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我以前一直不懂什麼是藍綠和解，這次宋楚瑜出現選總統，我才慢慢地體會什麼是和解。和解不是指情感上的和解，不是兩個人的不和睦，然後覺得不能再惡言相向之後的人生體悟。和解並非個人的情緒處理。在政治層面，和解就是要分享權力。藍的執政，綠要分享。綠的執政，藍的要分享。這次多了一個，綠的可能105年1月執政，橘的要取代藍的，進而跟綠的分庭抗禮(難度很高，但是不能不試)。這是真是太有趣了。因為和解實際上，在台灣就是政治鬥爭的代名詞，這詞從第一次聽到現在，跟民進黨成立到現在，幾乎是同一時間的產物。因為這些年來，兩黨的勢力一消一長，等到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和解這詞大概會慢慢消失。

要注意和解就是奪權，而不是分權，當然這是經過民主程序完成的。這才是最大的弔詭，因為民主的程序，讓我們誤以為分權與奪權的界限不明，讓我們誤以為奪權是民主的，民主制度行的不是奪權，而是選賢與能，經由理性的辯證，將不適任的政府換掉。雖然在台灣奪權沒有動刀動槍，但是這是民主制度之中最為惡劣的手法。再者，我們不能把和解誤以為是分權，因為在台灣這是不合邏輯的，因為要從兩方面注意。

分權是兩方面的，第一是政府權力機關的彼此的制衡或是分工方面，第二政府如何組成方面。第一個很學術性，大概是我們的五權分立和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的比較。這是很專業的學術討論，又是實際的政治運作，但是在台灣這種的討論在修憲的層次很容易變成統獨的角力。這大概是台灣最畸形的政治發展史。說深一點，我覺得這是我們從民主革命以來，對於權力本質和來源，沒有深層的學術發展和實際的運作的歷史的結果。在台灣就是這二三十年的時間，可笑的是，主要政黨都認為他們都有專主性的發言權。在過程中，很容易變成選舉式幼稚的相互攻擊。有些學者們和年輕學子們似乎太心急，希望用一次的改變性的選舉或是運動，就能對於三千年的專制思維做出改變，或是成為政黨意識形態的催生者和辯護者。

政府的組成方式，也就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的區分。我們是總統制，沒有所謂的分享，因為這制度就是贏者全拿。可是內閣制呢?這種也不全然是"和解"，除非是沒有一個黨是國會多數黨，必須組聯合政府，這才是類似我們台灣政治人物口中的和解。若是制度上的不可能，那為什麼大家都說要和解?說到這裡我開始有些亂了。既然沒有分享權力的制度，可是又不願意修改制度，因為喊要改成內閣制的都是在野黨。所有的執政黨都是不願意修憲的，即使修也是把總統修得像皇帝。那和解個屁!!!其實，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的內心是不願意改成內閣制的，而且我們一般社會大眾也習慣於總統制的權力運行方式。各種原因不缺乏我們對於權力的認識不足，權力不只是節制，因為這在古代就一直在談，也一直在改進，結果是皇權越來越極權，所以權力要做的應該是先談分權而後再談制衡，或是一起做，兩者缺一不可。但是我們的政治史裡就是沒有分權的設計，誰要分皇上的權就會被殺頭的。在這個背景下，辛亥革命後，我們居然有個五權分立，三權都不容易做到，五權更是亂。所以我們的總統權力是無限大，這個無限大的概念並不只是制度上的，而是我們一般的社會認知。例如，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集中在總統上，什麼都是馬英九的錯，雖然這是政治鬥爭，但是背後的思維在於，人們認定他擁有全台灣最多權力，不管事實如何，這是我們的一般認知。例如，頂新一審獲判無罪，這又是馬英九在後面搞鬼。我認為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但是退一步想，我覺得問題出在於，我們所有人的政治思維都是古代皇權式的思考，皇權是不可能分享的。我認為台灣政治權力來源是民主，是個投票制度。但是最要緊的是，選後的權力的行使，這卻是皇帝式的。這才是問題。這才是我們為甚麼對台灣的民主失去信心。我要感謝宋先生的參選，讓我有些領悟。我們對於所謂的政治或是權力，沒有西方式的辯證與演進，和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釐清與節制。馬英九總統和王金平院長的紛爭可以用這個方式釐清。國會院長對於法院的關說，已經破壞的政府體制的規範，雖然蒐證的方式是不合法，無法掩蓋當事人本身已經違法的事實，更何況王院長已經逾越道德操守的界線了。立法機關的職能在立法，與法院的職能無關，這種體制上的界線，在政治斗爭中蕩然無存。這是我們對於權力本身的認知太幼稚了。我們太容易把政治(好的方面)當審時度勢的良策，或是(壞的方面)權謀的厚黑手段了。藍綠( 再加一顆橘子，但是只有皮沒有肉耶)能和解嗎?笑話!!!

再談王院長的關說案，大家的認知都是他是喬事情。這是政治人物的家常便飯。這恰恰是我們的民主政治的最大毒瘤， 因為政府機構的運作完全不依既有的規範和制度，喬事情就是凌駕所有既定次序之外，沒有了規矩。這讓我想到梁治平的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革命——读梅因《古代法》随想”一文中的一段話：“千百年来，这里通行一种独特的解决纷争的办法，无论什么事，都一味地讲中庸，重和解，只求息事宁人，避免争讼，合法与否、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责任的归属等问题却无人关心。至于我们一向引为骄傲的“调解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建立契约关系的手段，倒不如说是传统和解模式的延续。”文中的”這裡”就是廣大的農村，而調解制度就是我們的喬事情。說得明白些，我們台灣的政治立法高層居然沒有法治觀念，國民黨如此，民進黨亦如此。我們對馬英九在此事件中的批評在於，他沒有政治智慧和足夠的手婉，但是在法制健全的國家，人民不會總統要求這些，因為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會被趕下台的王金平。那或許應該說在台灣的這種政治環境，馬英九應有甫合這環境的能力，如果是這樣，這等於承認我們的民主是不及格的嗎?以後的政治史應該會還給馬英九公道，他曾經努力使政府機構運作法制化，不倫落成以人敗事、以人成事的喬事情文化。但是他失敗了，台灣的民主失去了這個機會，大概不會有這二次機會了。

最後，台灣的民主發展光是在這個方面打轉，只是選舉上的你爭我奪，加上種種的紛亂，若有進步，都停留在換人做做看而已。我總覺得這種淺層式的選舉，只能吸引香港的注意，因為他們沒有選舉，被我們這種選舉唬得一愣一愣，我們算是誤導他們了。但是，我又覺得難道英國人沒有教他們，民主不是靠一個特首直選，就能達成民主兩三百年的演進，不是應該跟中共邊談邊修?民主是要妥協，慢慢進步的。不是一步登天，或者一定要按照誰的理論，標準(在台灣這標準是民進黨的標準)或是改革，紙上談兵，才算民主。對於權力本身的認知，應該脫離權謀的思維，因為這就是明清以來專制皇權的統御之術，而是要進入打散，分析，認知，建構等等的新思維的整體過程。我們對於權力，必須以類似對於一個新生兒成長一樣的全面關注。我們對他的認知是全面的，看他長大成人，了解他的成長過程和困難，他的能力與局限，他的危機與機運，這過程是危險而且難以自持的，不能以演算數學公式的方式實行民主。而不是把他們做是一個上班族，對他只是要操縱他，指揮他替我們辦事而已。如果是這樣，對岸的共產黨才是個中翹楚，只有在民主的框架下，對於權力認知和運作有深刻的認知，才能解決台灣的民主，才能更吸引共產黨，才能為他們的榜樣，因為他們正在為這件是發愁呢。我們如果還在和解下去，保不齊他們先弄通這概念，我們又會失去原先的優勢，這才是我們的危機。記住共產黨要是食古不化，就沒有改革開放，他也會與時並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