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台灣大哀詞 

     四〉前現代化篇

婆娑台灣島福摩     清廷原民區保護
牡丹美日驚宮闕     沈將奉旨開瀛洲
從此原民失特許     漢胞因勢踰舊疇
所幸通婚漸同化     原漢猶偕慶豐收
光緒沖齡抗法勝     銘傳慧眼青台督
何以故    何以故     欲將一隅起鴻圖 

泥土自註──

以上六句，是描述清代的台灣族群政策的發展。

前兩句
「婆娑台灣島福摩    清廷原民區保護」

是陳述清廷不是個「現代化」的「殖民的」國家，它表現在對於原住民的政策上，不像歐美殖民統治者對於原住民採取欺壓的統治方式，它雖是個沒落中的帝國，但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所以，它所採取的治理態度是類似先進國家今天設立的保護特區，讓原住民自治的方式；當時，那保護區是前述以高隆起的「土牛」，把漢蕃居地區隔開來，一面是進行定居農耕的閩粵移民，另一面是從事漁獵或燒山遊農的原住民，不准兩方任意越界的。

這可說簡直是當時世界上文明國家所趕不上的文明政策。自17世紀中，台灣收入版圖以來，清廷對於台灣並不刻意開發，甚至幾度禁止漢人渡海來台。

因此，漢人雖與原民間有衝突，對於原民的居地，官方在語言與文化不通的情形下，並無意打攪；因而，蕃漢間有近兩百年「非法的」或「前近代的」關係，雖族群確曾有相當之衝突，原民顯居於劣勢；例如，發生在1815年前後，中部著名的埔里漢族郭百年喬官強墾之殺番事件，幸於1818年，由彰化知縣吳性誠偕北路理番同知往處理，「毀土城，逐佃農。番始歸社」；然而，在官府難免失察下，漢族之墾地仍然漸廣；即是。

       不過，各地更有自然融合的過程──這也就是平埔族漢化日深之背景。

後四句，
「牡丹美日驚宮闕    沈將奉旨開瀛洲
    從此原民失特許    漢胞因勢踰舊疇 」

是陳述清廷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後，其治理原住民政策始轉變。
        也就是原來清廷在原住民政策上採取了近兩百年的上述寬鬆自治方針。要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後──那是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武士道的擴張主義，在其後各藩因版籍奉還、武士沒落，而在薩摩與長州海陸軍的爭勝中，陸軍征韓論者在政爭中失敗，黷武武士轉向征台的結果──

1874年，他們結合了對於台灣頗有理解的失意美國浪人李仙德〈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把清廷尊重原住民歷史與文化自治方針而稱為「化外之民」的原民，解為近代世界主權理論上的「不屬中國」，藉口琉球漁民受難而攻打我台灣東部的原住民牡丹社，是為台灣近代史上極重要的「牡丹社事件」。
        至該事件後，清廷才正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要保有這個戰略要地，必須開發台灣，必須把原住民也置於正式統治教化之下。清代肩負海防重任的名臣沈葆禎，當時是福建船政大臣，就在此情形下，被派為欽差大臣來台，奉命建設與保護這個戰略要地。

他任內最有名的工作就是「開山撫番」與歡迎移民，並且加強海防。

當時，沈氏為迎擊來自日本的威脅，「奏請移駐福建巡撫，以一事權」，「添設台北府縣，以資治理」，「奏改營制，築砲台，架電報，振商務，凡諸要政，多所更置」；

史家連橫曾指出，「台灣歸清以來，閉關自守，與世不通；茍非牡丹之役，則我鄉父老猶是酣歌恒舞於婆娑之洋焉。天誘其衷，殷憂日至，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禎締造之功，顧不偉歟。」；所指正是此一史實。

 換言之，清代的原住民與漢族間的問題應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因交通頻繁而變得複雜，產生種種問題的。其後，至台灣被割讓的1895年，不過二十年。

近年來強調原住民與漢族衝突的說法，其實，漢族行政能力與武力不強，對於原民之壓力，應是相當有限的；換言之，日人治台時所惡意強調的，實與史實有相當的差距。

末四句「光緒沖齡抗法勝     銘傳慧眼青台督  

                何以故   何以故      欲將一隅起鴻圖」

此四句，主要在劉銘傳當年就看好台灣省的發展潛力，論者稱其治臺，是「以一隅為天下倡」。對此，首先應知──

        劉銘傳乃當年中國名將，有「武人中之名士」之稱。在平定捻亂與太平天國中立下勳功；因而，他的「銘軍」練兵操典被頒布為全國的典範。

更重要的是，劉銘傳在平定太平軍時，與洋兵並肩作戰，曾親身操作洋砲，深覺西學深邃，不可小覷，遂虛心請教，與西人接納〈有法人因而追隨劉，終至隨之歸老安徽者〉，並將所得報與李鴻章，後來累功至疆臣，成為中國自強運動的重要主張者。

其次應知，中法之戰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意義，俄國外交官的報告曾描述稱：「戰爭開始時，甚至中國極邊遠的角落的居民都募捐獻款，資助國防；各省有錢人都紛紛出資，……在中國南部建立了一整隊一整隊的帆船隊，保衛沿海地區，抵禦法國人可能發動的種種攻擊。私人出資武裝起來的志願兵，僅福建一省就有一百多萬人。」

換言之，對於當時台灣先民的民族意識言，除鴉片戰爭時，姚瑩防臺未敗，是值得一提的史實外，中法之戰清廷派自強運動名將劉銘傳守台灣，已表示清廷在甲午戰前就已極看重台灣。
       其三應知，中法戰後，劉銘傳自然是首功，他奉派赴台時，官銜是「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前直隸提督」，有戰功後立即升官，當即升為「補授福建巡撫，仍駐台灣督辦防務」〈當時福建比台灣大，地位高〉，法兵退後，他審時度勢，深感閩台難以兼顧，上摺自願放棄閩撫的地位，以求專注於台灣防務。這一棄大就小的抉擇，可見銘傳的遠見──對台灣地位的重視。

果然，他後來建鐵路、開礦產、建病院、設西學堂、蕃學堂、開自來水、推動掃街與公醫的公共衛生制度，在台灣展開其自強運動的理想，當時他的努力成果，受到美日各國的注目，可惜當年清廷正是寡婦孤兒當政，無力對之充分支持；遂使其建設台灣，希望「以一隅為天下倡」的苦心，終無實現的機會。

        此誠劉銘傳之憾事，我寶島台灣之憾事，更中國自強運動之極憾事也。