（檳榔西施）、唯利是圖的（水土保持不佳）、不健康的（會得口腔癌），這些都違反「社會正義」而需要被糾正、消弭、取締、與管理。當官方與學術界對人民想要進行「好公民」的「規訓」時，以各種「科學知識」架構出來的「檳榔論述」，以「社會正義」的形貌出現，透過龐大的宣導、教育、法令、取締等，意圖將檳榔論述穿透人民的身體。可是，只要是能被意識到的權力，就有可能會被反抗。檳榔農與嚼食檳榔者面對以「社會正義」為外衣與以「科學知識」為內容的「檳榔論述」時，如何有可能來反抗呢？

       

二、檳榔的問題化與醫療化

在廿世紀末與廿一世紀初的台灣，檳榔是社會上眾所矚目的「問題」，包括誘發口腔癌與上癮的醫療問題、製造環境髒亂的公共衛生問題、破壞水土保持的環境問題、檳榔西施造成的社會道德問題等。這些問題的成立，並不是本質性地存在著檳榔就必然產生這些問題。我們在歷史文獻上看到唐朝韓愈、宋朝蘇東坡或朱熹等幾位愛好檳榔的文學家留下許多讚美檳榔的文學作品，韓愈甚至被奉為「檳榔祖師」；也看《紅樓夢》記載著有人嚼食檳榔，且還有描寫專門放檳榔的荷包；也看到對平埔族而言，檳榔是敬奉阿立祖不可或缺的祭品，對原住民而言，檳榔是定親的象徵物；更看到在清朝台灣，檳榔是漢人移民社會中人際關係的重要潤滑劑；而臺灣傳統的訂婚禮俗中，男方送給女方的聘禮裡面，檳榔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項。（尹章義，1990；葛應欽，1999）檳榔在這些文化美好的面向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但沒有看到如前述廿世紀末台灣檳榔所被談論的種種「問題」，反而在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中曾說：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禦瘴，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食之久，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蘇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朱晦翁所謂檳榔收得為去痰也；三曰饑能使之飽；四曰飽能使之饑，蓋空腹食之，則充然氣盛如飽，飽後食之則飲食快然易消，又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更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明朝李時珍更在《本草綱目》中記載者檳榔的藥效為「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密，痰氣喘急。療諸瘧，禦瘴厲。」也就是說，不管從文化面向或中醫領域，不管是在漢人社會或原住民部落中，不管是上流社會或平民百姓，檳榔都是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廿世紀末期的台灣將檳榔談成是亡國之源般的嚴重問題。那麼，檳榔為何會成為萬夫所指的社會問題呢？

        檳榔從往昔文化中美好的事物被現今官方及學術界談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有其歷史脈絡可循。撇開現今族群政治╱政治族群的爭論泥淖，若以某個時代當下居住在台灣的住民的立場而言，數百年來，台灣是不斷地被外來政權所統治著。循著時間的序列，我們看到荷蘭、明鄭、滿清、日本、國民政府等一個個政權挾著武力霸權與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跨海而來的。這些政權新來乍到之初，固然可由武力來掃平抵抗，但往後的長治久安卻得有一套治術，不但使得被統治者不再反抗，更要使被統治者的身體與台灣的資源能順利為統治者所用。統治者在武力的支撐下，可透過意識型態（如儒家思想、貞節牌坊、皇民化、中國化等）、晉身制度（如科舉制度、師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等）、規訓機器（如保甲、警察、調查局、警備總部、法院等）、經濟運作（小農經濟、殖民經濟、黨國資本主義等）等，配合著與地方力量（仕紳、派系、樁腳、組織等）的收編、籠絡、或利益交換，而使台灣社會在各種政權交替後繼續運轉。然而，國家權力的運作不在於壓抑，而在於對人民身體的穿透與權力的再生產（Foucault,1980）。因此，統治者還需要透過文化符號與文化權力論述來塑造統治者的進步性與威望，如此，權力將透過對人民身體、思想、與生活面向等的規訓與再利用，來促成人民對於統治者的信服，從而使權力得以內化到人民的生活操作（practice）中。如此，不僅人民不會抵抗權力，更會獻身效力於權力。

科學知識是近代殖民統治技術中塑造文化權力論述的重要環節。以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為例，西方科學被英國殖民統治者用來表徵其如何優於印度殖民地的文明進步；同時，印度科學家作為社會菁英開始以其受到的西方科學「理性」來改變印度社會與文化。也就是說，科學知識被當成是「現代性」的象徵。這般「現代性」的涵化與內化，到印度獨立後，可看到國家主義也以「現代性」來號召，也仍以科學成就來展現其進步性，從而強化統治者的威信。（Arnold, 2000：17）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即以公共衛生（清潔法、上水道建設等）、現代醫療（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府立醫院、新式產婆等）、市街改正、家屋建築規則等措施，一方面營造合理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也塑造日本統治者現代進步性的面貌。（范燕秋，1994；林崇熙，1998a）其次，日本政府在台灣進行各種社會基礎建設，如土地改革（包括廢止大租權、土地調查、林野調查、林野整頓等）、司法制度、金融制度、教育體系、度量衡制度、統一貨幣等時，都以現代科學與數字管理來貫穿各種施政。（林崇熙，1997b；1998b）再者，日本政府進行鐵路、公路、港口建設時，固然需要各種數字測量，連興建灌溉水圳也發揮科學實驗的精神，如興建嘉南大圳時，為建立輪作制度之依據，即以雲林地區的虎尾及台南地區的烏山頭為輪作實驗點，以五年的期間，詳細記錄各項氣候條件、土質、耕土深淺、深耕效果、肥料、灌溉次數、水稻葉面蒸發量、土壤滲透量等；得出適度、適時的灌溉、施肥、土地改良等有利於作物增長，從而肯定三年輪作的可行性。（惜遺，1950）這種科學研究與數字管理不但解決產業經濟發展的問題，也透過科學知識的具體化與現代性╱進步性的展現，來樹立殖民者的威信。

        統治者的現代性╱進步性的呈現，除了前述硬體建設之可見性，還需輔以現代性論述，透過對被統治者之傳統生活與傳統價值的貶抑，來反差式地凸顯統治者的優越性。對於開拓疆土的權力者而言，「瘴癘」常常是對新闢之邊疆地帶或遙遠的殖民地的重要指稱；同時，也是對被權力者貶謫之流放者的一大懲罰。換句話說，內蘊著恐慌性與威脅性的「瘴癘」，是伴隨著新征服地的「野性」而相生的。對位於北京且習於閉鎖式大陸生活的清廷而言，遙遠的台灣島是不折不扣的適合流放之地。因而就眾多清朝文獻記載而言，台灣作為「瘴癘之地」乃自古已然，如《重修台灣府志》稱此地「水土多瘴氣，來往之人恆以疾病為憂」。（周元文，1958：242）《裨海紀遊》則記載：「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欷噓悲歎如使絕域。」（郁永河，1959：26）類似這種台灣「瘴癘肆虐」的狀況，不斷地被外來權力者指稱著台灣的文明落後。到了日本統治台灣，權力者對古代「瘴癘」的指稱轉而以「不衛生」來標誌著台灣人的文明落後。例如鹿港出張所於明治廿八年（1895）十一月十七日開廳，其隨即頒佈之「鹿告第一號」為：

飲食腐敗之食物待給身體之傷害，污水、塵埃、糞土等會發生惡氣，人若接觸之，立即會得病，故家屋街衢等全部需要清潔是不用贅言，至於飲食應選擇新鮮者，本官自份任以來時日尚不久，但經親自視察之後發見糞土點滿在污水溝渠，頗為穢褻也，甚至有人販賣腐敗之飲食物，實為不堪痛歎，於是在茲訂定清潔條例，固然重視公眾之保命衛生為主旨外，自今能體其意，時常應勉勵其打掃清潔街衢房屋，不得苟將腐敗之飲食物販賣，爾人民宜確守本條例，應注意其衛生，如犯者，應為相當之處分。（林品桐等，1995：249）

由此可見，過去無可名狀之「瘴癘」，現已轉譯為權力者可描述的、可掌握、與可處理的「不衛生」，如腐敗飲食、污水、塵埃、糞土等。在雲林出張所明治廿九年一月「違警罰法」告示中，「每早晚市街店主於附近不為清掃者」、「在市街上放飼養豬者」、「在市街非廁所之場所而大小便或做為廁所者」、「市街攤販者而不將附近清掃者」等就成為重要的處罰項目。（林品桐。1995：219-220）這些衛生清潔項目做為統治者的意志貫徹，不僅標誌著被殖民者的落後性，也宣告著新時代、新生活、新價值的來臨，同時也形塑著新「社會正義」的內涵，而促使被殖民者應該向統治者誠心學習。這種權力者╱統治者對待他者（others）╱被統治者的權力論述傾斜，不斷地在各時代出現在西方對待東方（Said, 1999）、唐山中高階層者對待臺灣土著化者、漢人對待原住民、日本殖民者對待臺灣人等，這種權力論述關係也在廿世紀末的台灣出現在官方與學術界對待紅唇族與檳榔業者的談論中。

官方與學術界對檳榔論述著檳榔如何誘發口腔疾病、破壞水土保持、製造環境髒亂、檳榔西施敗壞社會風氣等社會問題的產生。我們在此就前二項的知識領域來討論。在口腔疾病方面，檳榔被認為會引起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有導致口腔癌的可能性、牙齒容易受害（如牙周病）、嚼食檳榔的孕婦有較高的機率發生生殖危害。（陳信銘與韓良俊，1997；韓良俊，1995）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在1985年的報告指出，有足夠證據證明嚼食含菸草的檳榔塊與口腔癌的相關性。（楊奕馨，2000）臺灣嚼檳榔人口高達240萬人，據統計口腔癌患者88％有嚼檳榔的習慣；口腔硬化是癌症的前一步狀態，而嚼檳榔者口腔硬化的罹患率至少是0.5～11.5％左右；嚼檳榔比一般人患口腔癌的機率高出28～123倍。（衛生署，1997）檳榔會誘發口腔癌的原因是因為幾種檳榔含有的生物鹼：檳榔鹼、檳榔素、異檳榔素、四氫菸鹼酸、四氫菸鹼酸甲酯（杜正榮，1996）；檳榔夾料中，荖藤含有黃樟素，為已知致癌物。（黃湧澧等，1993）紅灰成分因為強鹼性對口腔黏膜之傷害刺激，以及誘導活性氧的產生，而可能具有促癌的作用。（鄭景暉，2000）從衛生署公佈之臺灣地區男性口腔癌資料來看，自1981年至1997年有年年升高的趨勢，而此恰與檳榔總產量之升高，及檳榔平均每人消耗量之升高，有著正比的關係現象。（車參莉與李文宗，1993；楊奕馨，2000）基於上述檳榔內在的問題，紅唇族將付出的代價是：唇形外觀改變、面貌外觀改變、牙齒變化、口腔黏膜上皮變化、口腔黏膜下結締組織變化、口腔癌等。（杜正榮，1996）總而言之，在學術界及官方的眼中，檳榔對於國民口腔健康是百害而無一利。

關於檳榔的水土保持問題，可由檳榔樹本身的本質性問題，及山坡地超限使用的問題兩方面來看。首先，研究者在南投蓮華池進行的實驗觀察認為，檳榔園截流量低，因為檳榔本身植株為單幹型，6-9枚羽狀複葉聚生於幹頂，枝葉表面多覆以臘質組織，水珠附著量甚低，再加上檳榔樹纖細高長的樹型，風的吹拂可使附著的水分散落，因此，檳榔園的截量容量較其他林型為低，穿落雨所佔比率高出林冠空隙甚多。但由於檳榔樹冠屬於漏斗式截流型，甚容易產生幹流。在蒸發散損失方面，檳榔在土壤水分充足時，其蒸發而消耗的水分較杉木林及草生地為高。在地表溫度方面，檳榔的地表溫度比天然闊葉林為高，將使有機質因溫度增加而加速破壞。此外，檳榔園內的生物多樣性不足，對生態多樣性不利。總而言之，就水文特性而言，檳榔園對於水的涵養不及其他林型。（陸象豫，2000）

台灣大學森林系教授陳信雄（1995）對檳榔則直斥為「台灣澇旱之災的始作俑者」。陳信雄認為全球氣候變遷除了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空氣品質惡化、水質污染等問題外，還需重視地下水位持續下降所造成的地表生態變化，因為地表伏流水的變動，帶動了動植物棲息地的改變；地表蒸發量的減少及地表逕流量的銳減，使整個地表空氣層的水分減少，從而直接改變了氣候的變遷。對於台灣水資源的惡化，陳信雄認為檳榔園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檳榔園一年一公頃所消耗的水量約為十萬公噸（大部分是蒸散及地表流失再加上灌溉水源），以1995年全省四萬公頃的檳榔園面積來算，一年損失的水量多達四十億公噸，是全省一年地下水滲透量的40％！也等於全省一年的工業用水、飲用水的需要量。再者，中南部檳榔園地層風化從30公尺到60公尺，造成檳榔園大量的土砂流失，一年一公頃土砂量為5萬到20萬公噸，地下水一年平均下降為5至20公尺，因此，不管是中南部的旱象或是每每一雨成災，檳榔園實難辭其咎。而由於檳榔園林地的土壤沖蝕量是一般林地的5～10倍，所以不可視為造林，而應全面提高補償，從局部砍伐再改植林木，在十年之內完成全面恢復森林的計畫。

除了官方與學術界對檳榔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撻伐之外，民間團體也表達同樣的關心與指責態度。例如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01）在行政院農委會支持下出版一本愛鳥手冊，其中一篇〈從大地的反撲，到台灣檳榔文化的省思〉對檳榔園造成之水土保持問題提出批評。此文先表列了「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之土石流損失約百億元」、「1999年九二一震災共有崩塌第21,970個，面積廣達一萬多公頃，370條土石流危險溪及65個危險部落，損失難以估計」、及「2001年桃芝颱風造成全省33處土石流，損失高達61億元」等天災現象，再直陳這些不應全怪老天，而應檢討檳榔！此文認為檳榔屬淺根不超過30公分，保土、固土能力差、水源涵養差、遇雨就產生逕流，加速土壤的侵蝕。而大面積的檳榔園種植使水源涵養功能損失殆盡，加上檳榔區的深層風化深度高達30-60公尺，所以檳榔園是造成土石流的主要因素之一。此文進一步檢討了山坡地超限利用的問題，指陳早年國民黨政府來台，為了解決大批軍人生計問題，將花東地區及中央山脈橫貫公路沿線大量土地，撥歸退輔會成立農場，引進了溫帶水果及高經濟作物土地開發模式，此誘發了平地資本上山大肆侵佔山坡地超限利用的始因。而山坡地超限利用早期以種植高山茶、高山蔬菜、高冷水果為主，近年來因檳榔樹管理容易及高收益，山坡地超限利用改以檳榔樹種植為最猖狂。而近幾年每逢天災就傳出災情的山坡地，其超限利用的情況卻是有增無減。此文總結論道，法令缺失及執法不力固然難辭其咎，但滿山遍野的檳榔園對水土保持的傷害卻是無可彌補。

上述關於檳榔造成口腔疾病（特別是口腔癌）及水土保持問題的學術界研究或官方論述，其知識生產及呈現的樣態是相當有趣的。首先，這些研究都很難進行嚴格的科學實驗。基於醫學倫理，研究者不能要求受測者每天嚼多少檳榔達多少年，以瞭解是否嚼食檳榔引發口腔癌，也就是說，研究者不能致人於死。其次，縱然有人願意獻身醫學來造福人群而志願每天嚼食某個數量的檳榔，也完全無法控制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日常生活飲食、居住環境、工作壓力等紛雜多樣的變項。因此，各種實驗研究，不外乎三種途徑，其一是萃取檳榔及其添加物的各種成分，抹在實驗動物的口腔內，以測試是否有癌化反應；其二是以流行病學觀察大量病人樣本，看嚼食檳榔多年的「擬似實驗組」與不嚼食檳榔的「擬似對照組」有何口腔疾病的差異；其三是就口腔門診的病人中，統計嚼食檳榔者的比例有多少。這三種研究途徑都各有方法論先天上的致命缺點。就第一種萃取實驗而言，純化的單一成分對實驗動物的作用，換算成整個檳榔在人的影響，應該是一天嚼食幾顆才會產生作用？沒有一篇實驗報告如此論證。其次，純化的單一成分的作用，與整個檳榔諸多成分的綜合作用是相當不同的，但也沒有一篇論文如此討論檳榔諸多成分的綜合機制為何。再者，檳榔配料如紅灰，其成分各家各有秘方，相當複雜而無定論，研究者如何定位紅灰的成分來做研究？而大量樣本支撐出來的流行病學調查，其樣本有太多無可控制的生活變項，卻單以「是否嚼食檳榔」來做口腔疾病的推論，有邏輯上的根本問題。最後，以口腔癌病患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嚼食檳榔來直接推論檳榔就是口腔癌的直接原因，就像「美國胖子有多少比例的愛看棒球，所以看棒球是肥胖的直接原因」此講法同樣有著邏輯上的誤謬。而把檳榔談成是口腔癌的單一因素，就如同「泛藍支持者都愛拿國旗，所以國旗是產生泛藍群眾的原因，因而把國旗廢掉就不會有泛藍群眾了」這般推論一樣的誤謬。

醫學領域的這般檳榔研究，是基於科學機械觀下的產物，也就是把研究對象予以機械式的切割，只對一項項的元素進行單一研究，而不論整體運作的互動機制為何。這種機械化、單一化、化約化的研究樣態，同樣地出現在檳榔危害水土保持的研究上。縱然有在蓮華池試驗區進行檳榔的水文測量，但大部分研究都沒能就檳榔園的實際樣態來進行研究，例如多少坡度、何種地面植披覆蓋、何種作物混種、如何除草、何種地質與地層、何種地理環境、何種管理方式等進行各種變因的控制性研究，反倒是把檳榔談成是一種均質性、本質性、孤立存在的樣態。

面對二十世紀末期排山倒海而來的各種天災人禍，學術界或官方關心的重點並不是前述各種科學研究上的限制或缺失，也不是要找到天災人禍的眾多環環相扣的政治、經濟、社會、工程、科技等諸多複雜因素，而是要找出一個罪魁禍首來斬首示眾，就如同對待二二八事件這段歷史，官方僅將罪過直指陳儀剛愎自用禍國殃民，而不會如德國戰後五十年仍天涯海角地緝捕納粹餘黨回德國審判。因此，將檳榔談成是一種均質性、本質性、單一性的存在，就成為檳榔論述的重要策略，透過排除也可能誘發口腔癌的菸、酒、環境因子等，也排除將高山茶、高山蔬菜、高山水果、高山公路、高爾夫球場等「五高」因素對水土保持的傷害談進來，以免稀釋了檳榔做為口腔癌與水土保持的罪魁禍首的重要性。

將檳榔談成是一種均質性、本質性、單一性的存在後，才能形塑Edward Said（1999）「東方主義」般的論證，即從航海世紀以來，「西方」大量地透過官方報告、民間傳說、文學、遊記、戲劇、音樂、…等諸多文化論述來交織出對「東方」的「一種」想像。「西方」對「東方」的談法，從來無須仔細而翔實地考證東方是多麼地異質而多元，也無須討論所謂的「西方」常常也很「東方」，也無須考量所謂的「東方」是如何看待「西方」，更不用在意所謂的「東方」是否同意「西方」如此談論「東方」。「西方」在意的是如何將「東方」談論成「一種」「東方」，從而使「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力量能夠順暢地使用「東方論述」來生產出各個力量行動所需要的論述基礎。

如同「西方」對待「東方」的論述權力傾斜，在台灣的檳榔論述也幾乎由官方與學術界透過媒體、教育體系、學術研討會等以「科學證據」的姿態來一面倒地形塑檳榔的惡劣形象，廣大的檳榔農極少有機會能表述他們如何進行水土保持，眾多的檳榔嚼食者也極少有機會能表達他們的另類想法。就如同「西方」一面倒地將「東方」談成是神秘的、落後的、豐饒的、等待探險的、等待開發的、等待救贖的一般，在台灣官方與學術界將檳榔相關者談成是反智的、唯利是圖的、自私的、知識低下的、等待解救的落後文化領域。也如同「西方」基於「東方論述」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形成全面的殖民主義政策來統治被殖民者與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在台灣的官方與學術界基於「檳榔論述」而進行大量的檳榔砍伐（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01：12）、制訂「台北市檳榔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來限制民眾於台北市特定公共場所嚼食檳榔並禁止販售檳榔給青少年（劉緒倫，2000）、及仿效「菸害防治法」來研擬「檳榔危害防治法」以課徵檳榔捐（魏怡嘉，2004）等，同時，也在「檳榔論述」的知識基礎上由教育部、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等進行大規模的反檳榔宣導，進一步將檳榔與菸、酒、毒品、愛滋同列為「春暉專案」的反毒行動中來處理。（林奕鼎，2003：78）被談論、被處理、被對待的檳榔業者與紅唇族是噤聲的。

因為檳榔相關者的噤聲，在「檳榔論述」的盛行下，學術界進一步將嚼食檳榔者談成是低下、偏差、及有反社會傾向的族群，也就是將檳榔從環境問題與個人健康問題談向社會問題。任職國立陽明大學社區醫學研究中心及公共衛生研究所的劉美媛與周碧瑟（2000）以一萬兩千餘份的龐大問卷調查國中、高中、高職、專科等學生的「嚼檳榔、抽菸、飲酒的不良行為」，以「是否曾嚼食過檳榔？」一題為分類依據，進行對於家庭狀況、學校狀況、生活習慣、親友生活習慣等之單變項分析。其研究結果是，小家庭制、採獎勵多的家教方式、家中事務由全家參與決定的、有事時會通知家人的在校青少年較不會嚼食檳榔；相反的，不在乎學校課業、經常缺席、曾經工作、打工過、在校曾被體罰過、到電動玩具店玩電動、飆車、去舞廳跳舞、參加幫派等的在校青少年較會嚼食檳榔。更進一步地，高職與專科男生的嚼食檳榔盛行率遠高於高中生，研究者的推論是國中生經過聯考後，專注於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進入高中而較無不良生活習慣，另一群不喜唸書、成績較差、較常有課後活動與校外活動的技職體系高職生與專科生則較有嚼食檳榔、吸菸、喝酒、藥物濫用等趨勢。這個研究立論完全符合社會印象與社會期待。在「東方主義」式的論述下，檳榔已經被定位於「不健康」、「不道德」、「不衛生」等違反社會正義的形象，萬一公諸於媒體的嚼食檳榔者竟然是大法官、總統、大學教授、孫越、李遠哲、殷琪、施振榮等社會形象者，或者竟然是F4、SOS、阿妹、GiGi等青少年偶像，或竟然是北一女與建國中學學生等，則檳榔論述的負面形象就可能破功。因此，檳榔論述一方面不會讓嚼食者發聲，也不會檢討「會唸書就是好學生vs.不愛唸書就是壞學生」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則將嚼食者抽離嚼食檳榔的歷史與社會情境，無須關照嚼食者的心境與所處社會結構，而將嚼食者化約為一個個的統計數字。在這研究過程中，填問卷的青少年一開始面對結構性問卷就失去了主體性與發言權，他們無法挑戰問卷的結構性預設，也不知道他們成為數字的一部份之後會被如何談論與使用。正是因為研究者能夠將嚼食檳榔者化約成數字，才能將檳榔現象帶回研究室操作，進而生產出一篇篇頂著「科學研究」光環的學術論文，來將嚼食檳榔者化約為社會階層低下、社會成就低落、社會行為偏差等面向，從而對「檳榔論述」予以強化與再生產。研究者站在社會菁英、社會成就者、醫療救世者的社會高地位置，悲憫地俯視著嚼食檳榔者向下沈淪，呼籲政府與社會重視此一偏差現象以免這些學生將來使用更嚴重的毒品。嚼食檳榔者被調查、被化約、被結構、被處理、被談論、被對待，他們仍是噤聲的。

在權力傾斜的「東方主義」式論述中，透過種種科學知識的生產為基礎，檳榔被談成是健康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當檳榔成為健康醫療問題，則檳榔成為「疾病」的禍源，而嚼食檳榔者成為「病患」而需由牙醫、精神科醫師等來處理；當檳榔與土石流關連起來而成為生態環境問題，則需由農委會與警察來取締山坡超限利用的檳榔園；當檳榔成為青少年向下沈淪的潛在社會問題及檳榔西施成為社會道德問題的禍源（林奕鼎，2003），則教育部與警察就需發揮公權力。在這些談論、政策、呼籲、與行動中，「東方主義」式的檳榔論述織成一張新的意義之網，重組新行動者、界定新問題領域、制訂新遊戲規則、重構行動者的權力網絡，從而造成論述權力的移轉。在此新的意義之網中，關於檳榔的知識，致癌、水土保持、環境髒亂、社會道德等議題被不斷地被官方與學術界談論與呼籲，負面性的談法不斷地重複與上演，負面對待檳榔的法令一一上台，而檳榔中醫入藥、檳榔歷史文化意義、高爾夫球場、高山茶、高山蔬菜、高山水果、高山公路等相關議題則相當程度地被排除在論述之外。在此新的意義之網中，「社會正義」於焉誕生。

三、對抗性知識

對於官方與學術界對檳榔排山倒海的貶抑性論述，檳榔農與紅唇族非但不以為然，更有著相應的對抗性知識。如果嚼食檳榔有極高的機率導致口腔癌，那麼，數百萬嚼食檳榔者都成了反智者；如果種植檳榔如此破壞水土保持，則眾多檳榔農都成了殘害國土與生態環境的罪人。所以，檳榔農與紅唇族必得有相應於各種貶抑性論述而發展出對抗性知識以支撐自己的行為。

關於水土保持問題，對於官方與學術界不斷地以「淺根」來批評檳榔的紮根不深，所以無法做好水土保持，在雲林古坑華山地區種植檳榔的蔡顯勇反駁說：

檳榔樹本是淺根性植物沒錯，但一般裸露在外的是氣根，其實土壤底下是如魚網般寬廣扎實的底根，並不會造成水土保持問題，反倒會癱塌的地方多為被濫墾濫伐之區域及茶田比較會影響水土保持問題，為什麼颱風來臨檳榔樹很少倒塌，且檳榔樹四周不會雜草重生，原因就是它密佈的底根是細密寬廣的。[1]

在南投雙冬種了幾十年檳榔的黃永賢也針對檳榔扎根與地表覆蓋提出他的水土保持經驗：

我們在山坡地種檳榔，除草時不除根，同樣可做水土保持的工作，況且檳榔園不能使用除草劑，怕會影響菁仔的品質；颱風襲擊時，香蕉、電線桿不是夭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