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遇是什麼 ?

外遇是種性行為的多重選擇，而不是道德的逾越。談外遇如果只是性，那是很無聊的事，因為它是動作，而不是言語。首先，我們先區分外遇的種類：第一種是精神外遇、第二種是精神和肉體兩者結合的外遇、第三種是純肉體的外遇（也就是性外遇。）以上三種大概是我們一般的認知。

第一種是不明顯的外遇，也無法有效的證明，而且精神外遇通常是外遇者對他者的一種自我意識的浪漫的投射，被外遇者無須高興，因為他（她）只是感覺，而不是實際活生生的愛人，或是性行為的有血有淚的對象。

第二種外遇對一般人來說，它的打擊最大，因為它的結果是以破壞外遇者雙方的婚姻和家庭為收場。但是我認為這種外遇是最不嚴重的，因為它「最壞」的情況是兩個外遇者結合成為夫妻，共組一個新的家庭。這兩位並不是婚姻或是家庭的破壞者，而是保存者，因為他們還在家庭的範疇之中。他們的「錯」在於，離開一段婚姻、一個家庭，然後進入另一段婚姻和另一個家庭。雖然在轉變的過程中，有些人感情上受到傷害，但是基本上，外遇的雙方只是在婚姻和家庭的制度裡，做水平的移動，並沒有破壞整體婚姻和家庭制度。但是如果是另一種完全破壞婚姻和家庭的結果，那就是我正想要談有關家庭的部分。

第三種是最簡單、也最單純的外欲。有婚的一方跟別人產生親密的關係時就是外遇，不過外遇的界定不應該只侷限於已婚的男女，沒有結婚的男女朋友之間，若有一方跟第三者做了那檔事，也算。這種外遇通常是一拍即合，但也一哄而散。凡發生過的事，必不留下痕跡：船過水無痕。

但是經由肉體的接觸後，又時候會也動真感情的副作用，這是例外。感情因素產生一種「佔有」的心理因素，致使外遇者不再對原配（先生或是太太）有感情的依戀，而進一步地破壞原婚姻和原家庭。也就是說，外遇對一般人的婚姻具有負面的影響，是在發生感情後對原婚姻（家庭）的殺傷力比較大。如論如何，如果外遇有感情，我們就會到剛剛所說的第二種情況，不再多說。

第一種外遇沒有震撼性。第二種有分會回歸家庭和不會回歸家庭兩類。回歸家庭等同是回歸社會的常態之中，沒有討論的必要。第二類對家庭的破壞性，和第三種的純粹性行為而沒有副作用的外遇，正是我要談的事：外遇的性和家庭。我們很容易把性外遇與破壞婚姻和家庭劃上等號，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外遇挑戰的不是婚姻，更不是家庭。外遇只是人性中對於性慾，有著過多的表達方式和媒介。如果真的要說外遇對於傳統的婚姻或是家庭有任何破壞性的影響，充其量只是對於婚姻作為性愛合法手段的挑戰而已。

話說回來，為什麼我們會對外遇有這如此的誤會，其實我們把三件事給混在一起：性、婚姻、家庭。這三者不一定要結合在一起，也當然不能強迫所有人都要接受這種三合一式思維和作為。我想就從性和家庭來看，因為這是大家常談的事，也就是說，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有外遇，而且為另一方所得知，那家庭的破碎幾乎是可預見的。性是啥？（只談異性之間的性行為，因為只有異性婚姻才有法律行為和意義。）不就是男的性器官進入女的性器官（傳統（？）一點的好，我不談其它的方式），不久後（？）產生愉快的感覺。如果性行為只是性行為那沒有好說的，做了就是。但是麻煩就在大家把性與家庭牽扯上關係，那我們就不能只單純的談性而已。做就好了，幹嘛那麼囉哩叭唆，對不對？性行為只是我們知道的表層，婚姻和家庭在下層。現在大家有只要性的現象，就是不想要因為這關係而牽扯進來的其它因素，簡單一點不是很好嗎？我想這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我們人在婚姻的過程裡只能有一位固定的性伴侶。這是誰規定的？一夫一妻制式違反人性的制度，誰說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人在一段婚姻期裡只能跟一個人發生性關係。但是，每個人都想要有更多。為什麼要有一夫一妻制？中國社會一直到民國初年才廢除一夫多妻制，但是有錢有勢的人，一直都有好幾個老婆，而在現在的企業女強人（有好幾個甚至未婚生子），也有好幾個男的性伴侶。為什麼？我們大眾的集體意識明明有多性伴侶的需求，但是又很虛偽的說不可以，而且還明令禁止，台灣幾乎是全世界唯一有通姦罪的國家。用婚姻、家庭、法律來限制人性中唯一不太會產生負面因素的本能（因為它追求的目的不就是那愉快的感覺而已），不是很荒謬的事嗎？

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以婚姻之名，放在一個屋簷下，養兒育女，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共度一生。這種美麗的家庭圖畫雖然不是近代的事，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組成的家庭制度，是近代的事。為什麼現代的統治者要明令這種家庭組織，並且加以合法化？這跟歷史的演進很有關係。在這裡我只從政治的眼光來看這件事。古代皇權的統治力不及於家庭或是個人。統治力的行使是透過地方上的仕紳階級，所以有天高皇帝遠的說法。現代化國家的形成基本上是要消滅夾在王權和人民之間的仕紳階級。仕紳階級在古老的社會裡，是個權力掮客的角色， 

王權、仕紳、人民向來相處好好的，沒有起根本變動的可能。但是隨著國與國之間頻繁和激烈的戰爭，王權漸漸地無法忍受仕紳階級的制肘，因為仕紳這種權力掮客對於統治者最大的壞處是：統治者無法直接向人民課稅，還有無法直接運用民力和徵兵，進而影響戰事的成敗與王室的興亡。為了要把人民從仕紳的手裡解放出來，統治者就釋放權力和安全的保障給人民。權力簡單來說就是參政權，而安全就是利用警察和法律，一方面保障個人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另一方面用以有效管理監督個人的行為。而對於我們是如此重要的身份證，就是國家權力直接控制個人的最極致的象徵。

然而下放權力給個人之後，流弊甚多，過度的個人主義，帶給統治者不安和技術上的困難。任何的異議人士、革命人士等等沒有一個人是攜家帶眷的幹，要不然今天我們就讀不到林覺民寫給他老婆的信。要如何利用家庭綁住一個人：家庭的每個成年的成員都要從事生產、生育的功能。光是這兩個功能就足以消耗一個人一生泰半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家庭變成最小的政治、經濟、社會單位。於是男男女女被拴在家庭裡，國家得到的好處至少有：固定課稅的來源、固定生產力來源和補充、固定兵力的來源，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運作，是利用一個規範（家庭）這個框架進行，最明顯的栗例子就是戶籍、戶口名簿、查戶口等等這些東西。

如今家庭仍是政客取得權力重要來源之一。以前的歷史我們不看，就看目前在選舉的時候，政客特別喜歡把自己的家庭，暴露在螢光幕前，刻意地營造出一種很和樂的形式，我們對於政客的要求可以說是從家做起。我們似乎看不到有個政客有一個不和樂家庭，人還依然深受選民的喜歡。而政客利用他的家庭訴求其他的家庭，企圖得到以家庭為單位的政治利益。也就是說，他出賣他家庭的形象，而不是家庭本身，用以換取其他家庭的青睞。很弔詭的是，泰半的政客都沒有真正的家庭可言，因為他們只有個人。依照我們目前對於家庭的要求標準，沒有一個政客可以做得到：愛老婆、陪小孩、回家吃晚餐、有空帶家人出遊、有個正當的職業等等（也就是說政客不是種正當的職業）。很悲哀的是，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候選人，在台上把自己的老婆請出來，不是幫他推輪椅，就是有候選人有外遇，然後太太在後面背書，請支持者仍然選擇那一位浪子回頭的先生。

然而家庭的合法性是必須透過婚姻的手段達成。同樣地婚姻也需國家權力的認可，方能納入合理、合法的社會運作（而同性戀破壞固有婚姻、家庭的組成規範而取不到國家權力所賦予的合法性，因為會妨礙既定的運作模式。）當然家庭在此同時也被塑造成避風港、父嚴母慈、溫暖的功能。家庭其實就是一個人賴以維生，但卻又被束縛的場所。逃家是個離經叛道的事，是社會不安的來源，產生集體的恐懼。離家是種長大獨立的象徵，但離家之後，跑去結婚生子，那就又完全步入另一個深淵了（外遇之後再重組一個新的家庭，從一個深淵跳出，但有跳入另一個深淵裡去）。每個個人一旦完全脫離這種組織，我們的社會運作就會完全失去原有的功能，屆時就是另一種社會組織型態產生的時候。

因此，國家機器為了維持統治，巧妙地把個人、性、婚姻、家庭全部綁在一起。人性當中的性愛問題，就框在這種運作之中，所以家庭就變成合法的性愛之處，夫妻之間的性愛變成一種婚姻的規範行為，或是必要條件。或許各位並不同意，但是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有些離婚法律官司的判定，是依照夫妻之間有沒有長時間中斷性愛行為而定，這種例子常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所以，法律一旦禁止婚外的性愛行為，那它就勢必要保障婚姻關係中的性愛行為。相反地，國家權力既然保障婚姻作為保障性愛關係的合法組織，國家權力必須制裁家庭之外的性行為。於是國家權力，透過法律的運作，控制這種性愛，規範「一般」人們的性愛行為，例如：警察要臨檢、干預開房間、取締酒家和並逮捕娼妓。

國家權力公然介入「一般」人民的性需求，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台北市原來有公娼，這些公娼的顧客原是年老的人或是收入不高的人，當時的台北市長以道德的名義，把公猖給廢了。此舉，讓下層人民在台面上發洩生理需求的管道，完全關閉。一般人民對於性愛的需求，就在政客玩弄法律、道德之間，給抹煞掉。下層人民原本的性愛機會就很少：一來沒有女人要嫁給他們，二來他們沒有錢去買女人（外籍新娘），三來去酒家、上妓院、開房間的花費，很可能就是他們半個月的工資。公娼對他們來說，和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個最卑微的需求。而這需求就被捏在政客的手裡，很諷刺的是，一般人民經由催眠之後，還要求對於公娼進行反制的行為、支持這種毫無正義的作法，因為非法的妓女在酒家、妓院一直存在，能去的人都不是這些下層的人民。更可惡的是，這些酒家和妓院是由政客和警察所包庇的。這兩種人一個是法律的制訂者，另一個是執行者。這兩者都在對女人的身體進行剝削。可悲的是他們都是社會正義的化身或是代言人。

話說回來，既然國家確保婚姻關係內的性行為，那就是夫妻之間存不存在所謂強暴的問題。說強暴可能太激烈，大部分的情況是你要我不要。要的大都是先生，不要的大都是太太。雖然情況如此，先生大多要的到。婚姻若是使性關係合法化，在這合法的範圍中，要如何的規範這種你情我不願的事？法律的規範要如何進入床第之間的事？法律是難以介入。這種事若以法律待之，沒完沒了。女人的身體不應該是國家權力確保家庭組織的抵押品。男人不是喜歡現肌肉，認為他那個東西很優越，乾脆把它當作成功婚姻的祭禮？女人應該有說不的權力。把女人的身體還給女人。但是在夜晚之中（有時候在早上），做太太的要強調自我的主體性，還是要咬緊牙關，反正一下就過去，「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夫妻嘛！是不是？

法律無法精確地介入夫妻要如何進行性行為，但是國家權力很在意性行為之後的「成果」。這就是國家的人口政策。國家需要一定的人口數，至少確保稅收、生產力和兵源。國家權力對於性愛的干涉在於教導人們，如何進行所謂節育或是鼓勵生子的政策，例如：如何使用保險套。不管是不是這個政策有效果，在台灣這種人口政策已經行之有年了。如今諷刺的是，台灣卻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年輕人又不想要生小孩，此時政府的人口政策轉為鼓勵人民多生小孩，節育的日子已經過去。節育是因為人口過多，因而抵銷經濟成長。鼓勵生育是因為年輕人越來越少，影響經濟生產力。出生率、人口老化、男女比率等等都跟國家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關係。不管節育或是不節育，都是國家權利宰制人民性愛活動明顯的例子。

當政府的人口政策與經濟發展成為某種必然的關係時，就是人民苦難的開始。舉例來說，有了家庭，就要有房子。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房子的家庭。為了要有房子，就要努力工作買房子，沒有那麼多錢買房子，銀行就主動地，甚至到鼓勵的程度，要人民跟他借錢。向銀行貸款，一貸就貸二、三十年，人在青春壯年期，把自己的勞力貢獻給銀行。而銀行為了要確保人民有能力還錢，就鼓勵所謂的雙薪家庭，以確保還錢的能力和速度。為了要賺錢養家活口，每個月要繳貸款，一般人那裡有多餘的精力，參與公眾事務，反對這、反對那的？。而國家政治權力與經濟力量結合最大的優點在於，人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購買所需的產品，而國家權力努力的確保一個安定的社會次序和法律條件，使得經濟活動得以持續進行。人民在這經濟活動之下持續購買、持續借貸：買車子、換大車子、買房子、換大房子、買手機、換新手機等等。此時，消費變成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行為。

車子是銀行介入家庭經濟生產行為的另一種面像：家庭房車或是休旅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有些房車的廣告是建立在一種美滿家庭的關係上（廣告進終了之時，所有的演員頭都歪著）。更可惡的是，美好家庭與休旅房車之間劃上了等號。還有一個更、更可惡的商業行為，完全介入了夫妻之間的性愛行為。有個車子的廣告裡，一個男人開車載同事，有位同事就坐在前座，因為身高的關係，調整了座椅。當這位車主的老婆坐上車之後，她發覺有人動過椅子，她馬上懷疑是不是有另一個女人坐過。這位先生急忙的解釋說，那個位置是老婆的專屬位置。這個廣告，把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以車子的座椅呈現。

既然家庭的經濟購買能力如此重要，像剛剛提到的銀行和現在要談的保險公司，這些得到國家權力認證的金融機構，透過家庭組織，推出了一系列的產品：醫療險、人壽險。太太幫先生買保險，為了是以後的保障。夫妻為所謂小孩子買儲蓄保險（此時銀行也介入）等等的商品。彷彿之間，人民透過金融機構的「協助」之下，有購買的能力。而有了保險、保障之後，生命就有了幸福。

法律規定的陽剛性太強，所以透過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把這種強制力內化到一般人的心思裡。讓一般的人民無法跳脫傳統思維。這種結合的力量，有著「真」、「善」、「美」的強力包裝。這種包裝就像一種很有效的催眠。在基督教世界裡，傳統上婚姻是由教士主持和認可。在台灣婚姻雖然不必透過宗教，但是有多少女孩子想要在教堂結婚！我可從來沒有聽過有人想要在廟、寺辦婚禮的，別鬧了。就這一點上，在台灣的基督新教士是成功的。另一方面，除了婚姻之外，無論東西或是任何臺面上的宗教，沒有一個鼓勵外遇或是濫交的情況。宗教雖然沒有極力的維持家庭組織，但是它卻在道德意識上，要保持人心靈、肉體的純淨。講白一點，就是不要雜、濫交。至於夫妻之間要如何「交，」除了印度教經典愛經「愛經（Kamasutra）」外，沒聽過宗教組織或是政府說過任何的話！

國家機器在統治者的支配下，管理人民的性、婚姻和家庭。那他們自己呢？完全沒有，他們不僅不遵守，還從中取得最大的利益：權力、金錢和美色。因為有權者可以躲在這些美化道德和宗教的背後，不用遵守這些法律和道德的規範。他們透過權力和金錢的手段，對於一般人民上下其手。戴安娜王妃如果不是王妃，那她就是奸夫淫婦，男盜女娼之流。台灣的有錢人，有多少女人啊！台灣的政客，在選舉台上口裡說的願景，與他在床上恣意風流的落差，有多少人在意？！

人民如果無法約束他們，法律對他們也沒輒（法律他們定的），那他們一方面玩自己的就好了，一方面也有點良心好好的執行性、婚姻、家庭結合的正當性，務必使其完整。但是可惡的是，拿道德當藉口，法律當工具，玩弄人民的性慾：性產業的問題。性產業對家庭的威脅不在社會治安、健康或是金錢上，而在於它激起人們更多的慾望，有了更多的慾望，自然而然地，就會想要與更多人，進行更多的性行為；此時，就有可能破壞了婚姻作為性行為的合法基礎，也就是說：性產業的威脅在於挑戰人的性慾的範圍。我們的性慾、性行為，隨著性產業的發達和求新求變，在此無法詳盡的勾畫出一個全貌，只能舉例說明：二、三十年前的色情錄影帶跟現在的DVD相比，那簡直是天壤之別；有青年男女大膽的求新求變，結果手機無法從陰道內取出；在發生性行為之時，有人要求對方一定要穿上特定的服裝，要不然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也就是說，我們無法認定性就是應該這樣做或是就是應該那樣做。時代在變，性慾與性行為的定義也在變。我們對於滿足的需求，從陰道性交到各式各樣的性交。性產業完全顛破我們對於性行為的認知與作為。性行為是可以經過研究和創新，不斷充實、不斷的成長。

性產業從色情書籍、報紙、雜誌、光碟、妓院等等不一而足。沒有一個是合法，沒有一個可以存在。但是每一次的掃蕩都是作秀，越掃越黃，只要有決心，不是做不到。但是為什麼做不到？（中共取得政權後，大力掃黃，中國大陸的妓院幾乎從地平面消失。）黑道經營，勾結白道。這些行業光靠黑道，不可能持久，唯有白道介入才有可能。金錢和女人讓黑道賺錢，金錢和女人讓白道墮落。白道不是只有政府裡的小官員而已，小官員沒有上層的縱容，早就被法辦。然而統治者不是利用強索金錢或是女人的方式，與性產業結合。

如今，性產業不是一家妓院，妓院裡面有娼妓，老鴇在樓下招呼客人，客倌來客倌去的，那是武俠小說。性產業已經不是見不得人的行業，或是一定要特別去尋覓他的蹤跡，它無所不在。如果我們無法察覺，那是因為性產業有時候沒有那麼明顯的攤在人們的眼前，它可以很有美感地、藝術地進入我們的性意志裡。廣告中（更不要說各種的「綜藝」節目）的性象徵，巧妙的把產品和我們的性需求結合，把購買慾與性慾作相當程度的結合。經過日以繼夜的廣告，我們生活在充滿性的活水和空氣中。再者，好萊塢電影中的性愛畫面，已經露骨到讓我們無法區別它是要呈現忠實的人生，還是挑逗我們的集體性慾，將其慾望無限地往上提升。進一步想想，透過專業市場的行銷，或許好萊塢電影的訴求在於前述的兩者。忠實人生的性愛場景，打破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性慾制約，回到人性的本質；透過肉體的解放，讓我們更能親近原我。弔詭的是，它卻有剛剛所說有關於色情對於我們性慾的「提升。」讓我們回到上述的性慾、商業利益、國家權力雙重制約中。由此可知，性產業如今需要以市場為導向、需要專門的行銷策略與機制，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這些機制就掌握在統治者的手裡。唯有統治者的配合，性產業才能得以生存、壯大。

統治者利用國家權力，壓制我們的性慾、我們的性外遇，維持家庭和婚姻；統治者再次利用公權力，輔以市場商業機制的用作，配合性產業，不斷地挑戰我們原有性慾的底線。也就是說，我們如果遵從道德和法律的規範，不從事外遇行為，我們不僅受到國家權力的制約，對不起我們自己的性慾需求。可是如果我們有外遇，我們很難區別，我們這些過多的性慾是被整個商業機制所創造出來的，還是一直潛（淺）藏在我們內心深處。這就陷入兩難。其實，外遇真的直接做就好了。真的如古人所說的，一鼓作氣，三鼓就沒氣了。多說無益。

最後，外遇是對於合法性行為的挑戰不是婚姻更不是家庭。外遇不是在於一男一女，外遇是在整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之中。我們一直以為外遇就是一般性慾之外的額外喜悅。但是不是。這裡的利益不一定是性欲的滿足或是金錢，而是整個社會運作的支配力量。外遇的男人也不一定是受益者。雖然他在性慾上得到婚姻外的滿足，但是他卻使那些有支配力量者，獲得更多的利益。然而，女人在外遇中所扮演的角色，通常不是獲得利益者，而是被剝削者。

外遇是種選擇，選擇要不要有更多性慾滿足的機會、無關道德、無關婚姻、無關家庭。然而，我們進一步想想，我們真的有選擇的能力嗎？要不要有外遇，這種選擇早已在公權力與商業機制的框架下，我們真的有選擇的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