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次我寫有關於時間的曲線演進之後，就也沒有再有時間繼續寫，這兩天畢業旅行，論文也告一段落，我就再回到時間這件事。時間一分一秒過，這沒有甚麼好說的，因為這是客觀物理現象。但是對時間流逝的解讀，卻是主觀的，因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我先前說了，基督西方的時間是垂直向上的，但丁的宇宙觀是直線向上入天堂，直線下降到地獄。中國式圓形自體旋轉的，皇朝一治一亂，天下分分合合。工業文明對於中西方的破壞在於，時間變成橫向競走。所以西方的衝擊在於時間從上下直向，被迫橫向方展，成了弓形。我們的文化衝擊，完全無法有空間適應，因為橫向發展對於圓型體，是很大程度的破壞。

不管是垂直的時間概念、走向都有其盡頭，天堂與地獄，都是七層。在這已知的天體內，萬物各安其份，各盡職責。圓體型的時間，沒有開始沒有結束，萬物生生不息，皆在陰陽五行的輪迴中，生生滅滅。工業革命，這一詞的翻譯誤打誤撞的說明我們對這歷史事件的誤解，但卻是我們歷史觀的寫照。工業革命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變 化，雖說是快速，但是跟中國比起來算是慢慢地演進，而我們的工業化，卻是自強運動才開始。工業文明的破壞力在於時間變成橫向縱走，驅動力在於”進步”。這概念不僅僅是物質方面，它是全方面的進步。

進步，就以人的價值談起，在基督西方的世界裡，時間的詮釋權從神的國度(垂直)，轉換到人世間(縱橫)，時間向前就是進步的最明顯標誌。但是，這背後有非常複雜的進程，首先，人必須具備理性能力，神雖然是最終的理性，但是建立人世間次序，須立基於理性，所以人有理性的基本能力，就為必然。理性從上帝讓渡到人的過程，必須是有效的，而且是不可逆轉的。理性能力的最初表表現是數理計算，一加一等於二的確立。當人有這種能力的時候，人的理性對應點就是上帝。人的理性價值一旦確立，等同於人世間的存在意義的確立。人無須再依賴神，而能自立與人世間，這就是世俗化。此時，人的概念就進步為人民的概念。先確立人脫離神的獨立價值，再談人在這之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人民。人的概念是哲學上的，人民的概念政治，社會上的。這是種西方的「進步」。

中國一直沒有所謂的人價值存在的哲學難題，因為沒有神權般的傳統。所以人的價值在春秋之際就確立，孟子講的民為本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中國的「進步」。但是，千萬不能不弄清楚，孟子早先地越過西方神人關係的階段之後，就停了二千四，五百年之久。一直到清朝末年。人民的政治，社會權利的概念是空白的。所以，在第一次進步後，我們就停了。因為我們沒有神的主導性傳統，想要在哲學上的找突破，但找不到形而上的立論根基。話又說回來，因為沒有第一存在的形而上的問題，就無須討論神人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需要數理理性，作為神人介面的問題。沒有強而有力的數理運算的明顯證明，只強調人的既有存在，這是這兩千年來的特色。人民的概念就難以延伸。

在西方，當數理理性確立後，帶來的是科學的發展，進一步取代了自然界神的詮釋權利，而取而代之，自然現象已不再是神的在世上的彰顯，而是物理化學現象的公式運算。對於自然資源的探索和開採，產生倍數的成長，隨之而來的財富，產生分配的問題。當人是權利的主體，如何分配給每一個人，而分配到的人就是人民或是國民。所以，當神聖羅馬帝國解體，隨之而來的是教皇權力的解體，神權由國王繼承，法國革命後，又移轉到人民。人民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法國境內的人民，當這些人民認同法國的國家機構的合法性後，國家給了人民相對應的政治社會權利，這些人民就是國民，這就是國民國家，或是民族國家的由來。這是垂直時間觀轉向橫向時間觀的無可逆轉點。

中國自古都是帝國的格局，就是天下觀的思維。沒有固定疆界，沒有國民的概念，皇帝是無法直接管理一般百姓的。對於非「國民」，要求的是漢化，而不是國家化，因為沒有一個朝代是國家，有就是民國國家的概念。皇朝的合法性一直到清末，都是改朝換代的概念，人沒有政治權利，所謂的人民，也就是有政治權利的人，其實就是皇朝的官吏。皇帝的合法性，不是來自人民，而是天意。官員的權力來自於皇帝。所以，對於權利或是權力，在政治發展史上的論說幾乎是零的，因為只有在人民為政治主體的時候，才能有討論的空間。因為這是對皇權的直接挑戰。普天之下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皇上的，從一個皇帝轉換到另一個皇帝，時間是循環的。

西方的主權觀的過度，簡單來說，是從神到國王，到人，再到個人，再從個人組成國民，然後而有國家，是為民族國家或是國民國家，進而成為一個共同的想像群體。國家與個人，個人與國家關係是雙向的，不是單方面的，也就是民主的過程。國與國之間，也因為資源的爭奪，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使得各國對於資源、物力、人力的徵用，進入分毫不差的階段。個人主義的發展是強迫的，和殘暴的。於此，強化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拿破崙的法國以一國之力，橫掃歐洲，可見早熟國民國家的動員能力，等同於全歐洲的力量。在這過程中，西方很幸運地，藉由科技的發展，向海外殖民，從中獲得滋潤本國的資源，使得西方各國的國內利益衝突有緩衝的縱深。利益逐漸地由上向下分配。重要的是，全國的人民在權利和利益的分配上，朝著公平、公開的前進方向邁進。數理理性的能力在於效率，而效率等同於進步。

中國自古的領土完整，但沒有明確的疆界，沒有像歐洲大陸那樣的地理上的支離破碎。中國歷史上的分裂，還是以統一收場。一統江山的概念，阻礙了個別省分，個別地理區域(例如四川)，個別封建國的獨立機會。沒有獨立的國家，沒有你我，主客的區別，權力不破裂，不分散，就不會有人民觀念的發展，就沒有從夾縫中滋潤和生存的空間。雖然沒有神權的持續宰制，但是神權轉變成皇權後，就停滯了。當然在皇權中，還是有一些神格化的成分，可是跟基督教的上帝觀，是不能比的。要比的對象，也不在這裡。沒有我者與他者的劃分，就沒有思辨和批評發展的機會，所以一團和善。不劃分界線，沒有疆域的限制，思維方式就容易產生整體性，模糊性，境界性。因為皇權對應不到個別的人民，皇權不對外在對應，而人民也無個別性。那能有所謂的民主。天下紛紛擾擾，在天下之內，你爭我奪，折騰三四千年，沒有海外的殖民地，可以將多餘的人口輸出，也無法將資源輸入，再再地強化一統江山的概念和歷史常態。時間又再次的循環。

西方的進步，最明顯的地方在於，所有的國民隨著時間的向前邁進，都享有投票權，政府的合法性在於選舉，人民的主權決定了誰上台，誰下台。但是，人民卻也直接承受政府統治的，沒有中介階層。民選官吏直接為民服務，取代先前中介階層的貴族統式的優雅統治。國家與人民之間，沒有了緩衝，人民直接承受國家權力的宰制。國王或是貴族打仗時得花一大筆錢，買軍隊上戰場。等到民族國家出現後，人民居然肯為想像的共同體，拋頭顱，灑熱血，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戰。以前的國王們要是知道了，一定會說，用這種方式打戰，實在是太經濟了，只要給人民投票權，只要給人民希望，只要給他們要的進步，讓他們去死，他們都願意。西方各國開始這種投資人民的政治民主化過程，而在這時候打的戰爭永遠不嫌多，如果錢打完了，還有一種更不花錢的方式，債券，只要紙和墨，就可以印錢。以前國王發軍餉，得付白花花的銀子、金子，沒想到發紙印上數字就行。這就是金融化的做生意方式，不僅僅是從無到有，也憑空創造了人民的財富，因為資本家的手中，不是別的就是資本。資本家在跟社會主義者和民選政府的鬥爭過程中，他們發現他們錯了，不應該用有生產工具，而是無形的資本。沒想到，這進步居然這麼便利。

那中國怎麼就沒有進步?金融化的過程，在皇權時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信賴關係。政府不是用選的，官吏已無須對人民負責。人民沒有想像的共同體的奢華。中國式的時間不需要進步。如果有，是被逼出來，這是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致良知，知行合一，這些都是與外在物理世界，毫無關聯的道德修行。想要船堅炮利，得從自我感覺良好的德性理性中，跳脫出來，轉入數理理性中，也就是現代化的進步中。一旦進入這直線型的時間思考模式，就會有一個難題，人要轉化成人民。只有人民擁有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地位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先要劃定明確的疆界，找出敵人(以前只有匈奴和夷狄，但是沒有敵人)，設定國族認同，人民是國家(不是具有天下觀的帝國)的主人，然後被選上的，可以以選票換取人民的認同與信任，同時間財富和資源慢慢、少量的轉移到人民的手中。但是，中國沒有殖民地的空間與資源，在自我轉換的過程中，他是別人的殖民地。西方各國在轉換的過程中，是資源的獲益者，但是中國的資源是受剝奪的。中國沒有能力製造外面的敵人，所以自己製造敵人(題外話，在台灣和中國的敵人都是國民黨)。問題是，一直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是達不到這個標準。台灣雖然是進步很多，但是還是在國族問題上，找不到出路。關鍵在於，數理理性在我們的思維模式中，還沒有達到西方的已有的位階。如果不相信，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如果我們還相信 « 合法但是不合理 »這種思維方式，那麼我們就是正港的台灣人(中國人也是ㄡ)，當然，一定有人幹譙我的。

進到二十世紀後，西方的進步觀念與人權並沒有完全綑綁在一起，因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普世價值，不是人權而是白人的負擔，白人天生就是勞碌命，所以他必須承接文明化的重責大任，教教黑人與黃人，甚麼是進步，什麼是文明。他們肩上的負擔實在是太重了。西方民主國家此時也不是不講人權，但是人權是適用於自己的國民，(這是民權的概念)，別國人民不算，要不然怎麼會有負擔呢? 民主國家怎麼會有殖民地了?問題是他們都有，在糾纏下去是不是白目?民主國家既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有明確的疆界，與行政勢力範圍，國民的屬性就規範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最為人的概念，也隨著疆界而固定，人權行使範圍亦是如此。範圍內就是我者，之外就是它者、異類、推之極端，就是非人。殖民地的人，都不是人，也不能是人，德國納粹和日本皇軍在殺人的時候，眼中的人都不是人。進步到這關口就碰到瓶頸，因為人是進步的基台，沒有進步就不可能是人。這二分法，在西歐各國內部產生矛盾，透過戰爭激化自我國族認同，卻也摧毀原來是人的基本認知。戰後，人權的問題回到檯面。英美法在戰時，對於殖民地的人民，灌輸人權的觀念，藉以抵抗德國與日本擴張。當人民有權，那民族也須同等對待，民族需要有領土，和政府。循著西方模式，各殖民地都建國，開基立業。冷戰時期，人權的普世價值觀，更有用處，因為可以輕輕鬆鬆指控共產國家壓迫人權，攻擊蘇俄最有效。西歐國家打打殺殺，都怕了，人權再次進步到整體歐洲的概念，而不是以國家為人權的平台。所以就有了歐盟。大家都太感動了，因為這又是進步，人類文明的典範啊!

當時，中國和其他的殖民地當然是負擔，現在，還在人權的論述中，爭得很無力，因為沒有屬於自己的”普世價值觀”。自從自強運動開始，就進入數理理性進步的列車，這輛車算是慢車，當時還沒有高鐵吧!全國的人們，踏著進步的路，跌跌撞撞，極力地向掙脫原來的時間循環，向前一步，完全沒有既成的藍圖，西歐的道路實在不符合，因為它的源頭是垂直線和水平線的轉換，中國的卻是圓形轉換直線。沒有線頭，要從那裡開始起跑?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神權人權對立的問題，更沒有民族國家的演進，更不談民主是得龕在民族國家之中的，所以?中國的天下觀，是直接跳過民族國家的框架的，建立在鬆散的治理組織，也就是說，只要老百姓(不是人民的概念)，納糧完稅，天高皇帝遠，皇帝老子是不干涉老百姓的人生的，更談不上動不動的動員和分配資源。中國人還是要感謝日本人一些些的，因為要不是在中華大地的殺慘過甚(中國不能原諒日本的不是侵略，而是那八年的殺戮過重，積怨過深)，中國人是不會有培養類民族主義的機會，這個敵人從當時一直用到現在，因為這是中國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必要，就像所有的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一樣。當然，這是中國的悲哀，因為在天下觀裡，沒有必要建構敵人，只有夷狄。當然，在戰後，中國一直抓破腦袋想要從數字上管理，也就是進入數理理性的平台，自改革開放後，這進步的時間觀，開始慢慢確立。時間向前走，所有的思維得跟著轉變。人的存在一但有終極性(這是進步時間觀才會有的問題)，那一切的重心就在現世，人的價值，人權就是先要確立的條件。

整個歐盟在形成中，人權的概念難題在於，原先建立人權的平台是民族國家，現在呢？當初得找個敵人，強化國族認同，現在敵人是誰？蘇聯？它解體了！人權進步到這時，已經無法有明確清晰的方向，因為所有原先的組成要素，都轉化成非國族，非主權，非認同，無疆界，無敵人，無界限。如果將人權擴及全人類，那敘利亞的難民，就是歐洲難民，行嗎？又是白人的負擔啊！人權議題又回到民權問題上，民權就是一國之國民的權利，在這國之外，就不是本大爺的事。人權也好，民權也罷，還有衍生的人權問題。人的界定已經從男人(以前成年男人才是人)，到女人，到同性戀，所以人權已經分化成次人權的議題。女人有人權，同性戀有人權，小孩也有人權。這人權的再次進步分化。從少數人的投票權，擴及至所有男性公民的投票權，到女人的投票權，到基本的退休以及失業保障，到合理的工作保障，到同性戀婚姻權等等。人的定義又得再一次的界定，人的界線未定，卻也外溢到動物、樹等等，如保護動物團體以及環境保護團體。他們的訴求其實就是人權問題的異化，也是延伸，因為他們對動物和植物的關懷，幾乎與保護人等同齊觀了。前進的思維，不能允許停滯的現象。人權的異化，才剛剛開始，因為西方從新進入這個原來認識的區域。先前，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人權與神權的分隔，把上帝丟到垃圾桶。現在，是人權與人權的分隔，要把誰丟到垃圾桶呢?是百分之一的?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當初的神權從業人士也是百分之一，今天的百分之九十九能再贏一次?

人的認知在轉變中之，雖然有外溢現象，人之進步理性價值，具有神聖之不可侵犯性，法國大革命之人權宣言，撰寫於類摩西十戒的石板上，特顯其與基督教之相對神聖性。法國共和主義建構於大革命的遺產之上，自然承接人權宣言之精神，隨後之政治體制，法律制度，行政規章，並依此而行。生命之不可剝奪為人權之最終極體現，意即，死刑為最荒謬之人權桎梏。政教分離，意即基督教神權與人權分離，人權已具備其神聖位階，並藉此與基督教分庭抗禮。這就是為什麼死刑，非得建立在人權的議題上。死刑不廢，等於間接的摧毀這兩百年人和人權的論述，上帝死了一次，人也跟隨著死一次。人一旦從斷頭台上甦醒過來，就不能再死，因為人這次沒有神的緩衝，因為人的位階已經觸及神聖地位。這也是進步的最終端了，無法再向邁進。所以才會有進步人權的外溢現象。這是數理理性走進了死胡同，沒有辦法再進步。如果說坐以待斃，都不算，因為坐視坐著，但是死不成。這不就像歐洲各國的經濟情況嗎?經濟部能成長，新血不能加進來，因為難民的問題讓現有的經濟情況更糟?所以，歐洲各國必須打破現在這種類殭屍的情況，卡在國家主權與歐盟政治結構之間，進退兩難。如果揚棄國家這個位階，首先得揚棄西歐這兩百年來世俗性傳統，而且也需要一個全新的非民族國家的思維，進入一個類神聖羅馬帝國的框架。如此，就會進入類似中國天下觀的範疇。而西方的能提供天下觀的，就只有天主教會，這個宗教的原意，並非天主，而是宇宙或是天下的意思。

西方現在是這樣，那中國呢?中國雖然不是在死胡同裡，但是卻面臨同樣的選擇，西方人權，也就數理理性進步的道路，或者走回天下觀的思維，還是一樣面臨向前的時間，還是循環的時間觀？然而，時下的中國有選擇權嗎？中國的選項可能偏向後者，因為現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國策在於一帶一路的天下觀。這雖然是美國和日本在東向的封鎖，但是也是中國這二、三千年的傳統，向西走，但也有向南走的戰略考量。不管是向西向南，走的是天下觀的傳統絲路(思路)。那在數理理性的進步人權觀呢?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應該不會陷入西歐的死巷，不會陷入直線不得不進步的必死命運。不進步，整個思想就會停滯，社會沒有動力，因為整體的模式，是靠著進步而建構的，一旦停滯，帶來的信心的崩潰。在此，並不是說，歐洲完蛋了，只是在現在的過程中，還在摸石過河。中國必然不會全般照抄西方的發展路徑，因為美國和日本想要封死這條路，大國崛起的必然衝突，就是西歐各國的戰爭，從拿破崙到希特勒約一百五十年。西歐都打怕了，中國美國還打?不，應該不會，因為世界的世間觀已經不是向上，向前，或是圓形的循環，而是在整個虛擬的世界中，完全沒有方向、向度、時間、身分、認同、意識、疆界、主權、性別、年紀、生死、強弱。這是天下觀的n倍放大，誰能帥先創造，這新時代虛擬和現實的中間介面，誰就能引領全世界。個人即天下，天下亦個人、任何虛擬群體的建構，完全存在伺服器中，然而虛擬世界並非全部，它仍在這現實的世界中，就在一瞬間，如神一般悠遊兩界，界線若有似無，若虛亦實。就拿股票市場的例子來說，錢進去了虛擬世界，但又與現實世界這麼的契合，又是如此的真實。現實人生的喜怒哀樂，和網路世界的真真假假，總有分不清楚的連結。現世的我們，都需要在這兩界面中，生存和發展。假若說有什麼比較接近的思維模式，比較契合這個新時代的需求，直線式的時間觀的可能性很小，循環式的模式或許比較有可能，因為它原來就是沒有疆界性的強制性。我們講的境界，不就是這個既真實又虛擬的BETA版嗎?最後，我用一首詩作總結，這是宋朝程顥的「秋日偶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不就是北宋版的虛擬世界嗎?

105.04.29中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