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據中期篇

婆娑台灣島福摩    鴉片霧社悲原漢
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
公校自建體罰多    小學公費日人樂
警派所前哀號響    巍巍法庭少人侔
頌揚產值年增添    何緣年壽僅廿五〈廿，應讀音念〉
何以故　何以故    三代牛馬無人顧

泥土自註

註解        婆娑台灣島福摩     霧社鴉片悲原漢

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

通常歷史研究者都會指出日據台灣史中我先民的武力反抗至1915年的噍吧年事件之後停止，轉入文化運動，強調先民的反抗有了若干決定性的改變；當然那是有若干道理的。但是真正史實究屬如何？ 

我們以為，這只是表象上的發展，其根本，我們實在應該更關心日人的統治方式有無改變──本段就在揭示當時的史實──我們就以屬於中期末的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反抗續發鴉片執照事件為例。

關於本篇，「霧社事件」發生在1930年，但是真正要理解其問題，要由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看，莫那魯道〈1882~1930〉是泰雅族中一有力的族長，是日據下日本統治者威壓與攏絡的主要對象，曾經在1911年因被日據當局選為台灣歸順蕃社的代表，在受邀看完日軍的軍力演習，應該深知日軍的實力後，又得到赴日本旅遊的款待；究竟是什麼樣的痛苦，讓他發動那樣孤注一擲的屠殺──漢民完全安全無事，穿著日本和服者，不論婦孺老幼全數砍殺？ 
        

此地所指的鴉片事件是與霧社事件同年爆發的，是由台灣民眾黨發動的「反對吸食鴉片運動」；其時，上篇所及，日本對外精心宣傳、欺世盜名的鴉片緩禁運動，已成為國際上的示範性成就，國際聯盟正好該年度將視察亞洲，我台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為了我台人的身心健康，乃冒險打電報將國聯的視察員邀來台灣，控訴日本統治者之包藏禍心、欺世盜名；當時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震動，以致日本當局不能不暫停繼續濫發鴉片吸食執照；並由我台人藥學專家，台灣民眾黨黨魁蔣渭水之同學好友杜聰明〈曾與蔣一起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出山負責戒毒院工作，以四百餘病床的規模，推動戒吸鴉片運動。

然後，本篇第三、四句，則以當時列強在華各有勢力範圍，肆無忌憚的作為，對應於當時前述鴉片事件之結局──國際聯盟抵台前，日人倉促設立「更生院」，杜聰明藥學博士為主任；全台開設病床達425個，一時真有全面戒毒之勢；然而，可悲的是，先是發起該事件的台灣民眾黨在同年就被解散；然後，病床數逐漸減少，至1934年其所謂「第一期矯治計畫」結束時，以台北更生院病床數看，就由原來的150床只剩下50床了。以致於造成了在那需向國際聯盟報告成果的1930年，勒戒成績是3764人，但是，其後1931年至1942年，不需報告的十年間，所停吸與勒戒的人數竟然只有260人而已的悲哀史實！這也是此處將兩岸對應描述為「蹂躪神洲列強笑     此岸病床暗泣收」之理由。

 〈關於這病床與勒戒人數問題，我解說不夠，有霈青網友提問，作者已在回應中解釋，請有興趣者參考；深謝提問──泥土敬白〉

至於，下兩句──

公校自建體罰多    小學公費日人樂

是指日據下，我台人所唸的學校，號稱「公」學校，其實不是以我台人所繳稅金所建，而是各地方欲受教育者，需向地方當局申請得特許後，始得自行捐款興建；日人所唸的小學校則為公費所建；有一位長者的回憶中敘述了下列的比較：〈當時日人讀小學校，我台人讀公學校〉
「踏入小學校……他們是小班制二十名一班。而公學校……大班制四十名一班，……小學校所有的設備，……這裡的一切裝設，比公學校好幾百倍，……學校裡所用的桌椅，都是上好木材，……黑板大又黑，天花板上有好幾台垂掛型電扇，……所有的教室都鋪敷地板，連走廊上也一律安置厚厚的木板，派用好幾名台灣人當校工承擔整理工作，不只是教室、走廊，連廁所地板也擦磨得油光亮麗，運動場所大又美……」[4]

其次，關於對體罰問題，則是指當年我台灣文學先輩王詩琅先生曾描述的──有日人來台考察台灣教育，問日人校長曰：「日台人有無打架情事？」據說，日人校長竟稱：
「吵架、打架是把台灣人當作對等的人看待，才會發生的。我們這裡是把台人當作人以下的東西看待，所以絕不會發生打架、吵架的情事」

此外，曾長期在日據下擔任教職的，台灣文學名家吳濁流，在其「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也曾描寫到，學校中對台人體罰，對日人則不准體罰的差別待遇；其文表示為書中主角表不平的：

「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所以，用那兩句表達在那個年代，我們先民在受教育的處境上真實悲哀。

再看本篇下面六句

警派所前哀號響    巍巍法庭少人侔
頌揚產值年增添　  何緣年壽僅廿五
何以故　何以故    三代牛馬無人顧

日據期間，日警有所謂「犯罪即決例」，即為了在統治上威嚇我台人，日本官方授與地方警所有權對於台人處以體刑，不需上訴於法庭，待法官專業之判決；可由地方警所先判決，重刑始送法院。因而，警所前，往往會有我台人受刑罰，哀號之聲慘不可聞的情況；在我台耆宿謝東閔與長者黃大洲回憶中都曾親見我台人受刑狀態。此外，我台籍素人畫家的畫作中也曾畫出我台人當年在路邊跪地受刑的狀態；其慘狀，令我台人當時多繞道而行者。由於這樣嚴刑峻法之下，我台人，因訴訟而赴法院求直者自然少，甚至有能造成「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者。故有「警派所前哀號多……巍巍法庭少人侔，」之句。

       在此日據「治安」之下，台灣經濟發展頗受稱許，米、糖、茶、樟腦、都是著名的外銷商品，我台主流學者常稱日人治台確立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其實，當年產值確實有相當增加，但是，當年日據的台灣政經結構絕非戰後台灣經濟起飛的經濟結構──其最顯著者，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僅25歲弱，並且竟以1908年的27.2歲為其高峰，至1939年降至22.7歲，在五十年中，號稱各項建設，例如，嘉南大圳即是，致台灣經濟產值不斷提升，但該政經結構中，我台人簡直絕無分得好處，故多營養不足──此一政經結構如何能與戰後國府來台所建構的政經結構相比者？──我台人乃能分得經濟發展的好處，故年壽遠非當年之可比，反以營養過甚為之病。

至於本篇最後所謂三代牛馬無人顧者，這是由於作者想起被皇民標舉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當年著名日本統治者後藤新平，當年對於台灣醫學校的學生的一次公開演講時所謂：「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其中要求作為台灣精英的台灣醫學校學生，只能做個自了漢，並強調八十年內不能為自己同胞悲慘的處境抱不平；而根據前述所云，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25歲不到，則三代合計僅為75歲，還不足80年；故此作者哀嘆我先民是三代牛馬無人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