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事和誰細講》是描述中共接手大陸後，大陸學術文化界民主派一些文人在竹幕屋簷下生活的境遇點滴，書中涵括四位主角人物：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與李文宜，這些人在大陸「反右」與「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有受迫害的，也有參與迫害的，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人性的幽微曲折，一幅幅由對共黨統治理想充滿天真而到面對無情現實的知識分子肖像，與中國近代史相互糾纏，映照出政治的殘酷與人性的脆弱。誠如作者所說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神經兮兮的，許多人是在一具少了自我靈魂的軀體下無奈的生活著，到最後可能連尋求死亡都還害怕害了親人吶，那裡是哪裡呀?中國，沒錯，中國，回頭看看台灣，我想比較兩地的文人價值即在靈魂上、學術上的自由度，或許有人覺得五六零年代的台灣有白色恐怖，但如果與當時的大陸現實比較，那真的還是天差地別呢。

共產主義原本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而統一了中國的主張與利器，只因為給了廣大工農無產階級可以顛覆困苦生活的夢想與希望，但不久後，所有人卻發覺在滿清、民國時代的起碼自由都不見了，私有化都被人民公社與國有化取代了，雖然統治中國這事讓共產黨得意了一甲子的時間了，但是在那生活的百姓呢?多數從解放初期對共產黨的天真幻想，但卻把一個從走過滿清、民國的破碎心情換成一個更大的鐵幕，那種對心靈的不能自主與自由，只有被束縛的心靈才能感受那些痛苦，他們隨時浮沉，其中翦伯贊不幸自殺，千家駒終身反省贖罪，羅隆基自認心靈「無家可歸」，而李文宜則無知的以交叉黨員方式選擇一輩子對共產黨忠誠，想想那些人再看看我們的生活，能不慶幸嗎?至少不會有人綁住你的靈魂啊。

第一篇以翦伯贊為主角，他是大革命時代裡走得最前、最左的歷史學家，努力批判過胡適以及其他學者，努力宣揚所謂「社會主義唯物史觀」，努力替毛澤東集團找尋「歷史必然」的支持證據，五十年代剪伯贊還能化解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受不了了，畢竟是讀了些書的文人。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但他決不能容忍教育無條件且低級地伺候政治；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權力。對於那時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的種種做法，他有投入，有參與，有調適，但也有不滿，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衝突非常激烈，內心變化也十分複雜。畢竟政治難以取代常識，環境無法窒息心靈。「文革」前夕的翦伯贊，思想上也開始有了極其明顯的轉折，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翦伯贊被批判後留在家中，由於毛澤東說過一句要給學術權威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他以為有希望了，不會被趕盡殺絕了，孰料仍然有老粗幹部到其家中迫他誣陷劉少奇，並把手槍頂住他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這下可令翦伯贊徹底絕望，他以前不是沒有誣陷過人，但到了被人用槍頂住鼻孔的田地，生無可戀，唯有以死贖罪，以死明志；更何況當他用筆寫字，鋼筆突然沒水，向來主張唯物主義的他變成唯心主義，歎氣道﹕「筆都不出水了，我也該完了！」。對新中國的期望那知換來如此不堪的對待，到了最後致命之禍就是他自己長期從事的統戰工作，他自己已成為被批判對象，絕望之心生出決絕念頭，啼得血來無用處，被迫懷著絕望與妻子一起躺在床上服毒自殺。

翦伯贊是中共黨員，而身分隱蔽的翦伯贊也就從重慶半山新村起步，長期周旋於民盟、中共之間，成為一個統戰高手。從重慶開始，他既要徘徊於歷史科學的殿堂，又要穿梭於現實政治的廟廊，腳踩兩個不同的社會文化圈子。為靠攏、聯絡中國的名流高士、俊傑賢達一起抗日並對付老蔣，共產黨要的就是像翦伯贊這種複合式、應用型的高級人才。對翦伯贊而言，身為史家而心繫革命或者說心為史家而身繫革命，無論判定為前者還是斷定為後者，其性格的複雜性，也就此註定。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分歧，學術和政治的衝突，由來已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分歧和衝突或許還難以凸顯，可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贊則無時無刻不在體味這種分歧和衝突了，隨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禦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擠壓之中。我覺得，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學術圈的思想滲透，對中國思想文化菁英的政治拉攏，開始於陪都重慶，梳理於一九四七年的上海，完成於一九四八年香港。共產黨的思想滲透與政治拉攏，既通過中共的直接宣傳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的直接出面進行，也是靠翦伯贊等統戰高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操作的。

他的對中國共產黨忠心耿耿到也沒讓他得了善終，因為他是在文革期間自殺死的。章詒和在文章中曾有一段關於他父親章伯鈞在反右運動中含怨搞不清楚自己哪裡出問題，成為人人喊打的政治右派，就教於學政兩棲的翦伯讚，翦伯讚以政治史的敏感度跟章伯鈞提示，問題出在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已經不是從前的朋友了，而是當前的君臣關係，有所謂的君上臣下，「大家只有去跪拜，根本不能提什麼意見建議的，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根本的君權思想，得了天下的君王不容他人與他分享成果，中國歷史看來仍無重大改變。

留在大陸的讀書人還有民主人士後悔無奈選錯了邊，沒有自由靈魂的不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不能擁有獨立人格的中國知識分子更是時代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千年遺傳下來的根性，使很多文人、知識分子對權勢抱有敬畏，也懷有期待，期待自己也能進入權勢，但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應當與權勢保持某種疏離，學術、思想和文化只有在與政權、政治、政黨的隔離外，方可體現其自身的價值，並放射出真理的光澤來。

書裡，第二個述說主人翁是千家駒先生，書中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千夫人楊音梨本是知識婦女，證婚人還是胡適，但她幾十年來，活得像個小媳婦。「文革」中，隨丈夫受盡折磨，千家駒每日歸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機關沒有事吧？」聽到一句「沒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飯。楊音梨每日揀煤渣，街道鄰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經常對丈夫說：「真想找個地方讓我大哭一場，我的病就會好了。」後來，夫人走了，千家駒恨自己無力保護妻子，恨了一輩子。

千家駒（一九○九~二○○二），浙江武義人。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在香港辦經濟通訊社，任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兼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應中共中央之邀回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同時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是民盟重要代表性人物。一九五七年中共吹起反右運動時，曾一度批判章伯鈞、羅隆基，往左派靠攏。文革時期遭批鬥，跳崖自殺未遂，下放遼寧。千家駒曾說：「專制者是不講民主的，也是不懂民主的」。文革後積極幫章羅二人平反，一生深感歉疚，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發生了，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千家駒所言很快應驗，共產黨再次倒退的事情又發生了！不管你是學生或是不相干人士，到天安門是懷著激情、還是揣著期盼，一律暴力掃蕩，文人天真期盼「去工具化」的下場就是面臨無情無法制的暴力掃蕩。法西斯手段永遠藏在共產黨性的底處，一夕之間，所有的政治生機，在暴力之下驟然斷絕，一切社會希望均化為烏有。共產黨的政權粗暴的對付百姓，只剩下子彈和坦克一種選擇？固然，每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來勢急驟的血腥震撼，但事實又分明告訴我們：極端手段是極其有效的。就像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引得日本人立即繳械投降一樣。失望的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逃離中國，三年後中共當局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同意其返回，但流亡海外人士回鄉，必須向共產黨政權寫悔過書，十年後病逝深圳。

        更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社會賢達卻沒有千家駒這般幸運，他們或者仍然癡迷於對中共把自己拉進統治集團的感恩戴德，或者心如明鏡，但囿於既得利益苦於身不由己；或者昧于良知爲自己成爲"政制花瓶"而受寵若驚……最後都只落得聽憑共產黨擺佈的結局。再說，國人對領袖的態度和從前對皇上的態度一向沒有多大區別──也愛戴，也畏懼，愛戴的同時就畏懼。

        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共產黨官府只會幹的事情，就是如何監管和便於監管百姓；而對知識分子幹的事情，就是讓他們不斷處於恐怖狀態，今天的大陸情況，雖然改善多了，但是，百姓們內心的不安全感並未徹底消除，過去經歷種種災難和不幸，改頭換面地傳承繁衍下來，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圓滑處世，民族和個人是一樣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中華民族很偉大但也何其不幸與悲哀，從思想意識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總被無形的鎖鍊緊緊綁住而放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