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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先生是受到普遍尊敬的前任大領導, 如果,先生是這個藍色黨內,說話還能有著分量的大角頭, 如果,這個藍色黨依舊是百年前的那個規格, 那麼先生不但該去,更會是對岸大領導的重視, 可惜,三個“如果”之中,一個都沒有,那麼先生的“去”,除了期望等著變天封印之外,還能有什麼?
服貿的荒唐結局,立法院被佔領竟然輕描淡寫,法律何在? 沒有法律,那就什麼都不必虛假了,一如今天的廟堂。 那麼先生當然也就不是“眾望所歸”,也正是一如今天和明天的大廟之上。
先生如果說話還有份量,那麼16的變天又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正是因為黨中沒有支柱而只有互鬥,所以有人舉手卻還又被陣前換將。”
最後也就是說的“大黨”,先生從擔職秘書直至當家主事,親眼看著的就是“大黨”的沒落,就問了,對於來自於綠色政黨的“意識形態攻擊”,先生可曾大聲的“據實”來加以辯護反詰? 如果連先生都未曾如此因而挺身,那麼“全黨沉默”也就是必然,因此盡皆低頭在綠色意識之下,就是必然結果! 偏巧,這個大黨在今天的“一盤散沙”和“各自為陣”,也就是明白。
24只是再一次的印證了上述的三個條件,那麼當三分之一的選票認同先生所示的政黨時,先生可曾自問,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卻為什麼去了別處? 選票不中意所代表的人選,那是“無人”, 選票除了基本之外,寧可選擇第三方,那是對兩方都不認同,卻未必是認同第三方。 就在這些錯綜之下,先生可曾回顧自己的“站台”? 將這些事實都聚合了,說明的也就只有一件事: “當台灣2300萬的前途要拿上桌面時,先生不是眼前能左右形勢的適格人選。”
所以,放著在台灣讓自己“沉默以對”,卻大聲去了對岸要面見大人,那是去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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