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食黃河青山

對於一本擁有608頁的大本書，該如何讀它呢?雖然沒人強迫非得從頭到尾讀完，但是一本個人式的歷史傳記，敘述了個人從成長及成為歷史學者一生過程，包括從軍、對日抗戰擔任副官、參與國共內戰東北戰役、最後考取美國軍校而脫離戰役，進而短暫擔任駐日軍事團副官，及最後再赴美重做學生開始的人生，內容真是無比豐富及許多不為人知的故舊歷史，不讀還真是對不起自己，因為內容的歷史經驗是珍貴的，更是書中作者參與抗戰、國共內戰一路到美國重新求學而成就歷史專業以終的過程。黃仁宇的黃河青山是本文的主角，因為太多的內容無法一次盡述，所以也用了蠶食二字來代表需階段式來呈現我的讀後心得。

黃仁宇（1918年-2000年）自傳內容讓人感受他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他出生於民國初年民國政府體制建立的動盪年代，他的父親為鄉間地主，同時也是同盟會的革命先輩，在蔣介石曾經擔任廣東督軍許崇智的參謀長之前，黃仁宇的父親早就擔任過許崇智的參謀長，也足可反映其在當時原本可能該有的輩分，軍閥、傳統農村與西化城市是他生長的背景，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各種現況的不滿，也促成了中國當時西化與大學設立的風潮。早先，他透過教育體系進入南開大學的機械系，但1937年抗戰爆發，大一的他便投筆從戎，進入軍校體系，也因此成國民黨軍隊中的下級軍官，但是他是幸運的參謀與副官，曾經跟隨過黃埔一期的鄭洞國將軍，也跟隨過朱世明將軍出使日本，擔任軍事團長朱將軍的副官，也因此許多重要的將領過往及重要歷史事件都能親身參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動盪之中，一些攸關中國的重要事件，也在他的眼下一幕幕的上演；他曾進入緬北，並以參謀的身分親臨前線對實況進行記載，也到過印度中部的國府軍營，漫步於英美軍營當中，體會著不同文化所傳達出的文化特質。抗戰結束後，黃氏被派赴東北，參與承接關東軍所留下殘跡；國共內戰時，他先是通過考試前往美國的軍事學校留學，後以中國駐日軍事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副官的身分前往日本，擔任盟軍監察者的角色。1950年左右，作者退伍後，才以三十多歲的壯齡赴美，在密西根重新開始他的求學生涯，一直到近五十歲左右，他才拿到博士學位，進入美國的大學任教，一直到1979年為止。他的諸多作品，除了明代財政與萬曆十五年一書外，其餘的多為1979年後所作，也即他退休後，不斷反思此生參與抗日、內戰與美國經驗後所作。

黃仁宇的《黃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回憶錄共有36萬字篇幅，生前以英文書寫，死後才由張逸安翻譯成中文，書中透過回憶方式自述生平經歷與學術研究經驗，內容分為兩大部分：“自己的浴室”、“我所付出的代價”；書內更有多幅珍貴的個人及歷史照片。整本書是以他寫書時間點的事情與他過去的經歷交雜在一起，相當的冗長，這樣的經歷帶給他新的看歷史觀點，在當時，大部分人看歷史、研究歷史都是以片面的觀點來看，也就是橫切一段時間點，然後去做研究。他認為很多大事件的起因，可能並不是在那個時間點，而是起因於更早之前的時間點。這樣的看法，導致他認為從萬曆十五年之後，陸續發展的歷史過程，無可避免地也決定了中國在二十世紀初的命運。書中主要以他成長過程、參與對日抗戰、東北接收與國共內戰、赴美求學、歷史教授、明代研究及對於分別兩岸後親朋好友的往來感受等穿插敘述，形成本書的骨幹。標題分別為: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一、中國內陸
二、印度與緬甸
三、上海

第二部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價
一、普林斯頓，新澤西
二、安亞堡，密西根
三、密西根：更多的回憶
四、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
五、劍橋，麻省
六、劍橋，英國
七、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
八、新港，康乃狄克
九、紐約，紐約

            他是在近代中國歷史學家當中，唯一一個進大學以前有過漫長的，非學院生涯、基層生涯的人生境遇，並因此把經驗當成日後歷史研究的觀點依據。在他進大學以後，他沒有把進大學以前的記憶作為包袱，而是作為豐富材料，點石成金，他的《我的大歷史觀》，他的《中國主要問題如何實現在數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戰的時候做過步兵參謀，在雲南那種瘴氣密布的叢林裡作戰，親眼見中國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後，和北京、上海這些沿海孤島的現代化據點差距有多大的這些經歷都有關係。後來他把這些經歷帶到了他的劍橋生涯、耶魯生涯、哈佛生涯、點石成金，他才能寫出《萬曆十五年》、《赫遜河畔談歷史》、《我的大歷史觀》以及這本自傳《黃河青山》。

           從博士論文開始，黃仁宇的研究重點就著重於明代，但是參與在編撰《劍橋中國明代史》與教學工作的同時，卻也感受到中國歷史的片段性，甚或對於那些事件與人物表列式的記誦的質疑，對於修習中國史概論的美國大學生而言，光是知道一個人物名稱與事蹟，其實並沒有什麼多大的意涵。這也誠如我們在被教育的中學歷史課程當中的感受到一般，每個章節、每個朝代之間呈現出相當程度上的斷裂，一代一代之間都是個別事件；元代與明代、漢代與唐代等等之間沒有全然的關聯性，似乎每個朝代都開創出了一個新的格局，一種具有很多創意，很多革新與發現的格局，彼此之間有沒有聯繫？課本書中並沒有清楚的說明，前後代的歷史意義也因此無法彰顯。除此之外，也如同黃仁宇在書中所提及到的一般，在某些史家與特定意識形態框架的操弄中，中國歷史被時下所流行的西方觀點主義穿刺、取代，成為硬套入某種意識型態（諸如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觀點）的解釋與理解。也因為這個緣故，黃仁宇提出了「大歷史觀」（macro-history）的概念；所謂的大歷史觀，簡單來說，就是先將歷史進行通盤的廣泛理解，在找出發展脈絡的軌跡與其背後的一致性缺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相互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他自18歲考上天津南開大學，抗戰開始，他投筆從戎，戰後負笈美國，以34歲的“高齡”從大學三年級讀起，先念新聞系，後轉至歷史系，1954年大學畢業，其後又在該校繼續上研究所，分別於1957年和1964年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因多年沒有新著問世，在62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從正教授的職位上解聘。具有戲劇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後的第二年，他的屢屢碰壁的《萬曆十五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並由當時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Updike）在NewYorker雜誌撰寫書評推薦，1982和1983年該書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BookAwards）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翌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從此黃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幾乎每本都受到熱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從早期的英文論著，到後期的中文論著，都有不少學者撰寫書評評介，以致一時“黃書走紅”，有人開始籌辦“黃學研究會”，併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難怪有人感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間，一名華裔歷史學家、美國的退休教授，竟成為史學界在中國大陸影響最大、名聲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個“異數”。

1973年間，黃仁宇應李約瑟的邀請前往劍橋參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寫，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不斷思索造成中國歷史獨特性的原因與脈絡，以及這些獨特性，該如何與現今的中國社會進行溝通？又如何以這樣的視角，去觀看民國和文革時期的混亂與紛雜？由於這些不斷的思辨同激活過程，黃仁宇提出了「技術詮釋」觀點。所謂的技術詮釋，即將歷史發展上的獨特性屏除思考中具有意識形態、帶有高下評判的論調，以客觀的方式對整體文明當中的制度體制、其所身處的時空脈絡條件以及道德意涵所引導出的方向進行思索。他所言的技術詮釋其主要面向則反映在中國與西方私有產權與貨幣經濟的本質性不同當中；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來看，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國在經歷過一連串的政治經濟運動後，才使得中世紀封建體制色彩逐漸褪去；透過圈地運動、宗教改革與反王室霸權復辟的過程，英國由傳統君權至上封建的國家，經由商業活動、整體歐洲社會經濟變遷的影響，發展出以商業法律作為實際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主要指導原則；財產私有權受到保障，一套合理的信用與貨幣制度也同時獲得建立，銀行業興起，貿易與商業活動都跳脫原先多元的習慣與慣例，整合成一條可以找到特定方向與規則的直線。藉由這些不同程度的努力，國家可以對整個社會進行數字上的管理，排除掉具有人治性質的色彩，土地與土地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因此可已被轉換成商業部門資本積累的基礎，而國家也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保障體系，供經濟活動與稅收時能夠有一個相當標準的依據。

從產權與貨幣經濟的面向出發思考中國，不免得出國家道德主義式的同質性思維。簡單來說，黃仁宇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如同一個subway潛水艇漢堡，上下兩層有著厚重的麵包，上層代表著國家的統治階級－一群富有道德涵養，卻又具有相同文化脈絡的一群人；他們以儒文化的統治法則對國家進行治理，不斷思索前代經驗上的缺失，在自身所身處的時空脈絡當中力圖解決，並維持一個不積極與不競爭的均一社會圖景以服膺於他們所浸濡的「理念型」。麵包的下層－另一個厚重的團塊－農民階層，他們都具有同樣的特徵，以土地作為依歸，並極度強調宗族與地方性關係；他們或多或少都接觸農業，當中經濟上的思考邏輯相似，而所體會到的社會生活也具有通同性。在地少人多的發展脈絡下，他們（不論是地主或者是小農）都承租或擁有著一塊零星土地，他們以此維生，國家也以此作為稅收標準；在不積極對外擴張殖民、發展國內經濟的原則下（在黃氏的書中，宋代可以算是一個例外，但是王安石的改革並沒有打到要點，最後也以失敗作收），中國並沒有一套產權的保障機制，也同時沒有一套經濟的銀行與貨幣體制，稅收不以絕對精確作為依歸；土地在法律上沒有絕對的保障，當然也就沒有精確計算的可能性；社會就像一個大團塊，彼此經由關係建立起連帶，土地的計算不是絕對必要的，只要可以維持國家道德式的運作方式，民間社會能夠相安無事、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也就可以了。至於漢堡中間那層薄薄的生菜，則意謂著中國自古以來便相當缺乏的中間層級。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經商的城市中產階級所發起的政治經濟運動，亦或是特許狀的獲取、地方自治政府與法庭的設立，都少不了這些好動份子的身影；然在中國當中，確沒有這麼一群人進行類似的活動，即便是居住在城中的功名分子或地紳階層，也都被吸納到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當中的社群意識形態當中。也由於上下層同質性的道德主義國家治理原則，加上非競爭性的抑商典範與土地制度，中國既不能進行數字管理，也沒有一套標準的貨幣信用制度，更遑論在參與海洋國家競爭的十九世紀當中，無法繼續保持自身的封閉性格而被迫進行回應。

由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出發，他對蔣介石在西方人士眼中的形象反而有著不一樣的詮釋。一方面黃仁宇認為蔣介石所面對到的局面不僅僅是他所身處時代的橫切，更重要的在於，蔣也承載著整個歷史所造成的弊病。當時的中國，既帶有傳統的包袱，同時又必須設法解決她所面臨到的競爭性問題。而蔣中正的作為，除了反映出國民革命以後三民主義在實際執行上與現實景況的脫軌外（在很大的層面上，國民革命所揭示出來的宗旨不僅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同時在當時切需要的處境下，也無法進行立即性的改造）；同樣的，蔣中正也並非中國黃土大陸上的唯一獨裁者，他必須透過與其他地方派系的政治同盟，以及與政黨內部不同聲浪的協調，以維持一個可以一致對外、設法發展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從黃仁宇的思維邏輯出發，中國例來不能以數字進行管理以及農村均一性的狀況也同時百花齊放的出現在蔣中正執政時代的中國社會當中；國民革命、五四運動與北伐戰爭都是這整體改造過程的先驅，也都是這整個整體社會經歷漫長且無數次嘗試的過程；換成其他顯著的例子來說，也及前面所提及的英國，不怪乎是透過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的轉換，才造就現在這般景象。然而在全球整體性不斷相互鑲嵌與整合的過程當中，中國還是需要解決自身的問題，需要取得國際上的一席地位，他們仍得參加這些遊戲，並依循著遊戲當中看不見得的那套規則，為了發展與求生存而成為輪盤上的玩家。因此，國府官僚體系的目的，並不是以發展獨裁為己任，而是在當時被畫分的經濟區塊當中（沿海城市的世界經濟，鄉村的自足經濟以及當時屬於日本保護區的東北附屬經濟）謀求發展空間。簡單來說，當時的國民政府創造了一個以高層為主的政府機構，這個政府具有現代的組織形式，有議會與各個分工專責的部會，同時西方法學與民主的觀念，也隨著那些跨時代的國外留學生，一併被帶入了這個政府組織當中；與此同時，這個政府也成立中央銀行，發行法幣，並試圖與外國政府交涉，甚或也有財務上的往來。這一切的作法，都在希望能夠藉由這些嘗試性的過程將中國轉化成以符合當時政治經濟潮流的要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國家的下層結構仍然保有明代以來的特質－土地產權不清，以權利義務為前提的法律無法貫穿整個社會，地方依然自給自足，與城市經濟全然脫離；換言之，即「一個中國，兩個社會」。 

相對而言，毛澤東則設法對低層社會進行改造；透過意識型態與城市經濟的摒斥，毛澤東重新建構出了中國低層社會的中層階層，透過土地改革與清算鬥爭，原先代表傳統地方凝聚力的地主鄉紳以及功名團體被廣大的農民所取代，而共產黨又由其中選出黨代表；透過意識型態的操弄，共產黨由下而上建立起了一個溝通良好的政治組織，不僅增加動員上的可能性，同時也具備政治上的一貫性，不會受到地方派系與傳統道德的影響。此外，土地改革流血與殘暴過程的背後，也使中國的地產可以精確數字的方式出現；透過土地集中化與生產上的分配，土地資源在當時被有效率的進行運用。這樣的好處在於，不同於蔣中正倚靠城市與工業化的現代軍隊模式，毛澤東可以快速動員，各方人士頻繁轉換與相互靈活的調用，並透過地方補給的方式獲得所需資源；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共產黨展現出高度效率與人事隔閡的疏離，也因此抵擋住國府軍隊科技所帶來的優勢。 

然而，取得中國政權的共產黨政權卻無法有效整合低層結構與高層結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操弄與對外的封閉性，在黃仁宇的眼中並沒有辦法帶給中國社會更進一步的發展；甚或在很大的程度上，仍舊回到相當均一性的特質。黃仁宇認為，對於中國當下的問題來說，一來必須對外漸進式的開放經濟，由國家主導並保護（透過法律與數字上的管理）商業發展，並適度的對私有經濟進行開放；一來則須形成高低層間的公共領域，私人權益可以在法律的座標上獲得確立，使的法制體系可以貫穿其中，排除人治與關係模式所帶來的掣肘及負面影響。前者有關於經濟改革的過程，從現今的發展來看，中國當局似乎花費相當多的努力進行，不僅國內設法穩定通貨，國家也不斷培植重工業和製造業，同時不斷平衡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使落差不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目前的作法，總體而言是有效的，除了GDP快速的成長外，更進一步取代了諸多東亞各國原先所具有代工地位；另外中國也不斷對國內產業、科技研發進行創新與鼓勵，力圖成為全球的新興經濟勢力（從現今的資料來看，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者有關於公共領域的問題，則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當下中國依然在很大一部分受到不成文的傳統意識形態所侷限，關係與地方力量仍具有很大的影響性，加上產權並未全然私有化，個人權利義務的概念也仍舊帶有很強大西方權利義務的價值觀於其中，從本土脈絡所討論、成文化、符合本土與趨勢所需的法律模式（諸如專利法）仍然有很長的道路要走（與之相對，臺灣社會從本土脈絡出發所形成的法律近幾年來越發蓬勃，但這是不是意味著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公共領域空間？社會具有一套自主與自發的力量？我想在財閥、派系與政府的常規互動模式前提下，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而我也認同黃仁宇所提及的，中國並沒有馬克思所提及的一套標準發展模式，他們經由透過這些政治經濟的長期轉換與摸索的過程，中國必須發現，也必須從中找尋出一套有效的技術模式，以形成適合中國本土，具有發展與前瞻性的社會主義。

中國從有文字以來，歷史的記載是透過史官的紀錄而累積與保存，司馬遷的史記是相當完整的秦朝以前歷史紀錄，然春秋大義都是從孔子著春秋以降的史書所強調。從臧否人物到山川文物記載，但是，不論是記年或記事，歷史呈現在後代人的眼中卻缺乏了發展的歷程與當時的社會風貌。古時候沒有現在的影像技術，也缺乏了現今的統計數據能力，所以當後人想了解以往歷史時，太多的為什麼就會被提及，能夠讓後人能更快速掌握前人歷史的精華可能是歷史書更大的作用吧，有機會我再分段介紹本書的內中精華，此篇就在此先做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